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古代雖然沒有“詩學”“文藝學”的概念，但中國文藝學誕生在這一特殊的土壤之中。在中國文藝學的發展過程中，王國維、魯迅等人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進入新時期之后，在徐中玉、王元化、錢谷融、錢中文、童慶炳等人的推動下，中國的文藝學得到全方位、多側面、多層次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觀念的突破與更新；研究方法的變革；創作與批評互動；傳統文論的繼承與創新；網絡思維、網絡文學的興起與信息時代文藝學建設問題的提出。

關鍵詞：中國特色；觀念更新；方法變革；文藝學建設

在中國文藝學的發展歷程中，一輩又一輩的思想家在對傳統文論和中西文論繼承與變革、突破與創新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為了總結文藝學誕生、發展的歷史經驗，推進當代具有中國特色的文藝學的建設，對這些理論家的思想進行整理與發掘就顯得尤有意義。對于近百年文藝理論的發展，徐中玉先生在為《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理論卷》作的序中認為，近代文學理論在新舊交替、救亡圖強的大變革世運中得到長足的發展。縱觀百年的中國文藝學發展史，伴隨著中國社會發生的三次偉大革命和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建國以前的王國維、魯迅等人為中國文藝學的科學化和現代化奠定了基礎；新中國成立后，徐中玉、王元化、錢谷融、錢中文、童慶炳等人的思想對中國文藝學的建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使得中國文藝學的科學化和現代化真正成為可能。重新審視這些理論家的理論貢獻，不僅僅有益于中國文藝學的健康發展，也有益于中國文藝學更好地融入世界文藝學發展的潮流中，助力中國文化的偉大復興。

一

今天我們所說的文藝理論或文藝學，它的古老的名字叫“詩學”。最早提出“詩學”概念并把它作為獨立學科進行研究的是亞里士多德，他的《詩學》就是對古希臘這些藝術種類實踐經驗的總結,可謂世界文論史上出現的第一部文藝理論或文藝學專著。中國古代雖無“詩學”“文藝學”的概念，但對詩樂理論的研究源遠流長、新見迭出，產生過多部影響深遠的理論專著,比如《荀子·樂論》《禮記·樂記》《文心雕龍》《詩品》《閑情偶寄》《人間詞話》，等等。自三千多年前《尚書·堯典》中提出“詩言志”這一中國詩論“開山的綱領” 以來，不斷有新的理論觀點問世，比如緣情說、形神說、風骨說、神韻說、意象說、性格說、境界說、意境說等，并對創作實踐產生過程度不同的影響。詩論在中國古代，除《文心雕龍》《詩品》等專著中有所論述外，主要是以樂論、詩話、詞話、曲話、批注、筆記等文體存在于歷史典籍之中。

文學理論或文藝學作為一門獨立的人文學科在中國出現，則是20世紀的事情。1902年，文學理論以“文學研究法”的名義被列入《欽定大學章程》；1917年，北京大學重新修訂的《文科大學現行科目修正案》中，將“文學概論”定為必修課，一直沿用至今。20世紀50年代，中國各高校文科普遍用的是蘇聯的文藝學教材。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恢復學位制度后，文藝學正式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在全國各高校與科研單位設立博士點、碩士點，并開始培養專門從事文藝學教學與研究的人才。從此，文藝學在國家教育體制上被確立，同時也被學界接受認同。

