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當原文中人物形象的態度評價意義與目的語文化語境的價值判斷有出入時，譯者通過改譯、增譯、明晰、省略等策略使譯文中的態度意義更加貼近目的語讀者的情感反應、倫理判斷和美學價值，從而弱化了中西文化差異對西方讀者產生的閱讀沖擊，淡化了他們對《暗算》人物形象產生的違和感與陌生感，使之在異域的接受更加自然順暢，從而更好地講述了中國故事。本文從譯者評價的角度，通過研究譯者對麥家小說《暗算》中人物形象富含態度評價意義的詞句所采取的翻譯策略和方法，探究其背后所體現的譯者價值判斷，從而對人物形象的譯者評價效果加以考察。

關鍵詞：譯者評價 《暗算》 人物形象 效果

《暗算》于2003年在國內首次出版。2008年，麥家憑借該作品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2019年，《暗算》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1。茅盾文學獎獲獎詞對此給予了充分肯定：“《暗算》講述了具有特殊稟賦的人的命運遭際，書寫了個人身處在封閉的黑暗空間里的神奇表現。”“破譯密碼的故事傳奇曲折，充滿懸念和神秘感，與此同時，人的心靈世界亦得到豐富細致地展現。”2

2015年，《暗算》英譯本由英國漢學家米歐敏（Olivia Milburn）及翻譯家克里斯托夫?佩恩（Christopher Payne）合譯而成，由英國企鵝出版社出版，并收錄入“企鵝經典”文庫。截至2019年底，《暗算》中文版全球館藏量達366家，英譯本館藏量達91家3。此外，《暗算》還被翻譯成西班牙語、法語、德語等多種語言在國外出版。可以說，《暗算》是又一成功走出國門的麥家作品。2015年，英國專業書評人馬科?福布斯（Malcolm Forbes）在主流媒體上對《暗算》英譯文發表了題為《麥家的〈暗算〉照亮了中國的秘密世界》的書評，直接指出《暗算》人性書寫的開拓性意義：“《暗算》是一部令人著迷的作品，它對受挫的天才（thwarted geniuses）和被束縛的人生（restricted lives）進行了曲折地、謎團般地探索。這種探索非常具有原創性（compellingly original）。”4顯然，《暗算》中的人性書寫獲得了西方讀者的認可，拉近了與他們的距離。正如麥家所說：“一本書有人類的心跳，才能和讀者心心相印”，而這才是“文學應該承擔的價值”。5

目前國內學者對《暗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學批評領域，他們從文本中的符號意義6，小說中人物、敘述和語言等方面的“奇正互生”特征7，麥家小說人性敘事的格局8，麥家俠義敘述的特點9以及“小說-電視劇-小說”的改編和傳播模式10等角度對《暗算》的文學意義進行了解讀。然而，從翻譯角度對《暗算》譯介與接受的研究幾乎空白，對《暗算》中小說人物形象的譯者評價效果更是較少關注。如前所述，《暗算》在“諜戰”外衣包裹下的人性書寫不僅使其在國內享譽一時，其英譯文亦獲得了西方讀者的認可，這當然離不開譯者的功勞。麥家說：“翻譯是二度創作，是作品的再生父母，他們既可以把一部二流作品提升為一流作品，也可能把一部經典之作糟蹋掉。”而他自己非常幸運，遇到了一位好翻譯。11那么，在英漢語言的轉換和東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譯者對《暗算》中人物形象的態度評價意義進行了怎樣的改寫？這種改寫對其英譯文在目的語語境中的接受產生了怎樣的效果呢？本文擬從譯者評價的角度，通過研究譯者對小說人物形象刻畫中富含態度評價意義的詞句所采取的翻譯策略和方法，探究其背后所體現的譯者價值判斷，從而對人物形象的譯者評價效果加以考察。

評價理論與譯者評價

評價理論是系統功能語言學中對“人際功能”研究的新拓展。根據Martin & White的理論建構，評價系統由態度（attitude）、介入（engagement）和級差（graduation）三大子系統組成。態度是對人的情感、人的行為以及事物價值的評價資源，分為情感（affect）、判斷（judgement）和鑒賞（appreciation）三個小系統，態度子系統是整個評價系統的核心。介入是態度的來源，由單聲（monogloss）和多聲（heterogloss）兩個小系統組成。而級差是對態度和介入程度的分級，跨越整個評價系統，分為兩個小系統：語勢（force）和聚焦（focus）。

