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法譯繪圖本封面（2017年）和插圖

李治華、雅歌合譯 鐸爾蒙審校版《紅樓夢》，七星文庫出版

《紅樓夢》出現于18世紀清朝乾隆年間。小說開篇，一個跛足道人吟唱他的“好了歌”，甄士隱配上一首“釋義詩”，構成了這部中國古典名著的“主導動機”，引領讀者深思大文豪曹雪芹富于哲理的人生觀。

談及《紅樓夢》一書起源，要追溯到女媧煉石補天之時。一塊女媧未用之石遭棄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因為不得入選自怨自愧。不知過了幾世幾劫，這塊頑石被茫茫大士攜入紅塵，在人間歷經一番幻夢，遂成小說《紅樓夢》。此書中，作者用“夢”、“幻”二字作喻，巧弄玄虛，其實是錄紅塵情事，自色悟空，讓閱者對人的異化現象覺醒，走向“彼岸”。至于寄人籬下的孤女林黛玉，她的厄運讓人想到莎士比亞筆下西方世界的“奧菲麗婭現象”，更具體的形象是安徒生《海的女兒》里小美人魚渴望人間幸福，最終在所愛王子新婚之夜化成了大海的泡沫。所有追求絕對幸福的情種，大凡都遭遇這般凄涼結局，落入空華。

幻夢本是人們向往的征象，自古以來，在文學修辭上始終被看作一種隱喻。東晉“桃花源”詩人陶淵明就有“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之說，蘇東坡亦有“古今如夢，何曾夢覺”的名句。在中國，夢乃是一幻覺修辭格，許多文壇秀士傾向描繪夢境，追溯疇昔。譬如，唐朝李公佐《南柯太守傳》，寫淳于棼醉臥槐樹下，夢入蟻穴，當了螞蟻王國南柯郡太守，結果是場夢。唐代另一文人沈既濟的傳奇小說《枕中記》，也描述一個盧姓儒生在旅途中下榻客棧，遇道授枕入夢，歷盡榮華，醒后悟出自己做了一場空夢，產生“人生若夢”的意念。明朝湯顯祖據之寫出戲曲《南柯記》，顯示作者“看破紅塵”的道家出世思想。尚有清朝俞達的說部《青樓夢》和《金屋夢》（亦稱《隔簾花影》），后者系《金瓶梅》的續集。

中國最負盛名的“釋夢”小說，當數曹雪芹的長篇巨著《紅樓夢》。在法國已有數種譯本，較早的是1964年阿赫麥勒·蓋爾奈（Armel Guerne）從德國翻譯家弗朗茲·庫恩（Franz Kuhn）的德文版轉譯，上下兩冊，1964年由巴黎吉勒普拉書局（éd.Guy Le Prat）印行。其他分別于2015、2017和2019年出版的三種法譯本均為繪圖普及版。真正的純文學譯著是由“七星文庫”推出的李治華、雅歌夫婦合譯的120回全譯本《Le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

讀《紅樓夢》，筆者聯想起西班牙劇作家彼得羅·卡爾德龍（Pedro Calderon,1600-1681）的歐羅巴文學名著《人生如夢》（La vie est un songe）。17世紀西方的卡爾德龍同18世紀東方的曹雪芹一樣，都有世人生活在夢中的感受，“浮生若夢”，或像卡氏所云：“人生如戲”，一種再通俗不過的世界觀。卡爾德龍的《人生如夢》里，波蘭國王巴希爾為防止兒子西吉斯蒙在他生時篡位，將他關進一座墳墓般的塔樓。西吉斯蒙登基后，對其父并沒有以眼還眼。他悟出人世間的真締，即人的所有痛苦都會轉瞬即逝，一切都是“鏡里花，水中月”。從這層意義上說，將曹雪芹的小說譯成“rêve”（Le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不如采納卡爾德龍的“songe”一詞。弗洛伊德在“釋夢”中說，“rêve”是“要實現一種意愿”，指人在夢里看見的幻象。法國象征派詩人納爾華指出，實際生活的“流露”，應為“songe”。曹雪芹的《紅樓夢》乃是他一生懷舊的追思，“昨夜朱樓昔日舊夢”，一種“人生如夢”的流露，而非向往未來的夢想，并不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rêve”，故移譯為“songe”更為恰切。

《紅樓夢》出現于18世紀中國清朝乾隆年間，是劃時代的文學經典。從修辭角度看，“紅樓”是人類境遇的意象，有深厚的象征色彩。“夢”影射人希望的幻滅。這部作品起始取名《石頭記》，確切地說是一顆隕星的軼事。后來，作者將之改稱《金陵十二釵》，直至現今命名的《紅樓夢》。這原本是小說主人公賈寶玉神游太虛境，警幻仙姑令十二素練霓衣舞女歌唱的曲調名，敷演一場“開啟鴻蒙”、“悲金悼玉”的幻夢。小說敘述十二位仙女降落紅塵的經歷，尤其是林黛玉、薛寶釵與賈寶玉凄慘的愛情糾葛。這三個小說主要人物中，薛寶釵的現法文譯名似欠斟酌。薛寶釵生時頸上掛著一個金鎖，上有“金玉良緣”四字。她的法文芳名自然應譯為“金釵”（épingle d’or），而非眼下直譯的“寶釵”（épingle précieuse），脫離了貫穿整個故事的情節。