回顧文藝學在中國發展的歷史，20世紀初，在古代詩學理論向現代詩學理論轉換的過程中，王國維做出了重大貢獻。生活、學習和成長在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時代大潮中的王國維，他的《〈紅樓夢〉評論》《宋元戲曲考》（《宋元戲曲史》）著作，運用康德、叔本華的美學觀，結合中國文學作品和文藝理論的實際情況，針對性地對《紅樓夢》、宋元戲曲和古代詩詞進行了分析評論；以傳統文論中的境界為核心范疇，通過總結概括中國文藝創作的實際情況，繼承并發展了中國古代詩學的優秀成果，并且汲取西方詩學中的合理成分，創新性地構建了一個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藝思想體系。他的《〈紅樓夢〉評論》，為中國現代文藝理論批評開了先河，投下了第一塊基石。葉嘉瑩說：“此文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實在乃是一部開山創始之作。”這一評價是公正而又符合實際的。他的《宋元戲曲考》（《宋元戲曲史》），是中國第一部戲曲史；他的《人間詞話》，以傳統的詞話的形式，表達出現代美學和文藝理論的豐富內容。他以“境界”范疇作為現代詩學體系的邏輯起點，系統概括總結了古代詩話與詞話的相關理論，并結合對中國優秀古典詩詞的分析，對文藝的本體論、創作論、構成論、鑒賞論、作家論都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并且原創性地提出了諸如優美與壯美、情與景、寫實與理想、隔與不隔、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等詩學范疇。

對于王國維在中國學術史上的貢獻，陳寅恪先生指出：

自昔大師巨子，其關系于民族興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于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犭嚴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藉互相補正。凡屬于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于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

陳寅恪先生總結出的王國維學術研究的三條基本經驗和方法，對中國現代美學與文學理論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就王國維的歷史地位而言，他不僅是中國古代詩話、詞話的最后一位大師，也是中國文藝學在20世紀出現的第一位文藝理論家。他的理論，既代表了中國古代詩話、詞話的終結，又意味著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的開端。

王國維雖然對中國現代詩學理論做出了重大貢獻，但也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局限。徐中玉先生就曾經對王國維理論的不足之處進行了探究。他說：“他有精微處、透辟處，也有自相矛盾、未能自圓其說處，違反歷史事實、時代要求、大眾愿望處。國家民族仍在貧弱交困、亟待救亡療治的時刻，他這些理論大體只可供思考，起到免于走向極端功利而盡失文學特性的作用。”又說：“王氏精微有余，正視現實生活不足，理想成分多。”此外，他還認為王國維所說的“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并不切合事實。他批評說：“李后主身受亡國之辱，閱世還淺？他的最好詞作，難道不是這種閱歷促成的？閱歷深了，一定會使性情失真？如果真只是‘赤子’，大眼界深意境能從哪里來？說李后主‘儼有釋伽、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簡直把一己之所愛，拔高到天上去了。王氏有很高的藝術鑒賞力，也有把自己的學術見解大膽提出來的理論勇氣。但他的不少著名觀點至少仍是大可商榷的。”徐先生對王國維的批評是十分中肯的。

在徐先生看來，與王國維相比，對于建設中國現代文藝學（或文藝理論）貢獻更大、更具有現代性的是魯迅。他對魯迅的《摩羅詩力說》（1907年發表）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這部作品既總結了這一歷史時期的文學理論，同時也是當時文學理論發展的最高結晶，發揮著承前啟后的作用。他說：

魯迅在此文中不廢懷古之功，但更要求審己、知人：“欲揚宗邦之真大，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每響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響。”這就是指出：一味自我欣賞而不審視自己的闕失，前途必無光明，有了改進的自覺，才有希望。為此，他堅決主張“別求新聲于異邦”。異邦有諸如“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爭天拒俗”，爭取“獨立、自由、人道”，“說真理”等類新聲，都還是我們自己非常缺少卻極需要的。對異邦行而有效的東西，認為雖應學習，“亦非吾邦民可活剝”，應學其“內質”，即真精神才是。

魯迅分析了過去閉關的惡果，孤立自是，精神淪亡，以致維新了二十年仍無甚成效。他呼吁文學界有志之士都要做“精神界之戰士”，為國族盡最大努力。“家國荒矣，而賦最末哀歌，以訴天下貽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

