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京大學西班牙語專業成立60周年，北大西葡語系（2007年成立）特邀系友撰寫回憶文章。萬戴和樓宇曾對著名翻譯家，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拉丁美洲研究中心顧問趙明德先生進行訪談，以下為口述內容整理成文。

趙德明于1939年在北京市出生，祖籍河北昌黎，高中畢業保送至北京大學西語系法語專業，1960年調入西班牙語專業，196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3年被送到智利公費留學，1966年回國，之后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學西語系。趙德明教授致力于西班牙語教學和西葡拉美文學翻譯與研究，譯著數量十分驚人，是巴爾加斯·略薩、羅貝托·波拉尼奧等多位重要西葡拉美作家在中國的主要譯介者，并著有《拉丁美洲文學史》（合著，1989）、《20世紀拉丁美洲小說》（2003）、《巴爾加斯·略薩傳》（2005）等專著。

我跟西語結緣，和西語語言文學結緣，有著“誤打誤撞”的因素在里面。就是說，我是隨著時代走、隨著國家的需要走、隨著黨組織的安排走。我上中學是在北京市二十六中，現在叫匯文中學，是一所重點中學，高中畢業時我被學校保考（就是學校帶有保送性質地送學生進入大學，但是需要有一個單獨加考）到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法語專業學習。

當時的我并不清楚法語是一門怎樣的語言，因為我中學6年學的是俄語，讀過大量蘇俄小說。二十六中的圖書館特別豐富。在借書高峰時，我幫忙站柜臺，幫管理員干活，于是得到了一個優惠：別人每次借一本，我可以借兩本；別人閱讀時間是10天，我可以是三周。當時我讀書真是癡迷了。癡迷到什么程度？我從學校，也就是現在北京火車站附近的地方回家，一路上我仗著路熟，就捧著書一邊看一邊往前走，穿胡同、過小巷，一直走到東便門外的家。那時候，我正是十幾歲這個年紀，就像海綿吸水似的，幸福感特別強。后來我讀到一篇巴爾加斯·略薩的散文，說馬德里的一個老公務員養成了一個習慣：早晨離開家去上班，這一路上也是捧著書。他喜歡讀各國文學，一路上，他的心遠離了馬德里那喧囂的車水馬龍，飛向了俄羅斯大草原。這讓我很有共鳴。

趙德明

進北大讀法語時，我從高中開始對文學的喜好還是延續下來了。北大法語課最早就是教語音語調，內容不多，但有很多練習。我覺得那點發音道理也就那么回事。所以課后，別的同學都很認真地做練習，拼命地練法語，而我就鉆到北京大學圖書館文藝部里埋頭閱讀。

1959年1月，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革命勝利了。1960年，古巴和中國建交。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國家當時急需一批西語人才。這個時期西語人才的培養主要是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當時北大按照國家的要求，準備開設西語專業。生源一方面從社會上招，另一方面也從法語專業里調了三個人：趙振江、段若川，還有我。調我們三個人是有目的的，不是為了將來走向社會，而是為北大建立西語專業教研室服務。說老實話，當時我實際上是不情愿的。其實我學法語也不是很情愿。然而，當自己的興趣與國家需要出現分歧時，我是一直服從國家需要的，這是我們那一代人的信念。

1963年大四夏秋一開學，學校黨組織就找我談話，說準備送我出國，派我先行集訓。集訓地點在北外的出國部，我就到那里報到。北大第一批就派出了我一個人，第二批又派了徐世澄等幾位。這第一批里的12個人，組成了一個出國臨時支部。我是支部委員，領著大家伙兒置裝、學習、培訓，忙了兩三個月。培訓快結束時，接到通知說這批12個人里，走11個，留下趙德明另有任務。等他們都走了，組織再次找我談話，說準備派我去智利。之后，又從外交部來了一個干部叫丁永龍，我們兩個人一起接受培訓。培訓結束后，我們就開始辦去智利的手續。辦完手續后，我就和丁永龍出發了：先坐火車到莫斯科，之后是捷克，再到瑞士，然后從瑞士飛巴西，從巴西到阿根廷，從阿根廷飛越安第斯山，最后才到智利首都圣地亞哥。

我們的飛機降落以后，很快就有人來接。我們住到了新華社駐圣地亞哥的辦事處，第二天就開始聯絡。將我們推薦到智利大學的那位重要人士，是當時的智利副總統。他曾訪問過中國，并和中國達成了協議：中國可以派兩個人到智利留學，并由智方提供獎學金。我們留學的單位是智利大學教育學院，我選的課程是語言、文學、歷史、地理。

