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詩人沃爾特·惠特曼的《草葉集》伴隨了幾代中國讀者的成長。早在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之初，這位大詩人就已經(jīng)被當時的留日學生介紹回國。先是田漢于1919年《少年中國》的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了《平民詩人惠特曼的百年祭》一文，文中選譯了《草葉集》里的詩歌片段。隨后，郭沫若又在《時事新報》上翻譯了《草葉集》里的一篇《從那滾滾大洋的群眾里》，自此打開《草葉集》在中國的譯介之門。

回顧《草葉集》的百年翻譯史，可謂名家輩出、譯本眾多，那么《草葉集》的諸種中譯本各有什么特點？趙蘿蕤先生的譯本又為何能夠脫穎而出、被眾人評為“最佳”？

民主與自由之歌

郭沫若在日本留學時，受到白樺派作家影響，對惠特曼推崇備至。彼時國內(nèi)正值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郭沫若從惠特曼恢弘震撼的詩句中興奮地找到了自己的聲音。郭沫若不僅是中國翻譯《草葉集》的先驅(qū)，他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也深受惠特曼影響，甚至可以說，沒有《草葉集》，就沒有郭沫若石破驚天的詩集《女神》。如今看來，不管是自由無拘的外在形式，還是激越高亢的情感表達，《女神》這部中國新詩的奠基之作都無法擺脫《草葉集》的影子。

郭沫若之后，《草葉集》又受到徐志摩、徐遲、公木、袁水拍、荒蕪、綠原等詩人的關(guān)注，他們都曾零星地翻譯過惠特曼的詩歌。不過在民國年間，《草葉集》的翻譯還要屬楚圖南的貢獻最大。

楚圖南一生有過多種身份，他是革命家、外交家，也是學者、翻譯家、書法家，還是中國民主同盟的重要領(lǐng)導人。楚圖南1899年生于云南文山，14歲離開文山到昆明上中學，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在校期間從李大釗那里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熏陶。大學畢業(yè)后，楚圖南回到昆明，任教于省立一中。1925年，楚圖南返回北京，在東交民巷蘇聯(lián)大使館見到李大釗，李大釗要求他轉(zhuǎn)赴東北工作。楚圖南到東北后，迅速與當?shù)攸h組織建立聯(lián)系，并在多所學校任教，利用中學教員身份向青年學生宣傳蘇聯(lián)十月革命和馬列主義，參與了中國共產(chǎn)黨在東北的早期活動。 

1929年，楚圖南在吉林省立二師任國文教員，在校長謝雨天的支持下，他團結(jié)一批進步學生開展革命活動，國民黨當局因此撤銷謝雨天的校長職務，將其調(diào)到省立五中擔任教務主任。謝雨天在省立五中繼續(xù)撒播學潮火種，后因人告發(fā)，連同其他進步教員一起遭軍警逮捕，楚圖南也牽連入獄，史稱“吉林五中共產(chǎn)黨案”。楚圖南最終被判“危害民國緊急治罪”、“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罪”，獲有期徒刑9年零11個月，關(guān)進吉林省第一監(jiān)獄。

獄中的楚圖南堅持學習外語，從事翻譯著述，先后譯出了當時在中國知識界很受歡迎的德國哲學家尼采的《查拉斯圖拉如是說》《看哪，這人》，還創(chuàng)作了小說集《沒有仇恨和虛偽的國度》?！恫萑~集》也是楚圖南系獄時開始翻譯的。

楚圖南選譯的《草葉集》1944年被命名為《大路之歌》出版，盡管收詩數(shù)量較少，但卻是國內(nèi)出版的第一本《草葉集》詩選。1949年，在宋慶齡基金會的資助下，收詩更多的《草葉集選》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包括詩人各個時期的大部分代表作。1955年，適逢《草葉集》初版100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對楚圖南譯《草葉集選》進行校訂再版，并增加《法蘭西之歌》等三首國際題材詩歌。 

《草葉集選》，楚圖南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版

繼楚圖南之后，第二位翻譯《草葉集》選本的是出身江蘇常州的詩人屠岸。1948年，25歲的詩歌青年屠岸出版了《草葉集》的選譯本《鼓聲》，由于是自費印刷，他還杜撰了一個“青銅出版社”，書中配有六幅由著名版畫家王麥桿創(chuàng)作的木刻插圖。該書除了收錄惠特曼短詩52首之外，還附有美國詩人桑德堡為現(xiàn)代文庫本《草葉集》撰寫的《序言》與譯者編寫的《惠特曼小傳》《論介紹惠特曼》兩篇文章。 