魯迅憑其熱愛國族的赤忱和高瞻遠矚的目光，其認識達到了當時思想界、文學理論界的最高峰。

魯迅不僅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為中國20世紀文學豎起了第一座巍峨的文學高峰，而且是建設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文藝理論或文藝學的披荊斬棘的勇敢開拓者。他積極投入和倡導白話文運動，1918年5月發表的《狂人日記》是中國文學史上出現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在中國文藝理論史上，魯迅又是第一個將西方現實主義理論的核心范疇——“典型”“典型人物”引入中國文壇。他在1921年4月5日寫的《譯了〈工人綏惠略夫〉之后》一文中，稱阿爾志跋綏夫在1905年之前，“已經寫出了一個以性欲為第一義的典型人物來”。魯迅系統全面地研究了中國小說，撰寫的《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開創性地為中國文學史研究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并為中國文藝學的理論研究提供了豐厚的歷史文獻資源。魯迅還將普列漢諾夫運用唯物史觀寫出的《沒有地址的信》翻譯給中國讀者。他對文學發生學的研究，既批判地吸取和借鑒了“游戲說”“巫術說”“勞動說”中的有價值成分，又緊密結合中國文藝發生的實際，提出了富有中國特色的文藝活動發生論的新觀點，他的理論主張可概括為“勞動——巫術——休閑”說。對于中國文論史上長期爭論不休的一個關于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問題，魯迅總結了中國文學史的經驗，生動而又辯證地做出了回答。他在《文藝和政治的歧途》《魏晉風骨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等論文中指出，世界上沒有超政治、超時代的文學，鼓吹所謂文學超政治、超時代，實質是為了逃避現實，然而這又是不可能的，“這是和說自己用手提著耳朵，就可以離開地球者一樣地欺人”。

在中國文藝學百年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還有一個問題尤其值得我們關注，這就是人的意識覺醒和對人的主體性的肯定。這是一百年來在中國學術界、思想界、文學藝術界發生的一個重大變化，正如陳伯海先生所說，“現代意義上的‘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構成‘五四’文學革命對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主要貢獻”。人學與文藝學同屬人文科學，而人學又是文藝學的重要理論基礎。人學既是打開文學殿堂大門的鑰匙，也是打開中國古代文論、書論、畫論、樂論寶庫的金鑰匙。文學是“人學”的理論主張，不僅對于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論傳統、開展中西文論比較有指導意義，而且對研究中國現代文藝理論，總結“五四”以來文學藝術領域的經驗教訓和存在的問題，都有現實的意義。從1918年12月15日刊行的《新青年》第5卷第6號發表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到1957年5月號《文藝月報》（即《上海文學》的前身）發表錢谷融的《論“文學是人學”（關于現實主義問題的討論）》，再到1980年第3期《文藝研究》發表錢谷融的《〈論“文學是人學”〉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綱》（即《我是怎樣寫〈論“文學是人學”〉？》），時間經過了六十余年，人們圍繞著文學與人的問題，人性、國民性與階級性問題，人道主義與人文精神問題，展開了多次的論爭，盡管一些作家、理論家因此而落難，受到批判或斗爭，但是真理是批不倒、罵不掉、打不死的，相反它會在反復敲打中閃爍出它的燦爛的光輝。當代文藝學的許多學者，很多人都從不同視角論說到“人”的自覺與“文”的自覺問題。徐中玉在《憂患深深八十年——我與二十世紀》一文中說：“文學既是人學，更是人心民心之學。”錢中文先生也曾指出：“‘文學是人學’是針對教條主義把人當作描寫的工具而說的，文學應該描寫活生生的人，張揚了文學的人道主義，這一很有針對性的觀點，開了解放文學思想風氣之先，擴大了人們對文學的認識，使文學與真實的人結合起來，有力地批判了高大全、假大空這類虛假的文學主張，功莫大焉。”錢先生還專門撰寫了《論人性共同形態描寫及其評價問題》，結合中外的理論研究與創作實際進行了評說。在21世紀伊始，錢先生提出和倡導的“新理性精神”，進一步拓展和豐富了文學人學論的內涵。王元驤先生在論說馬克思對德國古典美學的繼承與革新的同時，撰寫出《審美自由與人的解放》。陸貴山在重讀經典文本的基礎上，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論與文學”課題，并出版了專著。

