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文潔若 繪圖/趙蘅

躬背移步 一臉笑吟吟

這次見到93歲高齡的文潔若阿姨，真沒出息，使勁忍著，也讓她看出我的眼淚在眼眶里打轉了。

除了走進她有意為我虛掩的門第一次讓我用鞋套，陪她出門取報放酸奶瓶時會戴上口罩，半年沒見，幾乎看不出老太太有什么變化，更談不上疫情對她有多大的干擾。還是那樣神氣，雖早已躬背移步，卻兩頰緋紅，一臉笑吟吟。

見面第一件事依然是急于送書，問你有沒有這本，還是那本。“不急，不急。”我說，“您先坐下，別累著，我先交代給您帶什么了。涼席、報紙、口罩、消毒濕巾。這是去年12月戴乃迭百年紀念會的報道，沒敢驚動您，我把您的文章選了一段，請人朗誦了，效果特別好。這是我寫的草嬰書房的剪報，還有紀念邵燕祥老師的文章……”

第一回帶禮物沒帶吃的，事先電話里問過，黃桃，特高級的黃桃，是我兒子鶇兒送的。還有南京雞鳴寺的綠豆糕，上海圖書館明輝送的，還有……老太太說都不要，吃的很多，吃不完浪費。那涼席要嗎？南京今年的新產品。“涼席要，我的那床找不到了。”其實我正矛盾，都過立秋好些天了，還用涼席對老人是否晚了點呢？可這回探望一進門熱氣撲面，剎那間就出汗了。原來文阿姨既不用空調，也不用電扇，說發出聲音太吵。再看她那堆了一桌的書本筆墨，立馬領會在這套擁擠的滿滿當當的房間里，發出任何聲音，它的始終以讀書寫字為第一的主人都會視為干擾！

畢竟我和文阿姨很熟，還有點面子，今天我居然硬是把老太太哄到“臥房”，半強迫幫她拆下床單枕套枕巾，換上嶄新時髦的涼席和同花色的枕套。我知道要不這樣，她且舍不得用呢，只好“堵”上一句大話：“您做了這么大的貢獻，也該享受一下生活啦！”接著，我再把占據床尾的幾床被子挪到床邊，沖這室內溫度，至少還能用一個月。自然“順手牽羊”掠走了一堆被單毛巾，我笑說洗好再給您送來，暗笑，這不等于催我再來嗎。

正在翻譯 川端康成的《東京人》

攙扶文阿姨回到外屋書桌前，自己勉強找個地兒坐下。我問文阿姨，您最近在忙什么啊？她說在翻譯川端康成的《東京人》。這本書第一次在中國出版嗎？她回答道，“不是，三十年前就翻了，這次是校對，想給人文社（人民文學出版社），我在找原版書。”

對日本文學涉獵甚少的我，關切地問作家的相關情況，文阿姨說自殺了，又說他是日本第一位得了諾貝爾獎的作家，獲獎作品為《古都》《千只鶴》《雪國》。“得獎后約他稿的太多，大概他覺得寫不出來吧。”（這多像海明威）。文阿姨的看法總是和約定俗成的分析大相徑庭。我倒更傾向是作家早年喪親過多的宿命，稱他是“溫情的陪葬者”再恰當不過。青春時代又遭遇戀人離開，悲涼而無奈。他曾坦白說“《伊豆舞女》中的‘我’就是我”，所以他一直“感激著愛情”。19部小說，功成名就，也阻擋不了1972年4月16日這位極具日本特色的著名作家在工作室吞煤氣管的決然。

“你看這是兒子蕭桐畫的。”展現在文阿姨手里的是一張炭筆畫的作家肖像，她翻原書到印有川端康成照片這頁給我看，我說畫得真好。畫是復印的，各有兩張，我說把重復的送我吧，她說一定保存好啊，可別丟了。我說不會。問她原畫在哪？她非說這就是原畫，已經發給了日本。那自然是電子版了。我也不再和她爭辯了。

《東京人》寫于《雪國》之后。我很喜歡一位書評作者說他的父親分析《東京人》：“日本文學給人的感覺就像秋天的夜晚，下著雨，雨又不大，巷子里有一盞燈，不甚亮，在雨中透著昏黃的光，卻又看不到燈下的事物。而《東京人》里川端康成借筆下的朝子評論他們的生活，用了一句‘惱人的秋天里的薔薇’，這可能就是《東京人》、是川端康成、是日本文學的另一個真實寫照吧。”不禁感嘆，川端康成細致縝密描寫的日本社會風俗畫面和中國女翻譯家的現實生活有多么大的差異啊，文阿姨居住環境雖說是雜亂昏暗的，而她的內心卻充滿積極向上，如同明朗的陽光。