文學作品創作離不開社會文化的大環境，同時作者個人的情感體驗、價值判斷等因素亦會融入其中，因而作品體現了作者對現實世界的態度評價。譯者在跨語言、文化的翻譯過程中，同樣會受到目的語社會文化以及個人的教育背景、思想意識等因素的影響，此外翻譯目的、讀者期待和譯文功能等文本外因素亦會對翻譯過程形成制約。因此，文學作品翻譯不是對原文亦步亦趨地照搬，而是融入了譯者的價值判斷，從而在譯文中形成不完全與原作相同的態度評價。甚至可以說，任何譯文都是譯者“介入與主體性評價（intervention and subjective evaluation）”的結果。而評價理論能夠為辨析文本中譯者評價的“關鍵之處（critical point）”12提供理論框架。因此，我們以評價理論為基礎，對《暗算》英譯文中體現譯者評價關鍵之處的詞句加以描述和闡釋, 從微觀角度揭示翻譯中影響譯者評價的關鍵點，以及譯者評價對譯文在目的語語境中的接受所產生的影響。

《暗算》英譯文中人物形象的評價意義改寫

麥家作品中所塑造人物的職業特征對他作品的類型性建構至關重要。《暗算》中的瞎子阿炳、“有問題的天使”黃依依和“為密碼而生，為密碼而死”的陳二湖等人物，都是職業破譯密碼的人。因為這一職業的特殊性，這群人從不為社會所熟悉，中國乃至世界上都不曾有人對他們的事業、情感、生活、人格等進行過書寫，他們是“謎一般的存在”。

《暗算》第一譯者米歐敏為英國漢學家，精通中國古典文學，而她“學習中國當代文學的引路人之一”便是《暗算》。她與克里斯托夫?佩恩合譯的《解密》和《暗算》被英國《經濟學人》雜志高度評價為“翻譯界的瑰寶”。她決定翻譯麥家作品，一是基于她作為土生土長的英國人對西方讀者的文學喜好、閱讀期待等的敏銳體察以及對西方圖書市場的判斷；二是作品本身的魅力，她尤其“喜歡麥家作品的黑暗面，特別是其中對極其聰明之人陷入棘手困境的描寫”，她為麥家對“悲劇天才”人物的塑造和對人性的探索所打動。面對翻譯中中西文化的巨大差異，她“不能確定這些作品要求西方讀者具備多少相應文化或歷史背景的知識儲備”，她覺得“有時候這確實會使人們疏遠這些翻譯作品”，所以希望“可以找到合適的信息呈現方式，便于讀者理解”。13對于原作中的微言大義，她會“用自己理解后的英語方式描述出來，讓讀者閱讀起來更為流暢”，她希望“讀者在閱讀時感覺是麥家自己在用英文寫作”。14

從譯者評價的角度來看，譯者為解決翻譯中的跨語言、跨文化障礙而采取的“合適的信息呈現方式”和“自己理解后的英語方式”，正是譯者評價關鍵之處的體現。鑒于此，本研究擬從評價理論的態度子系統入手，從情感、判斷和鑒賞三方面對《暗算》譯者決策過程中的評價性語言進行描述和闡釋，探索其背后的原因以及產生的效果。

（一）情感

情感是情緒性的，是對行為的反應。情感涉及人們正面或反面的感情，如喜歡/不喜歡、高興/痛苦、自信/擔憂、感興趣/厭煩等。15情感一方面具有共通性和普遍性，另一方面又受到社會文化、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因此，譯者在跨文化的翻譯活動中，勢必對原文中的人物形象和情感意義形成自己的價值判斷和理解，從而通過不同程度的譯者主體性介入，再現原文中的“共通性”情感，協調“沖突性”情感，使譯文情感與目的語讀者產生共鳴。

例1．a.看著兩個人惡心得像蒼蠅一樣在我身邊轉著，我渾身都覺得不舒服，所以，很快就抽身走掉了。16

Seeing the two of them circle me like a pair of disgusting flies, I felt really uncomfortable; and so pretty quickly I got up and left. 17

b. 走出書記辦公室，我想把黃依依也從腦海里甩出去，但似乎不那么容易，她的形象、聲音、話語、舞姿等，老是像蒼蠅一樣，在我眼前飛來舞去。18

As I left the Party secretary’s office I put Huang Yiyi to the back of my mind, but it wasn’t that easy. Her appearance, her voice, her words, her movements as she danced, came flying in front of my eyes like a persistent bluebottle. 19