二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中國文藝學的發展變化與時代的變革相向而行。革命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火車頭，解放思想則是激勵億萬人民從事社會變革的不竭動力。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三次偉大的革命，經歷了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歷史的巨變，催生和推進了中國現代文藝學的發展。尤其是第三次偉大革命和思想解放運動后，中國現代的文藝學打開了新的局面，邁入了新的時代。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爆發是20世紀出現的第一次大革命的標志。這次大革命的背景是中國社會由封建專制社會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俄國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孫中山播下的民主革命種子逐漸生長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隨之爆發，出現了第一次思想大解放運動。中西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在中國文學藝術領域則呈現出可喜的百花齊放、學派林立、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和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是第二次大革命和社會轉型的標志；以打破蘇聯的教條主義為中心的延安整風，則開啟了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這個時間，大致從1927年在井岡山建立第一塊革命根據地，到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通過這次大革命，中國人民真正當家做主，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在三十年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實現了由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社會形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體現在意識形態領域，最大的轉變就是產生了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在中國文藝學發展的歷程中，則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中國文藝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文藝思想，在革命與戰爭年代豎立起了一座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里程碑。

第三次社會大革命和思想解放運動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標志。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是中國大地上持續發展的又一次更為深刻和廣泛的革命。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以來，中國人民不僅從站起來走向富起來，而且從富起來逐漸走向強起來。四十多年的偉大實踐，讓我們走出了一條成功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次思想解放運動，使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它不僅帶來了經濟、科技、文化、藝術的巨變，而且使人們的思想得到了極大的解放，使中國現代文藝學進一步走出了誤區、擺脫了桎梏，回歸到自己的家園，作家、藝術家、文藝理論家重新煥發出自己的藝術青春、學術青春。

以徐中玉、王元化、錢谷融、錢中文、童慶炳等為代表的許多學者親歷和見證了建國七十多年中國社會發生的巨變，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關注的文藝研究之中。他們的研究論著，從不同的側面和層面，推進了現代中國文藝學的建設，為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發展和繁榮做出了應有的貢獻。他們主要的標志性理論貢獻有以下幾點：

第一，文學觀念的更新和突破。思想的解放有力地推動了文學觀念的更新和突破。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多的西方哲學、美學與文學理論著作和文學作品相繼傳入我國。世界各國不同的文學理論派別的倡導者，雖然他們的美學觀和文學觀存在著較大的區別，但他們的文學理論主張能夠在不同的國家出現并被接受，必然有其產生的實踐依據和現實存在的學理性。他們以不同的研究視角、研究方法和研究層面，對文藝的審美特征和藝術規律進行探索，有時可能是“片面的深刻”或“深刻的片面”，但都有可供借鑒和參考的價值。中國學者在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文藝學的歷史過程中，先后出現了以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和葉以群主編的《文學基本原理》為代表的認識論文學觀，以劉再復的《論文學的主體性》為代表的主體論文學觀，以林興宅的《文藝象征論》為代表的象征性文學觀，以何國瑞《藝術生產原理》為代表的生產論文學觀，以錢中文、童慶炳、王元驤為代表的審美意識形態文學觀，等等。其中，審美意識形態文學觀超越和突破了蘇聯文藝學教科書和我國文藝理論家蔡儀、葉以群主編的全國通用教材中所堅持的認識論文學觀。