與小說里的人物正相反，寡居二十一年的她并不覺得孤獨。在她那里，找不到戰后東京那些人的困惑、憂愁、苦澀與掙扎的字眼，盡管她的譯筆下是那些亂麻一團的人物關系，她自己卻像一股勁地往前沖的斗士，無怨無悔，簡單明了。比如她和蕭乾伯伯共患難的婚姻，比如她對翻譯《尤利西斯》的堅持。因為在她的字典里，除了“工作”，其他都是浪費光陰的。

舊譯本里還夾著一摞像是信件的紙片，現在后悔應該翻看一下，估計都是有關翻譯這本書的交往，不好細述了。有一點可以彌補自己無知的缺憾，當我回家告訴鶇兒，文奶奶是《東京人》的譯者后，他立馬在網上訂購了《東京人》上下卷，雖是不同的譯者，也讓我第一次走進這些同樣經歷過浴火的“東京人”的生活，并被深深吸引了。

《民國少女的日記》背后的幸運者

文阿姨這次送我的書又是《民國少女的日記》。說實話，這本書她已送我多本了，但每送一本她都會在扉頁上寫下不同的文字，各種題詞，句句經典，字跡不但工整，還加蓋不止一個印章。這次我挑的一本，扉頁上寫著“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卻‘天涼好個秋’。宋 辛棄疾《丑奴兒》 文潔若錄”。這是文阿姨在乙亥年金秋寫的，她總是多寫幾本，來客就送。

《民國少女的日記》是文阿姨早逝的二姐文樹新的日記集子。文阿姨說：“要不是我二姐這事，我還去不了日本。她一出事，輿論很大，到處傳，我爸受不了，就帶全家去了日本，我才有機會在那上了學。從這上講，我得感謝我姐呢。”我注意到書桌上有一張老照片，是文家的全家福，我問上面有二姐嗎？文阿姨說，沒有，這是在日本拍的。

第一次問文阿姨二姐文樹新的故事。不到十八歲去世的民國少女，想象中水靈得像朵丁香。排行五妹、當年才六歲的文阿姨說，她是產后吃生荸薺吃壞的，這種說法我頭一回聽，因為一般都認為這個跟老師私奔的癡情少女死于風寒。不管怎樣，產婦總是十分虛弱的。顯然文阿姨譴責那叫Y的老師不該讓她二姐吃的。我問那他們結婚了嗎，“他有老婆孩子啊，怎么結婚？生下的孩子后來還不錯。”誰養的？我又問，“是老師的前妻給帶的。”困難時期，自己生的孩子吃不飽，吃的都給那孩子了。我嘆道。算一算，1935年敏（二姐的昵稱）產下的女兒比我大十歲，今年也該八十五了。

還有一個女人也很了不起，就是文阿姨的三姐 。《民國少女的日記》的附錄上有這位三姐給二姐的信。三姐就是家中唯一給二姐和老師傳遞情書的又一位民國少女，想不到她年歲還小，竟如此勇敢！她喜歡二姐那是自然的，也佩服二姐追求真愛的勇氣。據寫過本書評的作家張釗說，三姐同樣有才，功課好極，會幾門外語，要不是腿殘，影響了她的前途，她也會很厲害的。我一直納悶文阿姨如此不擅長家務，今天直截了當地問，那你們家以前的家務誰做呢，她說是三姐。這就對應了張釗所寫的三姐的故事：

全名文棣新，在書中被稱為“昭”。文樹新與Y的書信聯系都通過昭，文樹新與Y私奔之后以及文樹新去世后，昭在許多信件中表現出了理解、支持、俠氣、真摯。雖然在整個故事中，昭只是配角，但她的光彩之處甚至勝過主角。她的命運如何呢？

在文樹新與Y相戀私奔的過程中，昭也與自己的一位男同學開始了魚雁傳情。不幸的是，這次又被父親發現了，一頓毒打后，昭被父親軟禁起來，直到她答應和那位男友斷絕往來。

昭天資聰穎。她曾經用兩年時間念完小學六年的功課，還可以直接用英文參加化學考試。17歲時，她就被免試保送到輔仁大學西語系就讀。然而，就在這個青春年華的歲月里，抗戰期間，年方19歲的昭騎車不小心摔傷了右腳，患上骨髓炎。在家中貧困、醫療條件差的情況下，昭竟然癱在了床上，直到解放后的1958年才治愈。十七年的疾病，使昭從一位花季少女變成了中年婦女，耽誤了學業、耽誤了青春、耽誤了談婚論嫁，當然也耽誤了事業與工作。昭一直與文潔若、蕭乾夫婦住在一起，幫他們照料孩子，管理家務，直到1993年1月15日猝然去世。