小說《紅樓夢》貫穿一個凄楚的“三角戀”。賈寶玉命定是要跟薛寶釵結“金玉良緣”的，但是他偏愛上了林黛玉，遭賈母激烈反對。“老祖宗”按王熙鳳獻的巧計，安排賈寶玉婚事時，用薛寶釵換林黛玉來欺誆孫子。真相在洞房花燭之夜暴露，新郎發現受騙，痛心疾首，最后撇下賢妻，跟僧道二者出家當了和尚。賈寶玉終了出走，表明他深深厭惡賈家人倫關系的虛偽。“紅樓”夢破，心歸菩提。

涉及到翻譯，有句意大利諺語說：“Traduire，c’est trahir”。意思是，要做到嚴復所謂的“信、達、雅”，從文學上是不可能的，想按鳩摩羅什的“依實出華”，更是難上加難。像《紅樓夢》這樣的中國古典巨著，嚴格說來是不可移譯的。因而，一些法國讀者依據現有的幾種《紅樓夢》法譯本衡量，斷言曹雪芹的巨著“夠不上世界文學經典”。顯然，這是忽略了中西方文學之間有著巨大的文明差異，存在幾乎不可逾越的鴻溝。應該承認，《紅樓夢》無論是法譯本，或是英譯本，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誤譯，導致西方讀者“誤讀”，產生對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偏見。

西方人翻譯《紅樓夢》，首先遇到語言難點，出錯在所難免。最早的英譯者喬利將“好了歌”中古今將相死后“荒冢一堆草沒了”，翻成：“Waste lie their graves，a heap of grass, extinct”。這里，譯者將“荒冢一堆”譯成“一堆荒草”（a heap of grass），并不全是作者要呈現的意象。當然，此處只是細節上的差錯，更為嚴重的是，翻譯中往往出現理解問題，曲解原意，這在一些《紅樓夢》法譯本里屢見不鮮。譬如，《金陵十二釵》題曰：“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不久前，一位法國譯者將“誰解其中味？”譯成“誰嘗得出其中的甜蜜味”。曹雪芹明言自己敘述的奇傳是“一把辛酸淚”，像膽汁（le fiel）一般苦澀。譯成“le miel”（蜜），無疑違背了作者想闡明的“要旨”。漢學家鐸爾蒙譯解為“Mais qui saura go?ter le suc qu’il assimile?”雖略勝一籌，但“le suc”一詞意為“精華”，也沒能反映出《紅樓夢》本是一部“還淚”小說。筆者以為，倒不如干脆改為表達“苦澀”的“le sel”（鹽），包含“精華”詞義，更多是“咸”，即“辛酸”。一字之差，牽動全局，改變整部作品的色調。

2014年，在紀念杰出翻譯家譚霞客（Jacques Dars，1937-2010）病逝4周年之際，巴黎關注中國文學經典的文論界發出了重譯曹雪芹《紅樓夢》的呼聲，稱《紅樓夢》是“一部有待重譯的杰作”。早先，法國漢學泰斗勒內·艾田蒲在委托李治華翻譯《紅樓夢》時，還推薦譚霞客譯《水滸》，但法國文學界及受眾對二者譯作的褒貶懸殊，原因大概有多方面，不須贅述。

譚霞客生時撰文《譯無止境》，他分析文學翻譯之難，難在其“不可轉移性”，尤其在移譯過程中難以保持原來的美學特征。譬如，漢語文字轉化為拉丁拼音字母，必然會失去形象美，造成視覺感受的缺失，是不可避免的。至于移譯采用文言書寫的古典文學作品，勢必會出現文學的赤貧化，丟失原作豐富的意象和神秘特征，翻譯者恰如歌德所云，是“自投束縛”，不可能達到自然完美的程度。出于上述原因，具體論及“七星文庫”推出的《紅樓夢》法譯本，譚霞客認為它“談不上精當”，遠不是最后可以被人認可的佳作。首先，這一譯本的法文名稱“就是一個‘窮窘’的表達”，需要再斟酌。譚霞客分析“紅樓夢”這個題名，說：“‘紅樓’是少女的閨閣。以此為題，顯然有雙重懷舊的底蘊，即昔日的富麗堂皇仿佛一場夢幻，一個對作者華年結識和愛戀的閨秀追懷的冥思苦索。”

