2013年7月，我去了福建浦城縣榮華山下工作。每天，我會徒步去榮華山走走，有時是十幾分鐘，有時是半個下午，無論是下雨，還是下雪。我漸漸把自己融入了山林里，似乎是山林的一部分。我一個人，深入深山，去辨識植物，去觀鳥，去傾聽蟲鳴，去認知四季的原色，每一次在山林，都會發現奇異的自然之美。即使在同一座山岡上，因天氣因時間因視角的不同，也能發現別樣的美。

榮華山是武夷山南麓的一部分，是一座原生態的國家森林公園，并無人煙。我生活之所，在最矮的一個山岡上。我步行五分鐘，便上了進山的山道。采集野花，尋找樹上或灌木叢里的鳥巢，探訪泉水的源頭，都是我十分樂意做的事情。我完全摒棄了浮躁，洗去了虛化。在深山中，眾生平等，萬物平等，我常想起孟浩然的《江上寄山陰崔少府國輔》所言：“草木本無意，榮枯自有時。”我越發珍愛萬物的生命。

我把看到的自然，感受到的自然，寫成了非常原始的文字。

離開榮華山后，我每個月安排出更多的時間，去更遠的深山。我去了皖南，去了恩施，去了苗族自治州，去了粵北，去了贛西北，去了浙西南。這些地方，有古老的深山。我懷有這樣的想法：以自己的心靈去浸透山林，鳥一樣投奔山林的懷抱，建構一個屬于自己的山地美學：有情、有趣、有思、有異、有美、有靈。

己亥年，我在鄱陽湖流域和饒北河流域，做了為期八個月的觀鳥考察。

每個雙休日我都回到故地——江西上饒廣信區鄭坊鎮楓林村。這里是靈山以北的最大盆地，除了有開闊的田畈，還有河水豐沛的饒北河、茅草茂盛的丘陵，以及松木綿密的高山。我對這個盆地，做了細致的觀察。庚子春，我在楓林生活了三個月，對每一個山坳、每一塊荒坡、每一條峽谷、每一脈山溪，再一次做了實地考察。

在長達七年的野外考察中，我積累了很多素材。根據這些素材，我為榮華山創作了系列散文、為贛東北鳥類生活創作了系列散文，為饒北河荒野創作了系列散文。榮華山系列散文結集為《深山已晚》，于2020年4月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鳥類系列散文結集，已交付廣西師大出版社，進入出版流程之中；“荒野系列”正在創作階段，2020年10月，完成初稿。

三個系列，均屬自然文學。我回歸了傳統的表達。相比于以往文字而言，自然系列更富有詩性，生機盎然，情感更細膩，描寫更細致，有大自然給予人的禪性和道悟。始終如一的是，我熱愛生活的情懷從未改變。在大自然中，一個人徜徉久了，會漸漸忘記很多塵俗中的事，或者說，把塵俗中的很多事，看得很淡，甚而全身心投入到萬物交融之中。我甚至有些武斷地認為，大自然可以治愈人類的心靈疾病。我們不僅僅要去認識生命的偉大，更要去認識生命的渺小，坦誠接受生命渺小的事實，接受生命是一個不斷受到挑戰并因此受難的過程。我深深地知道，生命之所以輝煌，是因為生命在受難中堅韌不拔，閃耀光輝。

在大自然中，沒有一個獨立的生命體，是丑陋的，是可惡的，不道德的。這就是生命的自然倫理。在我無數次目睹諸如蛇偷襲鳥、鳥啄食蛇、鼠狼捕殺山兔等捕食事件發生時，我既為個體失去的生命而惋惜，更為強大的生命而興奮。但我反對人對自然動物的捕殺、圈養和傷害。在現實生活中，我也發現，以傷害自然動物為謀生手段的人，心理大多很陰暗，人生的結局或家庭的狀況都比較糟糕。我有這樣的認識（不敢說是結論）：不敬畏自然生命的人，也不會得到自然的滋養。反之，熱愛草木熱愛蟲鳥的人，活到老年了，皆面目慈善，臉如璞玉。

自2002年開始寫散文，我的寫作屬于率性而為、隨興而作，缺乏嚴格的自律和規劃，也不過于注重實地考察。2013年秋以后，我明顯有了一種緊迫感，即長期深入寫作地理空間，捕捉鮮活的素材，為自己的文字注入生機。這樣的緊迫感來源于對大自然的認知——只有不斷深入大自然，才會深度認識大自然。