當時黨組織要求我們要學好專業知識，而且一定要學到最好。就這樣，我們入學了。說老實話，開始時，我聽課非常費勁，因為北大學的那點東西在國外遠遠不夠用。這個課不是專門給我們開的，是正規的高校課程；智利大學教育學院是培養教師的，要求還很高。同班學生主要是智利人，也有部分其他拉美國家的學生。給我印象最深、讓我受益最大的一門課叫“恢復性語法”，授課教授叫安布羅西奧·拉瓦納萊斯。多年后，我買了一本《美洲西語大辭典》，編委會里還有他的名字，這讓我十分激動。

1964、1965級北大西班牙語專業學生返校留影

我們聽課比較吃力，理解也十分困難，心里都很著急。于是我們就想辦法錄音，然后把錄音聽寫出來，讓助教給我們輔導。最后，我們打印出來西語版本，再請助教給改一遍。這位助教態度認真，對我們也特別重視，又讓教授看一遍，教授在字里行間作了修改。如此一來，就變成一本像模像樣的語法教材了。而到考試之前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只能是拼命背書，因為是字面閱讀，就好懂一點了。考試時大家按照名字順序排好隊，抽簽考試。我抽到的題目正是我認真背誦過的內容，我答完了以后，考試委員會的四個老師都點頭笑了。于是，他們打分，當時是10分制，他們給了我9分，是班里的最高分。出去后，班長問我：“趙，你得了多少分？”聽完我的回答和我對問題的解答之后，所有同學都為我歡呼了起來。

這件事很轟動，對我們后來站住腳、避免警察的監視起了很大作用。不過也有一件很遺憾的事情，就是當時智利方面提供獎學金，也給點生活費，我省下錢買了很多書，總共有好幾百本。但快回國時接到通知，說沒這筆錢海運，最后我只能拿皮箱裝了十幾本最重要的書，剩下的只好送人，留在那兒了。都是好書，太可惜了！

1966年3月，我回國后正式在北大留校任教。但是很快，一兩個月之后北大就開始亂了，后來課也停了。我想搞點文學研究、文學翻譯的計劃全都泡湯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的同行聽說我回來之后，希望我能翻譯一些拉美文學作品，我就翻譯了一批短篇小說；他們也希望我搞一點拉美文學動態，約了好些篇。當時真是有一番新的計劃，可什么都做不成了。等到70年代“文革”轉向，要求老師們都得去五七干校勞動。我還年輕，干點活也不算什么，就依照學校安排去了江西勞動。我去了半年，這段日子里，除了下地種點水稻沒別的事情。我悄悄地帶上了《馬丁·里瓦斯》原書，用《毛主席語錄》蓋著，下面墊一本練習用的筆記本，開始著手翻譯。最后那個本子讓我翻得老厚了。回到北京之后，北大慢慢開始復課、招生，那時候就有點事干了，時間也多了，就開始繼續翻譯。差不多到1978年吧，這本小說就翻譯完了。翻完之后，書稿就放在了那里，直到1981年6月才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大約在1977年，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西班牙語專業有一位秘魯專家，名叫米格爾·安赫爾·烏加德，他是巴爾加斯·略薩的遠親，也是文學語言專業的教授。當時剛好“文革”十年結束，我作為青年教師，對于拉美文學的情況已不甚清楚，正好向他請教最近幾年拉美文學的新動向。他第一個就談到了巴爾加斯·略薩。我讀完了《城市與狗》后，產生了要把這位作家介紹到中國的想法。 

1979年10月，在南京大學召開了中國西葡拉美文學研究會成立大會。大會重點討論的作家有兩位，一位是巴爾加斯·略薩，還有一位是加西亞·馬爾克斯。這兩位作家對于1979年中國西語文學翻譯界都是很新鮮的。適值改革開放，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完不久，也提到需要了解國外的情況。具體到文學研究、翻譯、出版領域，則是如饑似渴地想了解世界文壇近況。最終，我們決定通過上海譯文出版社的雜志《外國文藝》，把馬爾克斯和略薩介紹到中國來。于是，當時的中國文壇對拉美文學有了一定的認識。中國作家發現，拉美文學區別于歐美文學，更區別于東方文學，有著自己的獨特性。拉美文學真的是一朵奇葩。《我們看拉美文學》(論文集，趙德明主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可以為證。