清末小說家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法譯者黎詩薇贊同譚霞客的倡議。她認為，“七星文庫”的《紅樓夢》法文版不僅僅有題目問題，明確提出“這部杰作需要重譯”。照她看來，原作里每個人物都有自己鮮明的性格，“但從李治華的翻譯中難以感知他們個性和談吐的差別，而且譯文的風格既死板又累贅，將原來十分流暢的對話翻得極為呆板，陷入了難懂的句型泥潭”。為了證實這一缺陷，黎詩薇重譯了兩段賈寶玉與林黛玉的對話，公開發表。對這一法譯本的非難遠不止于此。法國女作家蘇珊·貝爾納對它甚至采取了基本否定的態度。她舉例說，將賈政譯成“賈政治”（Jia politique）實在可笑，并聲稱挑出其中不少基本的法語語法錯誤，結論：“這一法譯本毀了一部中國古典名著。”此種苛求對用了整整27年工夫、與法國妻子雅歌（Jacqueline Aléza?s）合譯出《紅樓夢》的李治華先生顯然有失公允。況且，其中還有不少人們尚不知曉的因素。

1985年夏天，我用法文撰寫的長篇小說《懸崖百合》在巴黎出版，本人應邀到里昂和圣·安德烈奧勒等地做相關報告。李治華先生親自到里昂火車站接我，邀我在一家中餐館共進午餐。他是一位極其熱誠又謙遜的翻譯家，我們倆暢談了整整3個小時。那次長談中，他回述了自己與妻子花了20多年心血翻譯《紅樓夢》的詳細過程，吐露作為譯者的苦衷。他向我坦言，他們夫婦倆最初的譯文與“七星文庫”最終出版的《紅樓夢》法譯本相比，被改得“面目全非”，尤其是詩歌譯文部分，“不見原來絲毫蹤影”；實際上是鐸爾蒙先生將他自己的譯文和盤托出了。

安德烈·鐸爾蒙（André d’Hormon，1881-1968）是李治華的老師，自令后輩存感戴之心。鐸爾蒙系法國文人，曾在中國生活多年，寓居北京香山時是法國名醫貝熙業大夫（Jean-Auguste Bussière）家中常客。他1955年返回法國，為李治華所譯《紅樓夢》改稿，直至1968年謝世為止。“披閱十載”，可以說是為這部中國古典名著“瀝盡心血”，功不可沒。但漢語畢竟不是他的母語，何況面對漢字復雜的筆畫，包含深邃底蘊的文言，他自有鞭長莫及之虞，難免會用法國文學傳統的眼光去審視中華傳統文學，在掌握語言方面的過分自信。鐸爾蒙翻譯的《紅樓夢》“序言”、“好了歌”和甄士隱的《“好了歌”釋義》詩，都是很值得推敲的。

曹雪芹的“好了歌”和甄氏“釋義詩”，皆有自然韻律節奏，近似兩首民謠。但鐸爾蒙的譯詩相當生硬，勉強押韻，全無中國古詩朗朗上口的流暢和抑揚鏗鏘節調，倒恰如法文所云“硬得像骨頭一般”，在文學上不可取。更突出的是，“好了歌”竟被譯成了“Chanson de la bonne fin”，無意中將“好”與“了”兩個本是獨立的關鍵詞合成了一個概念“la bonne fin”，勢必讓西方讀者從語感上將之誤解為一首“善終歌”。這完全不是跛足道人要表達的真意：“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了，須是了。”如此這般闡釋，“好了歌”被直譯為“善終歌”，走得似近卻遠，曲解了曹雪芹表達的宇宙人生觀。此一誤譯難免不會造成法語國家受眾的嚴重誤讀。鐸爾蒙先生的“好了歌”譯文中尚有其他誤譯，例如“他鄉”被直譯成“他人的故鄉”（la patrie d’autrui），將原指“新婚夫妻”的“鴛鴦”泛譯為“情侶”（un couple d’amants）之類，因韻害義。

“好了歌”是《紅樓夢》全書的“主導線索”，一個引人走出迷宮的阿麗亞娜線球。故筆者在跟法國讀者談論這部文學經典時，不得不將鐸爾蒙譯的《Chanson de la bonne fin》換成《Chanson de la vanité》，即將“善終”改為“虛幻”，使之符合整部小說的“主旨”，并隨之將“好了歌”全文以及甄士隱的“釋義詩”重新翻譯，以期在法式“大觀園”里移植進一對山野灌木叢中的《棠棣之花》。

在窮儒寒士賈雨村“歸結紅樓夢”最后一回里，賈政聽見僧道口中不知是哪個作歌曰：“渺渺茫茫，歸彼大荒！”他“不能洞悉明白”三千大千世界，只見“白茫茫一片曠野……”正應了《紅樓夢》作者所云：“古今一夢盡荒唐”。

諺曰：“人生如戲。”法國文豪巴爾扎克文集總題為《人間喜劇》，正是這層意思，與曹雪芹通過跛足道人之口化用的是同一種世界觀，展示的是國學大家王國維感受到“人間悲劇”的寂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