第二，研究方法的變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觀念的更新與方法的變革相伴而行。20世紀50年代以來，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和電子計算機的應用，使自然科學有了重大突破和飛速發展，人們對宇宙有了不同的認識，自然對社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20世紀以來世界出現了多種多樣的思潮和學派，從不同視角和層面提出了新的方法論。馬克思指出：“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分。自然科學往后將包括關于人的科學，正象關于人的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文藝學研究借鑒融合自然科學方法手段，為文藝學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1985年，學界出現了“方法論”熱，如何將系統論等自然科學研究方法與傳統方法結合起來，使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更好發揮指導作用，推進文藝學研究創新，得到大家的普遍關注。

文藝學以浩若煙海的中外文學藝術為主要研究對象，應當采取什么方法，古今中外文藝理論家做過種種探索和嘗試，出現過社會歷史研究法，哲學美學研究法，心理學、現象學、符號學、結構主義、人類文化學的方法等；從表現形態上講，有宏觀與微觀、縱向與橫向、歸納綜合與分析演繹、個案研究與整體把握等。陸貴山先生就主張“走向宏觀的文藝學”。他說，觀察文藝世界需要兩面鏡子：顯微鏡和望遠鏡。既要提倡微觀研究,也要提倡宏觀研究。像繪畫一樣,一幅畫既需要有宏偉的構圖，也需要有精美的細部。只有宏偉的構圖沒有精美的細部可能造成空泛,只有精美的細部沒有宏偉的構圖會癡迷于一點。建國七十年來，文學理論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活力和發展空間，運用不同的方法，以不同視角，從不同側面、不同層次、不同方面研究文學藝術。但是，百慮一致、殊途同歸，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已成為我國文學理論界的共識。錢中文先生認為，“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文學理論新形態，是一種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現代性的追求為動力，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充分立足于本土，在現代文論傳統的基礎上，不斷地自我反思與批判，廣采博取中外古今思想資料中的有用成分，鑒別創新，形成了一種具有科學的和人文精神的、開放的、動態的、形式復合多樣的形態”。

早在20世紀60年代，王元化對文藝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就進行了系統的探討，《論詮釋》《綜合研究法》《由抽象上升到具體》《知性分析方法》等論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牟世金先生在《“龍學”七十年概觀》中對于王元化先生在古代文論研究方法上的貢獻作了較為客觀的評價，他認為王元化的《文心雕龍創作論》“創造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綜合研究法：第一是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相結合，第二是文史哲研究相結合，第三是古今中外的比較、聯系相結合”，這種綜合研究法將“古與今和中與外結合起來，進行比較對照，分辨同異，以便找尋出在文學發展上帶有規律性的東西”。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文藝學研究特別是馬克思文學理論的中國化取得了重大的成績，七大卷“20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國別研究”叢書的出版就是實績之一。文學基礎理論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就學科性的著作而言，文學文體學、敘事學、語言學、修辭學、符號學、心理學、社會學等方面出現了不少分量很重的專著，研討問題的范圍和深度都得到了拓展。從2000年到2002年，錢中文、童慶炳主編的“新時期文藝學建設叢書”精選了36位學者的論著，就是標志性的成果。2016年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的由朱立元、曾繁仁主編的“當代中國文藝學研究文庫”，已出版的第一批12位學者的論著，進一步顯示出當代文藝學研究在新的歷史時期出現的新的特點和趨向。