文阿姨在《瀾滄江畔一對菩提樹》里的一篇《我的三姐》，表達了她對三姐的深切懷念。作為文家女兒的幸存者，至今仍筆耕不輟的文阿姨的確選擇了和姐姐們截然不同的人生。這次拜訪，她送我《生機無限》(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時說，“你看看這篇，有我寫的二姐。我的五叔也是，清華多難考啊，他偏要去跟大伯父到青島海關做事，那是個肥差，染上肺病，結果把命搭進去了。所以我因為他們的事，明白不能像他們這樣活著。”

聽罷我感嘆說，“人的命運都是自己選擇的，我媽（著名翻譯家楊苡——編者注）也說她不會像您二姐這樣，她還說她也不會把這本日記拿出去發表出版。文阿姨，我覺得您比我媽更開明。”

文阿姨問我：“你媽媽還翻譯嗎？”我說：“早不翻了，最后一本是羅丹傳記《我赤裸裸地來》。”“可她的《呼嘯山莊》經久不衰，那是一本奇特的書。”文阿姨若有所思地說。

靜默了一會，文阿姨突然問：“你怎么看現在？”我應答，中國的防疫應該很不錯了，比起世界，我們這兒還是安全的。“是啊，你看我們的醫生護士們多么救死扶傷。”

回程路上，在公交車上我讀了文阿姨這篇《五叔二姐之死帶來的思考》：

……這兩個親人的早逝，使我認識到，必須認認真真念書，完成學業。自1936起，父親失業，我只好穿二姐的舊大衣，下擺拖地，遭到日本學生的恥笑。但我毫不在意，因為盡管日語是那些孩子的母語，年年獲優等生獎的我是這個班上唯一的中國學生。在圣心小學讀英文時，我穿的是四姐的一雙舊冰鞋（只不過把冰刀卸掉了）。上清華大學時，趿拉著父親的舊皮鞋。然而我的功課，一直是拔尖兒的。我一點也不羨慕那些身穿皮大衣、每周進兩次城去看美國電影的上海小姐。”

仿佛今天我才懂得文阿姨對我說的“我還要再工作二十年，你看那個（周有光）活了112歲”的自信的由來。

意外骨折 讓愛她的人心疼

8月24日，星期一，早上微涼。七點，我被涼臺上的座機驚醒，奔去接聽，是文阿姨的聲音：“趙蘅嗎？我摔了，你能來嗎？”和以往一樣直接明了，但能聽出這與8月17日我在電話問候時那份快樂的心情判若兩人！

原來老人昨天傍晚取報紙回來，在走廊上絆了一跤。我說昨晚該告訴我呀，她說以為沒事，可越來越疼。我趕緊囑她先別動，會盡快趕到。幸虧我兒子回來了，就住在我家里，我怕一個人弄不動，叫醒他和我一起開車去。文阿姨的房門再次為我虛掩，走進房間，老人坐在外間靠墻的床上，正吃力地穿衣。我上前幫她穿好，眼見那只摔傷的右手腕已呈烏紫色。我們母子倆，一個開道，一個攙扶她緩緩下樓坐進車后座，便直奔復興醫院。

可偏偏因疫情幾家合同醫院都停止門診，急中生智，我決斷地帶文阿姨去了我的合同醫院——海淀醫院。這一路文阿姨捂著胳膊倚座閉目，面色蒼白，顯然忍著劇烈的疼，那樣子好可憐！我只能不時回身安慰她忍一忍，會好的。急診外科醫生很年輕，看了一眼后便說十有八九骨折了，他說老太太你不該揉，越揉越壞的。醫生立即開單子拍片，后給老人上了夾板。

回程中我擔心自己身單力薄，無法應對文阿姨養病的非常時期，就迅速聯系了幾位好友來協助。羅雪村、張釗、人文社老干部處的同事，還有文阿姨的晚輩親戚和鄰居下午都趕來一起解決問題。我們還依靠了社區的居委會，通過他們找到附近的一家家政公司，我親自接通了那位老總的電話。