c. 她充其量不過是一只“有思想的蒼蠅”而已。20

Fundamentally she was just a clever bourgeois element. 21

例1中的“她”是女主角黃依依，一個從美國留學歸來的數學家。而敘述者“我”正是慧眼識珠將“她”帶回701單位的人安在天。原文中“我”三次將“她”比喻成“蒼蠅”，但該意象所承載的情感意義卻不盡相同：a句的語境是“她”主動邀請“我”跳舞，“我簡直覺得荒唐”，沒答應她，她“像中了邪似的……掉頭即去找那個大胡子跳”。22所以“我”覺得“兩個人惡心得像蒼蠅一樣”，顯然“蒼蠅”意象表達了態度資源中“厭煩”的情感意義。從譯文來看，譯者對此感情完全認同，因而直譯為“disgusting flies”（惡心的蒼蠅），完整地保留了原文的情感意義，同時黃依依說話行事任性、無拘無束，放任自由的女性形象在譯文中得以完整保留。

b句表達了與a 句中的“厭煩”不同的情感意義：“她”與眾不同的個性讓“我”漸生好感，于是“我”心煩意亂，想忘記卻又無法做到，正如“蒼蠅”一般，揮之不去。所以此處“蒼蠅”意象表達了“我”對“她”的一種含蓄的“喜歡”的情感，體現了“我”情感的變化。譯者深諳原文之意，選取了“蒼蠅”的下義詞“青蠅”（bluebottle）來翻譯這一意象，從而以青蠅飛行時發出很大嗡嗡聲的特點來生動地隱喻“她”讓“我”心煩意亂的微妙情感，可見譯者對源語的深切領悟以及熟練駕馭目的語的功夫。同時，譯者在其前面增譯了一個表示級差的詞 “persistent”（持續的），更加增強了“喜歡”這一情感意義的程度，也讓原文中隱化的情感顯化出來。顯然這是譯者主體性的體現，因為從中西民族性格來看，中國人性格趨于內斂含蓄，而西方人則更加外向直接，因而此處情感的顯化處理能使譯文中的人物性格更加符合西方讀者的認知。總體來看，a、b兩句的譯文都采取了直譯策略，傳達了與原文基本一致的情感意義，保留了原文的人物形象。

但c句對“有思想的蒼蠅”的處理則體現了譯者評價的關鍵之處。Munday指出，譯者評價的關鍵之處在于“翻譯中譯者需要進行闡釋，甚至實質性介入的地方”。23從原文語境來看，“我”認為“她本來就在美國生活多年，思想上難免不受影響”，所以“我們……要改造她”24，她“是一顆飽受資產階級思想侵害的大毒草”。25可見，原文中的“思想”是受美國影響的、需要被“改造”的資產階級思想，“有思想的蒼蠅”承載了負面的情感意義，表現了一種“不喜歡”的情感。但基于中西意識形態的差異，譯者將該意象進行了明晰化、具體化的闡釋，將“有思想的蒼蠅”這一隱喻喻體直接翻譯成其本體“bourgeois element”（資產階級分子）這一概念詞匯。Martin & White認為，盡管構建人際意義的態度資源主要是表態詞匯，有些表達概念意義的詞匯也可間接表達態度。26此處，“資產階級分子”這一概念在西方讀者的情感認知中屬于中性詞匯，因而間接地表達了中性情感意義，對原文的負面情感意義進行了改寫。此外，譯者還進行了實質性介入，增譯了“clever”一詞對其進行修飾，從而譯文中“資產階級分子”不僅無需“被改造”，相反還具有了睿智性，而黃依依的負面人物形象也得以徹底改變，表現為一個睿智的資產階級女性形象。譯者此處評價意義改寫是由于西方讀者對評價對象的情感態度與源語讀者大相徑庭，原文中的負面情感意義無法引起他們的共鳴。因此譯者的主體性介入成功地避免了西方讀者情感上的不和諧，使黃依依的人物形象更加符合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標準，從而有利于譯文在西方讀者中的情感認同。

Martin & Rose提出，在對態度評價意義進行考察時，語境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變量。27尤其在小說文體中，敘述背景、說話語氣、情境氣氛等都能隱性或顯性地烘托出敘述者或人物角色的立場和態度。譯者對漢語和中國文化的精通讓她敏銳地意識到原文中三處“蒼蠅”意象因語境的改變而承載了不同的情感意義，同時因中西讀者的情感認知不盡相同，因而她運用不同翻譯策略將同一意象進行了不同處理，體現了不同程度的情感意義改寫：a句和b句原文中的情感是普遍人性的體現，是人類共通的感情，所以譯者以直譯的方法對其情感意義和人物形象予以保留。同時，鑒于b句涉及到中西民族性格差異，譯文將原文中隱化的情感意義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顯化，在級差上有所改變。但由于意識形態差異，c句原文傳遞的情感在目的語讀者中無法引起共鳴，譯者此處進行了“實質性介入”，使譯文更符合目的語讀者的情感認知，體現了譯者評價的主體性立場。