第三，面向實踐，推進文學理論在創作與批評互動中創新。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是促進文學發展的兩翼。世界文學史的發展與實踐表明，凡是文學藝術在大發展的歷史時期，創作與批評兩翼必定會協調發展，文學作品與批評作品都取得重大的進步。同樣，文學理論只有同文學創作的實踐和文學鑒賞批評的實踐緊密結合在一起，才能不斷找到新的理論生長點。孫紹振先生在撰寫《文學創作論》和創立文學解讀學過程中深有體會地說，文學理論的生命來自創作和閱讀實踐，文學理論譜系不過是把這種運動升華為理性話語的階梯，此階梯永無終點。脫離了創作和閱讀實踐，文學理論譜系必定是殘缺和封閉的。問題的關鍵在于，文學理論對事實（實踐過程）的普遍概括，其內涵不能窮盡實踐的全部屬性。與實踐過程相比，文學理論是貧乏、不完全的，因而理論并不能自我證明，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準則。孫紹振先生在對《紅樓夢》和魯迅小說的文本解讀中，具體分析《紅樓夢》的八個美女之死和魯迅所寫的八種死亡，使人耳目一新，給予讀者以美的享受。1946年，徐中玉先生在《批評倫理》中說，20世紀是一個批評的時代。所謂“批評的”，它的真實解釋就是改造的——或者索性就說革命的。因為一切的改造或革命都要從批評開始，而真正的批評也不能不以改造或革命作為它的目標和結局。在20世紀40年代，徐中玉先生對巴金創作的《家》《春》《秋》的解讀和評論，充分肯定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的審美價值和社會歷史意義。童慶炳先生作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指導教師，聯系莫言的生活道路和小說創作實踐寫出的《作家的童年經驗及其對創作的影響》《莫言的碩士論文與高密東北鄉文學王國》，將批評與創作實踐緊密結合，豐富和拓展了當代文藝學的內容。筆者撰寫的《第十個文藝女神的再生——關于文學批評的主體性思考》與《〈大秦帝國〉論稿——走向新世紀文藝復興的綠色信號》，在闡明文學批評主體性的同時，顯示出批評實踐與創作實踐、批評家與作家互動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

第四，繼承與創新，弘揚中華優秀詩學傳統。建設當代中國的文藝學，它的根、它的母體、它的基因，是中華優秀詩學傳統。對于文藝學的建設與發展來說，傳統和繼承是它的出發點，而借鑒后的創新則是它的最終目標，文藝學的發展就是由多個創新的環節構成的。像任何一種理論的發展史一樣，文藝學的發展史實際上就是繼承歷史又不斷突破歷史的過程，突破與創新是文學最旺盛的生命力。“傳統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的、不斷發展的系統。它在時空的四維向度上不斷地延伸、轉化和發展。它作為社會心理、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幻想、風俗、習慣、不同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對社會的發展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它肇始于過去，積淀于現在，影響著未來。一定的文化傳統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惰性。優秀的文化傳統，是一個民族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具有強大的凝聚力、親和力與融化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古代文論和中華詩學傳統的研究取得了空前的進展，先后出版的論著有：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七卷八冊《中國文學批評通史》，羅宗強的多卷本《文學思想史》，黃保真、成復旺與蔡鐘翔等人的《中國文學理論史》，袁行霈的《中國詩學通論》，陳良運的《中國詩學批評史》，張少康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和徐中玉的《古代文藝創作論集》，王元化的《文心雕龍創作論》，陳伯海主編的《近四百年中國文學思潮史》，李衍柱的《思孟學派與中國美學》等。這些論著采用不同的視角和方法，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通史或斷代史的方式，又以專題研究或個案研究為切入點，比較系統深入地探討了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和中國古代詩學創作與批評的歷史發展特點、規律、范疇，弘揚了中華詩學的優良傳統，將中國現代詩學研究推進到一個嶄新階段，并為當代文藝學研究提供了豐厚的古代詩學資源，奠定了堅實的發展基礎。

第五，網絡思維、網絡文學與信息時代文藝學建設。信息時代的中國不但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而且還帶來了網絡文學藝術的興起。文學的革命和研究方法的革命不僅總是與人的頭腦的革命、人的思維方式的革命聯系在一起，而且還與科技的革命息息相關。人類的歷史進程總在證明這樣一個亙古不變的道理——科技的發明和進步總是直接影響著人的思維內容和思維方式的變化。