真是好人有好命，文阿姨還是有福氣的！骨折當日，我們就敲定了一位河南保姆郭姐，她答應當晚就住進文家，從此改變了文阿姨孤寡生活的囧境。8月26日，擔心保姆不穩定的兒子蕭桐從美國傳來他媽媽對保姆滿意的消息，他在微信上寫道：“虧有小郭，家里干凈，我媽舒暢多啦！”文阿姨的小親戚馬燕也發來老太太居家休養的近照，那淺淺的笑容是難得的放松，由衷的愉快。

經過一個月的療傷，文阿姨奇跡般地康復，讓聲稱需要四五個月才能好的醫生大為驚嘆。復查是張釗陪去的，我雖惦記，因即刻動身南下，只好放棄。事后他發來微信：“上午陪著文潔若先生去復查了，醫生看了，認為恢復得很不錯，文先生動了動手指、手腕，也不腫了。醫生說，對一般人而言，現在就可以算恢復了，但因為文先生年齡大，所以需要固定一個星期后再看一看。文先生家的親戚（也就是上次的馬大姐）也趕到了醫院幫助照料。特告！請放心！”

不幸骨折，讓文阿姨最惦記的翻譯工作被迫戛然而止。據悉養傷期間她已托人到東京買《東京人》原版書。前時學者魏大海先生從吉隆坡聯系了我，他說他北京的家里就有原版書，歸國后樂意給文老送過去。他還說已經聯系青島出版社，愿意出版文潔若翻譯的《東京人》修訂本，也包括出版文潔若所有的譯著。消息傳來，我太欣慰了！

文阿姨替她的姐姐們 完成了人生夙愿

國慶、中秋雙節長假的第一站是寧波文博會俄羅斯館相關的文學藝術活動，我下榻在喆啡酒店。入住第一天走進客房，那垂著長長窗簾下的小茶幾桌上，竟擺放著一本精裝本的讀物。剎那間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第一反應是上一位客人落下的書，第二反應，即使酒店有意為之，那也該是讀者耳熟能詳的書啊，比如《簡愛》《安娜·卡列尼娜》等，而這本偏偏是《尤利西斯》，兩位譯者又是我太熟悉的名字:蕭乾和文潔若！

翻開久未觸摸過的、其實也并未真正讀過的這本世界文學史上的奇書第一本中譯本，首先跳入眼簾的是他們的文字。兩位各寫了長篇譯序、譯后記。文阿姨在《半世紀文學姻緣的結晶》最新修訂本的序里寫道：“自從一九九○年八月著手合譯《尤利西斯》以來，蕭乾和我就和這部意識流登峰之作結下了不解之緣。”

蕭乾曾在《尤利西斯》中譯本長序文中寫道：“四年前八月間的一天，南京譯林出版社李景端社長倆到我家，他說他們社出完普魯斯特的七卷本《追憶似水年華》之后，還想把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也請人翻譯出版。他風聞我早期摸過這本書，又知道文潔若也是學外國文學的，竭力促我們合作動手把它譯出來。”在年輕的社長“熱情敦促，執意慫恿”下，歲數已進入八十開外的他深感力不從心，第一個表態的正是文阿姨，蕭乾描述說文潔若“雄心勃勃”地欣然接受。

他們的譯本主要根據莎士比亞書屋1922年版。遇到把握不大時，文潔若還向南京的金陵神學院和北京西什庫北堂的天主教神職人員請教過。

“經過一千五百多天緊張奮戰，我們終于把《尤利西斯》譯完了。繼一九九四年的三卷手裝本之后，兩卷精裝本也于一九九五年春與讀者見面了。夙愿終于實現了，我們自是感到無限欣喜。”“全書十八章共加了五千八百四十條注釋。是十八個小時內發生的事，內容卻無比龐雜。如果不一一加注，讀來必然不摸頭腦。”蕭乾、文潔若欣慰地寫道。

一位美聯社駐北京首席女記者曾驚嘆地寫道：“這對夫婦啃起這本晦澀難解的書已夠令人驚奇的了，今天中國居然出版這本巨著是更大的驚奇。”

寫到這里，我特別感慨的是蕭乾在完成大業后說了幾句由衷感恩的話：“應該感謝的，就是去年今天辭世的三姐。我們之所以把這本書獻給她，正是因為倘若沒有她作為強大的后盾，當初我們根本就不敢去接受這么重的一項任務。”

這位可敬的三姐，即當年為二姐傳遞情書的昭。冥冥之中，我以為是文阿姨替她的姐姐們完成了人生夙愿。

新年將至，祝文阿姨和所有受過磨難、一生奉獻、了不起的文化前輩們辟邪安康！

2020年8月初稿，12月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