（二）判斷

判斷是倫理性的，是對行為的評估，涉及人們對行為的態度，如贊美/批評，表揚/譴責等。判斷由社會評判（social esteem）和社會約束（social sanction）組成。社會評判是從規范（normality）、才干（capacity）、韌性（tenacity）三個角度對人的個性及行為作出判斷。社會約束則是從誠實（veracity）和妥當（property）兩個角度出發。28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根基必然導致雙方在道德準則和倫理規范等方面形成差異，因而對人的個性和行為的判斷標準亦有所不同。中國文學英譯中，中國文化語境對作品中人物和行為的判斷與西方文化語境產生差異時，譯者需要對原文人物的評價意義進行一定程度的改寫，從而改變原文中的人物形象，使之契合目的語讀者的倫理判斷。

例2．雖然我同她剛認識，不了解她，但我看她的目光可以看得出來，她內心充滿欲望，她是個心氣浮躁的人。29

… even though I’ve only just met her and don’t really know her at all, I can see from her eyes that she is full of hope, that she is an impulsive person. 30

陳二湖作為701單位的元老，對黃依依破譯“光密”并沒有信心，認為她“天生不是破譯密碼的人”，因為破譯密碼就是“聽死人的心跳聲，需要我們有死人一樣的清心寡欲和榮辱不驚的定力”。但黃依依正好相反，“她內心充滿欲望”，是個“心氣浮躁的人”。在眾人的目光中，黃依依在701單位的第一次亮相就是穿著“一套非常低領的毛衣……里面的白襯衫上面兩個紐扣都沒有扣，露出了很大一片白生生的肉，甚至還隱隱看得見乳溝，嘴唇也畫得紅鮮鮮的……打扮得像個女特務似的”。31顯然，這和當時中國文化語境中普遍接受的社會行為評判標準不符，也有悖于破譯人員的人物身份。因此，根據評價理論，原文“內心充滿欲望”屬于“判斷”系統中“社會評判”子系統下的“規范”范疇。所謂“規范”，即判斷一個人的行為是否符合常規。顯然原文對黃依依的行為給予了否定評價，認為其不符合“規范”。

譯文中“內心充滿欲望”被改譯為“she is full of hope”（她的內心充滿希望），顯然譯者對原文的評價意義進行了改寫，融入了譯者個人的價值判斷，主要體現于兩點：（1）盡管原文“內心充滿欲望”和譯文“she is full of hope”同屬于“判斷”系統中的“社會評判”子系統，即都是對人物的個性和行為作出的判斷。但原文“內心充滿欲望”是對人物行為是否符合“規范”的判斷，屬于“規范”范疇。譯文“she is full of hope”則是對人物個性是否樂觀、堅強、勇敢，是否有“韌性”的評價，屬于“韌性”的范疇。（2）譯者將原文中的否定評價意義改寫為譯文中的肯定評價意義，將原文中人物行為不符合社會規范的倫理判斷，改寫為譯文中人物“內心充滿希望”的肯定的“韌性”判斷，因而譯文塑造了一個個性鮮明、內心充滿希望的不平凡的女性形象。

譯者此處評價意義的改寫是由于中西文化對個人價值的理解和女性行為的道德評判標準不一致。中國文化重視統一性，而西方文化強調多元性和差異性。因此，在對個人價值的理解上，西方文化強調人作為獨立個體的地位，而中國文化則“慣于把人看作群體的一分子，是他所屬社會關系的派生物，他的價值因群體而存在并借此體現”。32原文中當黃依依的言談舉止表現得另類、張揚、特立獨行時，其行為不符合中國文化所崇尚的“統一性”“集體性”等道德標準，打破了“社會評判”中的“規范”范疇。此外，黃依依“開放的”性格、“大膽的”穿著，“充滿欲望”的表現亦有違中國文化對女性行為的評判標準。因而黃依依在原文中被塑造為“有問題的天使”形象。33但從西方文化語境來看，黃依依的所作所為是其作為獨立個體的價值所在，不僅與西方讀者推崇的價值觀一致，她所表現出的積極、樂觀和“充滿希望”的“韌性”等個性特征亦是西方讀者對女性美好形象的期待。可見，此處譯者評價語言的介入，徹底改變了譯文中黃依依的人物形象，這既是目的語文化語境的要求，又符合西方讀者的價值判斷。