我們太需要對大自然探尋并確定新的自然文明體系。我們的祖輩父輩、我們、我們的孩子，均缺少大自然的哲學啟蒙，缺少自然文明的涵養。相較于其他題材領域的文學，如鄉村、愛情、戰爭、城市、科幻、歷史、童話等領域的文學，我們的自然文學至少在體量上，少得可憐；可以稱得上當下自然文學的作家，屈指可數。

在我看來，美國的自然文學在世界自然文學中的影響最大，經典著作很多，產生廣泛影響的自然文學作家很多。愛默生是確立美國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林肯稱他為“美國的孔子”。特麗·威廉斯以家族的地域史為文本創作的主體，她的《心靈的慰藉》寫的是人生遭遇變故后，尋找拯救內心的方式，極具社會學意義。梭羅的文本有很深厚的文學思考、哲學探索以及博物學的體系。約翰·巴勒斯一生中五分之三的時光都在山間度過，他的文本引人入勝。約翰·繆爾既是冰川學家，也是博物學家，被譽為“美國國家公園之父”，他對湖泊、地質的構造，尤其是對加州的群山非常了解，他的文本也圍繞此而作。還有西格德·F.奧爾森，他一生都沒有離開過荒原，83歲的時候在一場冬雪中釣魚，因心臟病發作，倒在了雪地里。他的《低吟的荒野》以春夏秋冬四季描述了美國北部的奎蒂科-蘇必利爾荒原。美國自然文學開山之作之一《瓦爾登湖》，在世界范圍內影響深遠，其作者梭羅更是聲名遠播。奧爾多·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鑒》中提出了“大地倫理”的概念，為人類治理環境提出了科學與哲學的指導。

當然，還有別的國家作家，如日本的德富蘆花，他的散文富于東方文明的自然特質。俄國的米·普利什文作為民俗學家，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對地方民族進行調查，也得以近距離觀察到自然，他的文本內容多以民俗、自然、博物學為核心。英國的自然文學有很深的哲學思考。比如理查德·梅比的《雜草的故事》，他把園藝、文學、歷史、自然、博物學進行了高度的融合。

中國為世界貢獻的最大自然文明成果，是二十四節氣。節氣的交替時間是天體運動的自然結果，概括了自然現象發生的規律，反映了物候、氣候等在季節中多方面的變化，指導著大中華文明下的農業生產。

因為諸多的原因，我們在20世紀80年代，才出現了自然文學，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20世紀80年代以降，國內涌現了徐剛、葦岸、胡冬林、鮑爾吉·原野、劉亮程等一批大家，以及李漢榮、格日勒其木格·黑鶴、李青松、辛茜、項麗敏、東珠等一批優秀的作家。但漢語作家中，還沒出現世界級的自然文學大師，在世界范圍內產生廣泛影響；在自然文學方面，還沒有出現高瞻遠矚的理論構建者。其實，葦岸的《大地上的事情》、胡冬林的《狐貍的微笑》，并不遜色于世界級自然文學大師們的作品，這有待于我們的翻譯家，把漢語的自然文學經典著作推向世界。

據我的了解，國內的自然文學作家中，只有胡冬林是動物行為學家——我們的自然文學作家，源于博物學家身份的，真是太少了！美國的自然文學作家基本上是博物學家。我們缺乏扎實的博物學學養，寫自然文學顯得“營養不良”。所以，“補充營養”和野外實地考察，十分重要和必要。

“忠于自然，卻不雕刻自然之像；忠于內心，卻不失豐富浪漫的想象。于自然而言，最大的人性，是尊重生命，尊重一切生靈的生和死；尊重自然原始的風貌；尊重自然的原則；尊重自然的豐富性和殘酷性、仁慈性。”這是我寫自然文學恪守的原則。我強調在自然中發現生命價值，強調原始之美，強調東方文明中的祥和、寧靜、野趣的元素。

自然文學作品，看似很簡單，其實非常難寫，但野外考察、寫作過程非常享受。這是我個人的寫作體會。寫作自然文學，不但需要學養、體力、毅力，還需要知行合一的情懷。經典自然文學作品出自大地苦行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