網絡思維超越了傳統的一維、二維、三維的視野，突破了線性的思維方式，它運用了愛因斯坦的“四維空間”理論，采取全方位、立體、動態的方式研究常見的文學活動和各種文藝現象；同時，它又以對話的方式，打破了傳統的“二元對立”和“零和博弈”的固定思維模式，重新定義和發展了對話思維。“對話思維不同于‘是——是’、‘否——否’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對話的過程是一個異中求同、同中求異、同中存異的雙向運動過程。”對話真誠、坦率、自由的特征凸顯了對話雙方的獨立性、個體性，彰顯了說話者與受話者的個性、尊嚴和價值。在對話理論的研究者中，錢中文先生不但積極倡導對話思維，而且還親自主持翻譯了《巴赫金全集》，有力地助推了對話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和中國當代文藝學的建設。網絡文學是網絡思維模式的碩果，她的出現標志著文學藝術進入了一個大發展、大繁榮的時期，這不僅體現在作品的數量和國內的影響上，而且還體現在對外的影響和文化交流的意義和價值上。據《文藝報》統計，截至2017年底，國內45家重點文學網站的原創作品總量高達16467萬種，網絡文學對外翻譯影響日漸擴大，已經成為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重要增長點。理論來自實踐，理論界對網絡文學的研究也成為研究熱點，其中歐陽友權的《網絡文學論綱》和《網絡文學新視野叢書》是重要的標志性成果。

隨著時代的推移和文學所使用的工具與手段的變換，文學的物化載體和傳播媒體的變換，自然要引起文學自身的變異和發展。一些文學類型消亡了，一些文學類型出現了，批判繼承、推陳出新，這是中外文學發展的一條重要規律。與文學的變化、發展相適應，文學理論研究也應以新的觀念和方法向深度廣度發展。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網絡媒介的迅猛發展、電信技術王國的出現，解構主義大師雅克·德里達驚呼，“整個的所謂文學的時代（即使不是全部）將不復存在”，必然導致文學的“終結”。美國文藝理論家J·希利斯·米勒贊同德里達的文學終結論的觀點，而且認為“文學研究的時代已經過去”。他說：

那么，文學研究又會怎樣呢？它還會繼續存在嗎？文學研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再也不會出現這樣一個時代——為了文學自身的目的，撇開理論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單純去研究文學。那樣做不合時宜。

雖然德里達、米勒等人的“文學終結論”“文學研究過時論”得到了部分學者尤其是國外學者的認同，中國的文藝理論界對此卻進行了反思與批評。筆者與錢中文、童慶炳先生都曾先后發文，聯系中外文藝發展的實際，批評這種廣為流行的“文學終結論”“文學研究過時論”出現的必然性及其悲觀論的實質。文學藝術作為人類詩意的存在的載體，永遠是時代的花朵，它總會不斷地給人以美的享受。

三

建設中國特色的文藝學是一個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學者不懈地進行研究的系統工程。伴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和世界文藝實踐的豐富和發展，在未來的歲月，文藝學研究也必然會不斷提出一些新的問題，出現一些新的形態和新的特點，并在不同的領域和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創新。錢中文、童慶炳二位先生，在《新時期文藝學建設叢書·總序》中說：“一個理論創新的新世紀已經來臨。不過任何一種新型的理論形態的建立與發展，都要以前人提供的‘思想資料’為基礎的。新時期的文論，作為一個良好的開端，它們無疑可以成為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的前期成果；而作為豐富的思想資料，它們無疑將匯入新世紀的新的理論創造之中。”從王國維到魯迅，再到徐中玉、王元化、錢谷融、錢中文、童慶炳等，這些學者在建設中國特色文藝學的大道上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跡。這些學者研究的成果，也必然會在今后的文藝創作實踐和鑒賞批評實踐中受到檢驗，他們提出的問題和對未來的期待，深信后繼者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一定會繼續深入系統全方位地研究下去，并在實踐中不斷推進文藝理論創新，進而融入新世紀世界文藝學研究的洪流，努力攀登學術的高峰。 

（本文系作者為山東文藝出版社即將出版的“中國現代文藝學大家文庫”所作的序言，刊發時文章略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