（三）鑒賞

鑒賞是美學性的，是對一些符號現象和自然現象在特定領域中是否有價值的評估，如乏味/有趣、平衡/失衡等。鑒賞分為三類：（1）反應（reaction）：即我們對事物的反應，如該物是否吸引我們，是否討人喜歡等；（2）構成（composition）：即該物的構成，包括其均衡性、復雜性等；（3）估值（valuation）：即該物的價值，如是否創新、真實、及時等。34因地理位置、歷史演變、經濟發展等因素影響，不同文化對相同事物的美學評價可能會有差異，體現在人們對事物的反應、對事物構成的評價、對事物價值的評估會有所不同。翻譯中當源語文化所蘊含的美學價值與目的語文化相駁斥或背離時，譯者需要對該關鍵之處進行評價，從而“緩和”文化沖突，促進譯本在目的語文化中的接受。

例3.她嘆了口氣，苦笑道：“沒有什么對不對的，一個甚至都不知道為什么活的人，也許就同一只豬或狗沒有兩樣，在哪里都一樣。在這里，我起碼還是一只有功勞的狗，受人尊敬的狗。也許這就是我不走的原因，決不是為你，也不是為哪個男人，就是為自己，行了吧？這樣你理解了吧？” 35

She sighed and said with a bitter smile: ‘This isn’t about having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I have no idea why I am even alive, so wherever I go it would be the same. At least here I have been able to make a contribution, people respect me. Maybe that’s why I didn’t leave. I am not staying for your sake, or for any other man, but for my own, OK?Do you think you can understand that?’36

黃依依多年在國外留學的經歷讓她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表現出強烈的個人意識。而在當時中國紅色政治革命的特殊時期，在國家安全至高無上的秘密單位，集體主義思想深入人心。當個體訴求與時代語境格格不入時，黃依依面對的是“不知道為什么而活”的茫然，她覺得自己“同一只豬或狗沒有兩樣”，即使在701單位她也只是“一只有功勞的狗，受人尊敬的狗”。此處“豬”和“狗”是黃依依對自我價值的評價，在評價理論中屬于“態度系統”中“鑒賞”子系統下的“估值”范疇。所謂“估值”，即是對事物價值的評估。在中國文化中，“豬”和“狗”常用來比喻地位卑微的人或物，如漢語中有“豬狗不如”“泥豬瓦狗”等，可見黃依依用“豬”“狗”的意象來比喻自我價值之卑微，同時也影射了她個人的悲劇結局。

然而譯文將黃依依用以自嘲的“豬”“狗”意象進行了完全的省譯，體現了譯者評價的關鍵之處，主要基于三點：其一，從認知層面看，原文中的“豬”“狗”喻義對西方讀者來說并不能引起相同的認知。特別是“狗”的意象在西方文化中享有較高的地位，這從英語習語如lucky dog（幸運兒）中可見一斑。因此，如果將原文中的“豬”“狗”意象照搬進譯文，譯文讀者非但不能領會原文中小說人物對自我“估值”的貶低，還有可能引起相反的認知。其二，從價值觀層面看，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個人主義價值觀，因而西方讀者對當時中國社會高度體現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無法理解，對于特殊形勢下中國人民所表現出來的愛國熱情和自我犧牲精神感到困惑，而黃依依這個異質的個體在強大的集體主義文化磁場中所遭受的孤獨和無助亦很難和他們產生情感的共鳴。其三，從主流詩學層面看，英語中“hero”一詞有兩層主要含義，即“主人公”和“英雄”。在西方詩學傳統中，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是“英雄式的人物”，他們具有“特立獨行的風范，敢于藐視權威的勇氣，獨立的思想和獨到的見解”，他們身上體現著強烈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而原文中黃依依在經歷了現實的挫折后開始對個人價值自我懷疑和自我貶低，這樣的轉變與西方讀者所熟悉、認可和期待的英雄形象有出入，因而與西方主流詩學不相符。鑒于此，譯者在翻譯時融入了自己的美學評價與價值判斷，在一定意義上減輕了人物對自我價值“估值”貶低的程度，從而使黃依依這一“女性英雄”的形象更容易為西方讀者所接受。