1996年，我在西班牙做學術交流，剛好趕上西班牙穆爾西亞大學舉辦巴爾加斯·略薩作品國際研討會。我在大會上作了一個報告，主題是關于巴爾加斯·略薩在中國。大會參與者眾多，坐滿了大禮堂，略薩本人就坐在臺下。按照西班牙學術會議的慣例，我單獨在臺上進行演講，用西語梳理了巴爾加斯·略薩在中國國內的翻譯、介紹、影響，以及國內學界的看法。我當時對略薩1990年參加總統選舉的經歷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我認為他不適合搞政治，他的失敗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樣，就有一個杰出的作家可以繼續寫作，而他即使當上了秘魯總統，也未必能夠做成驚天動地的大事。這時會場又是掌聲又是笑聲。他坐在臺下面對著我，也笑了。

因為住在同一個大飯店里，我倆相約一起共進早餐并且進行了一些敘談。其中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文學的譯介。當時中國已經加入了伯爾尼版權公約，我們的譯介工作也逐漸規范化。他慷慨地表示要送我一個禮物，就是請他的版權代理將《水中魚》的版權免費贈送給我。

除了略薩之外，我重點翻譯的作品還有羅貝托·波拉尼奧的《2666》。原著是出版社提供的，希望我來操刀翻譯。這部書很厚，有800多頁，應該是我一生中翻譯篇幅最長的一部書。盡管體量大、閱讀時間長，這部作品依然好看，故事性強、情節抓人。且作品背后對歐洲文化、拉美文化均有所涉及，對社會的黑暗面具有很強烈的批判性：黑社會橫行、普通百姓遭欺壓、戰爭的殺戮和平日的殺戮，如連環強奸殺人案，作家對此都有著細致的描寫。 

我的任務是教學，翻譯則更多的是興趣。這40年的翻譯生涯，我翻譯的文學作品有八九十部，再加上其他類型的書籍超過百部。如果總結我的體會，大概有以下幾點。

第一就是眼界要開闊。要明白這個地球上還有另外的世界，有另外若干個不同于我們的世界。這個觀念不是一句空話，是實實在在的。說這話的時候就想起當年見到的老師、同學和朋友。不管你是智利的、阿根廷的、古巴的、西班牙的、巴西的，都是實實在在的人。他們的說話、辦事、風俗、習慣，實實在在地告訴你有另外一種生活方式，另外好幾種生活方式。他們的所思所想反映在文學方面，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迪，我們要老老實實先弄懂這些，而不是不懂就批評。還有交流，交流是帶著問題的，你對人家能提出什么問題，人家對你提出什么問題，你怎么解答這些問題，你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是真話假話，是敷衍的話、官話，還是骨子里的話？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反復思考的問題。文化交流是雙向的、互惠的、平等的，但也是各取所需的。

第二是通過翻譯方法而來的，就是需要注意細節。文學翻譯中的符號、短句、主句、從句等，都告訴我這樣一個思考方法：要注意語言背后的東西，專注文字表面和其背后東西的關系。進入文學譯介的專業領域，就需要察覺文學表達中的曖昧：有些可說可寫，有些可說不可寫，只能通過特殊的描述方式體現一下，這樣譯出來的文字就會比較復雜、文雅。文學告訴我們很多復雜性，要避免片面、避免偏激、避免簡單化。復雜的東西味道濃郁，往往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第三就是一定要讀書。讀文學的書，讀翻譯文學的書，包括寫文學的書，要把歷史、哲學和文學這三者貫穿起來。比如像《紅樓夢》中“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凈”，這是一種悲觀的觀念。這種觀念統領了全書，就是說貴族世家輝煌繁榮的背后，埋伏了危機，而這個危機和剛才說的白茫茫一片是有關系的。如果能夠考慮這種悲觀哲學觀念的話，對深入理解《紅樓夢》就有好處。而歷史和文學關系就更密切了，有的歷史事實經過了演化之后，就可以變成很好的文學作品。就像《三國志》和《三國演義》的關系，《三國志》是寫歷史事實的、記錄性的，但是《三國演義》就是大家的拓展了，是虛擬的、帶有主觀構思的，這就是文學了。這種作品，就是結合文學中的拓展和夸張，對于歷史事實進行重新建構，形成全新的文學作品。所以歷史和文學創作是有密切關系的。

第四就是要認識到虛構作品與作家想象的密切關系。這也是我翻譯了這么多書之后的重要感悟。文學中當然有寫實，但是如果沒有豐富的想象力，就會顯得蒼白。毛主席曾言道：“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要是沒有想象力，這些意象就不能夠串起來，也就失掉了詩詞的意境。理解到作家、詩人們豐富的想象力，并且將這種汪洋恣肆的想象用母語表達出來，是對一位文學翻譯者一生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