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振江，生于1940年，北京順義人，1963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畢業后留校任教，歷任西方語言文學系主任，西班牙語言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作家協會對外文學交流委員會委員，中國外國文學學會理事，中國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學研究會會長。著有專著《拉丁美洲文學史》（合作）及學術論文多篇，譯著《拉丁美洲詩選》《西班牙黃金世紀詩選》《西班牙語反法西斯詩選》以及米斯特拉爾、聶魯達、帕斯、希梅內斯、阿萊克桑德雷、加西亞·洛爾卡、魯文·達里奧等人的詩集10余部，譯著小說《世界末日之戰》（合譯）《火石與寶石》《金雞》《紅樓夢》（西文版）等。鑒于其卓越的學術成就，智利-中國文化協會曾于1995年授予其魯文·達里奧勛章，西班牙國王于1998年授予其伊莎貝爾女王勛章，阿根廷總統于1999年授予其五月騎士勛章，智利總統于2004年授予其聶魯達百年誕辰勛章。此外，還曾獲北京大學科研成果獎、國家出版總署優秀外國文學圖書獎、中坤國際詩歌獎、陳子昂詩歌獎翻譯獎等諸多獎項。

我是順義人，讀的牛欄山中學，1959年高中畢業那時候，并沒把高考當回事：考上繼續讀書，考不上回家種地，說不定還可以體驗生活，積累素材，將來寫小說當作家呢。想得就是這么簡單。填志愿，也用不著請假回家和父母商量，再說他們也不懂填志愿的事。隨心所欲：前三個志愿都是北京大學。尤其荒唐的是第一和第三志愿還都是中文系（一個是中國語言文學，另一個是古典文獻），第二志愿是西語系。高考后，就和同窗好友段繼承到他家（順義李橋鎮北河村）玩去了。直到他收到了北京外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西班牙語系的錄取通知，這才想到自己也該回家看看考上了沒有。于是，他又陪著我一起回家。到家時，已是掌燈時分。家里人一開始還騙我，說沒收到錄取通知。看到我半信半疑，他們才拿出了那個牛皮紙的信封。信上說，我考上了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法蘭西語言文學專業，并要我于8月26日提前報到，因為北京的新生要負責迎接外地的新生。多年后，有人告訴我，其實我本來已被中文系錄取，是西語系的人事干事把我從中文系“爭取”過來的。

我在西語系的學習也是一波三折。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并和我國建立了外交關系，這是第一個與我國建交的西班牙語國家。第二年，北京大學西班牙語專業應運而生。半年后，也就是在學習了一年半法文之后，系里決定把段若川、趙德明和我從法語調到西班牙語專業，準備做留校任教。那個年代，“國家需要就是個人志愿”。于是，我改學了西班牙語。在大學5年的學習中，第三年是關鍵的一年，可偏偏到了三年級，“由于工作需要”，系領導又讓我“半脫產”，半天學習，半天工作（無報酬）。我的工作是做西語系學生會主席兼團總支副書記。我心里并不愿意，但只能服從。我當時的設想是決不能耽誤專業學習。因此，選擇每天上午學習，下午工作。道理很簡單：專業課一般都安排在上午，下午多是政治和知識類課程。專業課不上，很難彌補，而其他課程是可以通過自學完成的。實踐證明，我的選擇完全正確。一年以后，共青團中央明確規定，“不允許學校隨意讓學生脫產做行政工作”，系領導只好又通知我停止半脫產，恢復正常學習生活，盡管我仍然是系學生會主席兼團總支副書記。我暗自慶幸，因為我的專業學習沒受什么影響。又過了一年，即1964年9月，我雖然只學了3年半西班牙語，其間還有一年半脫產，但在西語系學習已滿5年，按系領導的預定方案，我該畢業了，正好這一年西班牙語專業又招了新生，于是就把我調出來做西班牙語一年級的助教和班主任。我因而錯過了學習英語的時機，而且從此就再也沒能補上這一課，因此，后來每當外國朋友請我去美國講學或參加學術會議，我都婉言謝絕。