《草葉集》之所以能夠在當時得到中國文壇的注意，根本原因在于它體現(xiàn)出的自由民主思想，完美契合了中國“五四運動”后的時代精神。詩集的名字“草葉”是一種最普遍、最平凡的意象，它充分象征了民主的品質(zhì)，以及無拘無束的自由體詩（Free Verse）形式?；萏芈鼰崆橘濏灩I(yè)文明和現(xiàn)代科學，一反美國19世紀流行的浪漫主義、超驗主義對自然的崇尚，此外《草葉集》中還有大量表現(xiàn)奴隸、性別、族群平等的詩篇。這些特點都促成了《草葉集》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廣泛傳播。

全譯本的問世

中國臺灣的楊耐冬教授翻譯的《草葉集》是第一個公開出版的漢語全譯本。楊耐冬這位譯者的信息在大陸幾乎沒有介紹，目前只在林煌天主編的《中國翻譯詞典》中查到些許信息。楊耐冬1933年生，湖南宜章人，既是翻譯家，也是作家。他早年畢業(yè)于臺灣大學外文系，歷任臺灣大學外文系、私立淡江大學英語系講師、教授，新竹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著有小說集、散文集、詩集、文學評論集多種，曾用筆名楊荻、楊漁、楊書佃、楊養(yǎng)須等。 

楊耐冬翻譯的《草葉集》1983年由臺灣志文出版社出版，除此之外，他還譯有馬爾克斯、杰克·倫敦、斯坦貝克、威廉·戈爾丁、博爾赫斯等一大批作家作品，為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在臺灣地區(qū)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

作為中文世界第一個《草葉集》全譯本，楊耐冬功不可沒，同時無需諱言的是，該譯本存在不少硬傷，出現(xiàn)了多處誤譯，如其中一首詩的標題原文為The Wound-Dresser，描寫的是詩人在南北戰(zhàn)爭期間救護傷員的情形，楊耐冬卻將其錯譯成“化妝師”。而且楊耐冬譯本還放棄了惠特曼原始的編排方式，代之以詩歌創(chuàng)作年代先后順序排列，這樣就打破了《草葉集》原來各組詩的主題和結(jié)構(gòu)，對讀者理解詩集造成一定困難。

1987年，大陸首個《草葉集》全譯本問世，譯者是楚圖南、李野光二人聯(lián)合署名。李野光1924年出生，湖南漣源人，是楚圖南的晚輩。1951年，李野光畢業(yè)于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1954年負責與世界各國進行民間文化交流的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xié)會成立，楚圖南擔任第一屆會長，李野光被分配到協(xié)會擔任機關(guān)秘書和政策研究相關(guān)工作，后來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世界文學》編輯部工作，二人大概都沒想到后來會因為惠特曼留下譯史佳話。 

李野光翻譯惠特曼純屬偶然，1980年他“因故”離開《世界文學》編輯部，結(jié)果在所長馮至先生的關(guān)心下又進入英美文學研究室工作。當時英美室的負責人董衡巽向李野光建議研究惠特曼，雖然此前對惠特曼基本沒有了解，但他也沒多想就一口答應下來。在《詩刊》特約編輯、“九葉派”女詩人陳敬容的熱心鼓勵下，李野光翻譯了越來越多惠特曼的詩歌。

既然有楚圖南的選譯本在前，李野光為何不另起爐灶進行翻譯，而是選擇接續(xù)楚圖南的工作，補譯《野草集》呢？李野光解釋道：

“1981年冬，我向人民文學出版社建議再來一本惠特曼詩選。當時的出版社外國文學室主任綠原本是個惠特曼愛好者，他很快回信表示歡迎，但要求出全集，或在楚譯基礎上續(xù)成，或從頭重譯均可。對此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作為譯詩新手，我難以承擔從頭重譯的任務。況且楚老曾是我在對外文委的領(lǐng)導，選集新版校訂者王岷源先生又是我北大的老師，我怎能把他們撇開呢？這樣，我決定采取續(xù)譯方式，與出版社達成了協(xié)議?！保ɡ钜肮猓骸断喾戟M路，別是情緣——我與惠特曼和<草葉集>》，收《一本書和一個世界》，昆侖出版社2008年）

譯詩出版后，李野光再接再厲，繼續(xù)對惠特曼進行整體的深入研究，一年后即出版了《惠特曼研究》（漓江出版社，1988年）、《惠特曼評傳》（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等專著。

李野光在西方現(xiàn)代詩歌譯介方面用力甚勤，惠特曼之外，他還譯出了兩位希臘大詩人的作品，分別是197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埃利蒂斯的《英雄挽歌》（漓江出版社，1987年）和196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菲里斯的《畫眉鳥》（漓江出版社，1995年），這兩本譯詩集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當代詩人也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十余載光陰鑄成譯著經(jīng)典

趙蘿蕤著手翻譯《草葉集》全本的時候，只讀過楚圖南選譯的版本。1962年，“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編輯委員會”（“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即民間俗稱的“網(wǎng)格本”）把翻譯《草葉集》全本的任務交給趙蘿蕤，因為她早在1937年就將英國詩人T.S.艾略特的劃時代長詩《荒原》譯成中文，備受矚目。