Munday指出，譯者評價關鍵之處的內涵和人類學家Michael Agar定義為“文本中暗含文化差異”的“意義豐富之處（rich points）”有異曲同工之妙。譯者評價關鍵之處主要發生于“語篇或文化層面（textual or cultural level）”，并且會“導致文本的態度意義在目的語語境中發生變化”。38換言之，在翻譯活動中，文化因素是譯者主體性介入的主要原因，并且會直接導致對原文態度評價意義的改寫。從上文分析我們看出，《暗算》譯者在關鍵之處的介入和評價主要是因為中西文化在意識形態、社會道德、倫理規范、語言認知、價值觀和主流詩學等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因而當原文在情感認知、倫理判斷和美學鑒賞等方面體現的態度評價意義在目的語讀者中無法產生共鳴時，譯者通過實質性介入對原文態度評價意義進行了改寫，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文化沖突，有效地促進了譯本在目的語文化中的接受。

結 語

當原文中人物形象的態度評價意義與目的語文化語境的價值判斷有出入時，譯者通過改譯、增譯、明晰、省略等策略使譯文中的態度意義更加貼近目的語讀者的情感反應、倫理判斷和美學價值，從而弱化了中西文化差異對西方讀者產生的閱讀沖擊，淡化了他們對中國文學人物形象產生的違和感與陌生感，使文學作品在異域的接受更加自然順暢。這說明中國當代小說要得以成功譯介和接受，譯者只是遵循準確流暢的標準是遠遠不夠的，還要發揮譯者評價的主體性，“要讓西方讀者捧起書來，少一點隔閡和異樣感”，“在細節方面則要多顧及他們對東方文化的求知心理”，39使譯文成為符合目標讀者閱讀習慣和思維方式的有效翻譯，從而具備在接受文學體系中閱讀與流通的潛質，真正實現翻譯的功用與價值。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讀者評價視域下麥家小說在英語世界的譯介與接受研究”（項目編號：19YJC740051）與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翻譯學研究中心2017 年招標項目成果“‘他者’眼中的西湖及其文化——基于西湖詩詞的英譯研究”（項目編號：CTS201712B）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王志艷:《〈平凡的世界〉等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湖南工人報》2019年9月28日。

2 http://www.china.com.cn/book/zhuanti/7mdwxj/node_7055562.htm.

3 http://worldcat.org/identities/lccn-nr96021286/.

4 Forbes, M. Book review: Mai Jia’s In the Dark Shines a Light on China’s Secret World. The National, 2015-08-27.

5 周佳駿：《〈解密〉為何能暢銷全球 作家麥家對話翻譯家米歐敏、克里斯托夫?佩恩》，《文化交流》2019年第4期。

6 劉晗：《符號?存在?政權——麥家小說〈暗算〉中的編/解碼闡釋》，《南方文壇》2013年第3期。

7 韓松剛：《麥家小說的“奇”與“正”——以〈暗算〉為例》，《當代文壇》2019年第2期。

8 寧芳、張學昕：《敘述中的“暗算”——簡論麥家的小說創作》，《文藝評論》2017年第6期。

9 李一：《“俠義”的新歷史書寫——論麥家的〈暗算〉與〈解密〉》，《當代文壇》2019年第2期。

10 韓斌育、胡瑛：《文本與大眾影視媾和的增值——看〈暗算〉的改編與傳播策略》，《文藝爭鳴》2011年第10期。

11埃里克?戴利：《麥家：翻譯是作品的再生父母》，《北京周報網》2014年3月27日。

12 23 38 Munday, J. Evaluation in Translation: Critical Points of Translator Decision-making. Abingdon: Routledge, 2012: 2.

13 賈子凡：《米歐敏：與麥家作品的不解之緣》，《國際出版周報》2018年10月22日。

14 39 李琤：《優秀翻譯：讓世界讀懂中國》，《中國文化報》2018年8月25日。

15 26 28 34 Martin, J. R. & P. White.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viii，x，viii-ix，viii-x.

16 18 20 22 24 25 29 31 33 35 麥家：《暗算》，浙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 第74、75、75、74、75、90、96、93、49、159頁。

17 19 21 30 36 Mai, Jia. In the Dark .trans, Milburn, O. & C. Payn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5:126,127,127,159,253.

27 Martin, J. R. & D. Rose.Working with Discourse: Meaning beyond the Clause.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2003:37.

32 陳翔：《群體認同與個人本位——中西傳統文化的人格理想比較》，《西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

37 楊曉峰： 《從文學的視角看美國的個人主義和中國的集體主義價值觀》，《河南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

[作者單位：浙江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