年輕時的趙振江

1964年，我雖然正式參加了工作，但并沒有拿到畢業證書。一年后，我又回西班牙語專業5年級參加了畢業考試，作了畢業論文，才算正式畢業，才開始領工資（見習助教，每月46元；等到一年后該轉正時，又因“文化大革命”而未能轉正，直到1968年才轉為正式助教，月工資56元）。我一直認為，作為個人，“不講條件，不計報酬”是高尚的品德；但作為領導，應建立健全公正、公平的規章制度， 不能也不應讓老實人吃虧，讓“不哭的孩子沒奶吃”。

一般說，大學生的生活是單調的，教室、食堂、圖書館，三點一線。可我在北大學習期間，總覺得時間不夠用，要做的事情特別多。從一年級起，我就被選定作系學生會副主席，到了二年級下學期，就做了系學生會主席兼團總支副書記（書記是脫產干部），比一般同學不知要多開多少會，不僅占自習時間，有時還要占上課時間。那時候是“政治掛帥。思想先行”，業務學習是次要的，是可以隨意侵占的。一方面，有的同學會因為專心致志地學習而被扣上“白專道路、業務掛帥”的帽子，日子不好過；另一方面，學生中的黨員、干部，日子同樣不好過，因為他們的學習時間根本沒有保證，隨時可以叫你去開會或做別的事情，以致學習成績不好，不及格、補考甚至留級，而留級兩次后，再不及格就要退學了。記得在“大留級”的1962年，我所在的那個黨支部就有三分之一的黨員專業課不及格、補考。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少退了學的人回來“控訴”， 他們說“愛北京，恨北大”，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這樣的同學，往往在入學時，因為“出身好”而受到了“照顧”。 在當時的形勢下，為了“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對工農子弟有所照顧，本無可厚非，但進北大后，就應該為他們創造比一般同學更好的學習條件，而不是隨意讓他們做社會工作，卻不關心他們的業務學習。有人會問，一個學生能有多少社會工作，怎么會影響學習呢？說實在話，影響還是蠻大的。我只舉一個例子。那時的大學生，每年都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到農村或工廠去參加勞動，主要是去農村。在全體同學下鄉之前，要有少數同學去打前站，為大家安排吃住，“號房子”，埋鍋造飯，“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些事由誰去干呢？學生會。學生會的人就要提前幾天下鄉，自然就不能上課了。我當了幾年系學生會主席，這是親身經歷。當時對這樣的事情并不反感，恰恰相反，長時間的“圈養”之后，有短時間的“放養”，換換環境，呼吸點新鮮空氣，是十分愜意的事，但耽誤了幾天的學習時間，如何彌補，就沒人管了，甚至連自己也不去想。時間是無形的物質，是客觀存在，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個常數。你這樣對待業務學習，成績能好得了嗎？

趙振江在西班牙翻譯《紅樓夢》

說了半天，似乎大學生活好像沒給我留下什么美好的回憶，非也。比如當時西語系的師資隊伍，可謂陣容強大，絕對是一流的。老師們的敬業精神堪稱表率，循循善誘，一絲不茍，為我們樹立了榜樣。我雖然是法語專業的學生，但給我印象最深的老師卻是馮至先生。他既是德國文學專家，又是中國文學專家，還是受到魯迅先生表揚的“青年詩人”。記得來北大后，我們這些北京的新生負責迎接外地的新生。一天，馮先生到迎新站來看望我們。他親切地握著我的手，笑容可掬地自我介紹：“我是馮承植。”我當時有些茫然，不知馮承植是何許人，我只知道馮至，因為中學課本上有他寫的《馬鈴薯甲蟲和蜜橘》。經老同學點撥，才知道這位令人尊敬的長者原來就是自己心中仰慕的馮至先生。后來，作為系學生會主席，我曾在馮先生家里參加過幾次關于教學改革的會。先生淵博的學識、謙和的態度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使我領略了什么是大師風范。 