接受任務后，趙蘿蕤多方搜讀與惠特曼相關(guān)的外文資料，不料剛開始翻譯就遭遇“文革”，翻譯工作陷于停滯。一直到1978年，“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編輯委員會”才再次約請趙蘿蕤繼續(xù)翻譯《草葉集》。

當時已經(jīng)66歲的趙蘿蕤憑借強大的毅力和信念，重新拾起荒廢十年的譯筆。1987年，在她翻譯的《草葉集》全譯本正式出版之前，上海譯文出版社將其中最重要的詩篇《我自己的歌》收入“外國詩歌叢書”，先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隨后1991年，趙蘿蕤譯的“網(wǎng)格本”《草葉集》才終于問世。

《草葉集》，趙蘿蕤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版

如今近30年過去，梳理趙蘿蕤之前和之后的各種《草葉集》譯本，讀者的口碑證明還是趙蘿蕤的版本為“最佳”。盡管評判文學作品似乎并無客觀標準，但從文本的直觀印象上講，趙蘿蕤的譯本無論從語言風格還是準確性上都更勝一籌，以《草葉集》開篇的第一首《我歌唱自己》為例，英文原文為：

One's-self I sing, a simple separate person,

Yet utter the word Democratic, the word En-Masse.

Of physiology from top to toe I sing,

Not physiognomy alone nor brain alone is worthy for the Muse, I say

the Form complete is worthier far,

The Female equally with the Male I sing.

Of Life immense in passion, pulse, and power,

Cheerful, for freest action form'd under the laws divine,

The Modern Man I sing.

先看李野光翻譯的版本：

我歌唱一個人的自身，一個單一的個別的人，

不過要用民主的這個詞、全體這個詞的聲音。

我歌唱從頭到腳的生理學，

我說不單止外貌和腦子，整個形體更值得歌吟，

而且，與男性平等，我也歌唱女性。

我歌唱現(xiàn)代的人，

那情感、意向和能力上的巨大生命，

他愉快，能采取合乎神圣法則的最自由的行動。

再看趙蘿蕤的版本：

我歌唱自己，一個單一的、脫離的人，

然而也說出民主這個詞，全體這個詞。

我從頭到腳歌唱生理學，

值得獻給詩神的不只是相貌或頭腦，我是說整個結(jié)構(gòu)的價值要大得多，

女性和男性我同樣歌唱。

歌唱飽含熱情、脈搏和力量的廣闊生活，

心情愉快，支持那些神圣法則指導下形成的、最自由的行動，

我歌唱現(xiàn)代人。

通過與原文對比不難發(fā)現(xiàn)，趙蘿蕤譯詩的一大特點就是直譯原則。本詩的最后一小節(jié)，李野光根據(jù)全句意思顛倒了詩行的上下次序，沒有按照原詩排列將“我歌唱現(xiàn)代人”放至最后一行。而趙蘿蕤則嚴格按照原詩的語言單位進行直譯，特別是“歌唱飽含熱情、脈搏和力量的廣闊生活”一句尤其精彩，相較下，李野光的譯法就有些不知所云了。

其次，趙蘿蕤在譯著中還會添加大量注釋，為讀者介紹詩歌的創(chuàng)作背景以及費解的難點。仍以上述詩為例，趙蘿蕤在標題注釋里寫道：“這里不是指一般的自我，而是指一個人的特性和內(nèi)心?！壁w蘿蕤為了翻譯《草葉集》，傾注十幾年的光陰，將她所有能找到的相關(guān)文獻通讀一遍，如此才有了書中詳實的注釋。 

最后不得不說，趙蘿蕤本人的生命經(jīng)歷也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她的翻譯。趙蘿蕤出身名門世家，父親是基督教神學家趙紫宸，從小接受了優(yōu)良教育。趙蘿蕤的丈夫是著名的“新月派”詩人、古文字學家陳夢家，陳夢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開始后，陳夢家夫婦更是雪上加霜，遭受了殘酷的精神虐待和折磨，導致陳夢家決定自殺。趙蘿蕤發(fā)現(xiàn)了陳夢家第一次的自殺行為，及時阻止搶救，但陳夢家去意已決，還是在1966年第二次自殺離世，此事對趙蘿蕤打擊極大。經(jīng)歷如此劫難后，她只有隱忍巨大不幸，在晚年全身心地投入《草葉集》的世界，用惠特曼那些強壯的詩句撫慰自己內(nèi)心的愴痛。

由于是名家名譯，趙蘿蕤譯的“網(wǎng)格本”《草葉集》坊間早已難覓，多年來只能在舊書肆上高價收購，而今后浪出版公司將之再版，不失為功德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