我在西語系學習的時候，除了馮至先生和朱光潛先生兩位一級教授外，還有楊業治、田德望、曾覺之、郭麟閣、吳達元、陳占元、盛承華、陳定民、趙紹熊、趙蘿蕤、俞大因、李賦寧、楊周瀚、吳新華等一大批學有專長的著名學者。有一次，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資深編審龔紹忍先生向我咨詢一句拉丁文。我對拉丁文一竅不通，但我知道楊業治先生和李賦寧先生都是拉丁文專家。楊先生住燕東園，離我家（七公寓）較近，就去向楊先生討教。楊先生一看，立刻從書柜中取出一本賀拉斯的《農事詩》給我看，原來龔先生咨詢的就是賀拉斯的一行農事詩。“牛皮不是吹的，泰山不是堆的”。有學問就是有學問，不服氣不行。再說田德望先生吧，我本來不熟悉，1992年至1997年我做西語系主任，才和田先生有些接觸。田先生大學本科在清華學的是英語，在我們系德語專業任教授，卻是在意大利佛羅倫薩大學拿的博士學位，先生的博學多才也就可見一斑了。尤其令人欽佩的是，田先生在73歲患癌癥時開始從意大利文翻譯但丁的《神曲》，至90歲完成后仙逝，共用了17年。記得那年在珠海參加譯林出版社的選題會議時，我與當時意大利文學研究的領軍人物呂同六先生住同屋，我們談及此事，都深深為田先生的精神所感動。同六兄比我大兩歲，我們從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當時他已做過直腸癌手術。他有感于田先生的精神，寫了一本書，題為《寂寞是一座橋》。我常想，什么是北京大學的治學傳統呢？這些老先生身上體現的不就是北京大學的治學傳統嗎！它是無形的，卻又是活生生的客觀存在！ 

對于當年西語系這些老先生的感人事跡和治學精神，我知之不多，因為我所在的西班牙語專業是1960年才創立的，沒有老先生。在我從法語專業轉到西班牙語專業時，只有三名教員：蒙復地、劉君強和周素蓮。蒙、劉二位老師都是從法語改行的，比我們只多學了半年。周素蓮老師，是菲律賓華僑。菲律賓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年紀大些的人都會點西班牙語。不過，她教得還是蠻好的，發音很清楚，人也很和氣。她丈夫也是歸國華僑，1957年被劃成了右派，“文革”一開始，她就走了。三人中，蒙老師是骨干。他的業務能力最強，中文基礎也好。口語雖然說不上流暢，但許多與他有過交往的外國人都說他用詞典雅、準確。這也不難理解，比如在我們周圍的人中，有的人雖然是伶牙俐齒，但是廢話連篇，語無倫次，跟他講話索然無味，而有的人雖然語速不快，語音也不純正，但卻風趣幽默，出口成章，誰不愿意和后面這樣的人交談呢。蒙老師的敬業和治學精神也十分令人欽佩。他讀書非常認真，將其中有用的東西分門別類做成卡片。他上課時引用的例句，都是從這些卡片中摘錄下來的。劉君強老師為人正派，工作認真，對領導上的安排從無二話。他當時體弱多病，又是兩地分居，妻子是湖南長沙的一個小學校長。說實在話，讓他改行教西班牙語是不合適的，因為他的發音不行。法語里的顫音是小舌顫音，而西班牙語是大舌顫音，即平常人們說的“打嘟嚕”。劉老師的問題倒不是那個顫音發不出來，而是區分不開，經常是亂發一通而自己卻渾然不覺。上課時，學生們實在憋不住了，就會笑出聲來，弄得大家都有點尷尬。“文革”后，為了和妻子團聚，劉老師調到了長沙鐵道學院，又改回老本行教法語了。后來聽說他還曾不顧自己體弱多病，赴非洲為中國醫療隊當過翻譯呢，讓人又是敬佩又是同情。蒙復地老師本來身體和精神狀態都挺好，誰知“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受到西班牙語專業“造反派”的沖擊，就吊在房間里的暖氣管上自盡了。當時無人過問，最后還是我們幾個學生陪著他的弟弟把他從暖氣管上解下來的。他的弟弟是個外科醫生，卻不敢進屋，在外面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