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羅偉章的新鄉土三書，引瑣碎日常細節來構筑新的鄉土史，將生活的經驗容量、人物的情感容量、敘述的情緒容量，以及智慧容量融為一爐。神俗一體的題材，雅俗共賞的故事，妖神人復合敘事的難度，歷史與現實的容量與張力，這些使得《寂靜史》不光具有羅偉章個人創作的成熟意義，也顯示出當代中國小說藝術升級的成熟意義。

關鍵詞：羅偉章 新鄉土三書 《寂靜史》

在城市化浪潮中，鄉村從生活經驗到價值意義都日益被淡忘，執著于探究和書寫鄉土的羅偉章，在當前文壇也就更為打眼。相對于以前的《饑餓百年》《不必驚訝》和《大河之舞》，《聲音史》《世事如常》和《寂靜史》，是羅偉章對于鄉土世界的“新三書”，這三部作品，具有直抵新世紀現場及新鄉土經驗的鮮活與沉厚，從微觀個體世界新經驗的俯察到“史”的意義的深挖，蘊藏的不只是羅偉章的個人蛻變，也隱含著對于當下文壇精品開掘與藝術升級的可能性探索。

一、 一步一景與移步換景——日常的詩意

新鄉土三書，是對新世紀鄉村現實的詠嘆調，而首先打動我們的，是瑣碎日常中的詩意。個體日常經驗自然瑣碎，卻又蘊含著穿透和超越日常的力量。《聲音史》①以楊浪的天賦異稟聆聽一個村莊，他能從聲音里聽出寂靜，也能從寂靜里聽出聲音。每捕捉到一種聲音，他都在腦子里存放著，怕聲音發霉，每過些日子，他都翻出來曬一下。風熱雨冷，花開葉落，那是四季的聲音；鍋碗瓢盆，雞鳴牛哞，那是生活的聲音……在一個古老的村莊里，這些聲音柔軟綿長，將今朝和往昔，天衣無縫地接續起來。聲音書寫著村莊的歷史。聲音消失，意味著一個村莊的消失。楊浪用他的耳朵和嘴唇，把村莊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下來。他相信終有一天，那些遠離村莊漸次老去的人們，能循著他的聲音，找到回家的路。在這部小說里，聲音抽象而具體，是一種氣味，一種敘述語調，同時也是展開小說的關節和樞紐。借由楊浪的視角，羅偉章表達的不僅僅是對某一“村落/聚落”的簡單嘆惋，更指向其背后所代表維系的獨有文化。這兩者對于后現代框架下情感日漸疏離的人們，顯得是如此的珍貴。在這樣一種基調下，小說呈現出“古今”隔空對望相談的可能，“時間”一詞在此有了厚重豐盈的質感。由此，作品完成了對土地―這一人類內心深處的力量之源―的飽含深情的吟詠和“祭奠式”書寫，呈現出對鄉土在現代化語境中的困惑與復雜性思考②。正因此，雷達在評論這部小說時給予了深情贊美，認為其是“鄉村心靈史的絕妙隱喻”，并因其“深刻和廣涵”，“成功地建構了一個隱喻的、象征的世界”③。

《世事如常》④干脆就是滿篇日常細節，無核心情節貫穿全篇，亦無開端高潮結局之類的“小說范式”，只是小鎮上的群像和雜事，無驚天動地聲，無驚世駭俗情，整個就是日常而已，雞零狗碎而已，如此自不免絮叨。絮叨的敘事卻讓人忘記了絮叨，乃因為作者對于每個小人物、小事件的精彩掌控與領悟，構成了清明上河圖式的民俗風情圖。作品中有五行八作、襟襟絆絆，堪稱城鄉結合部小鎮生活全書。人性瀏覽圖，合起來的煩惱群像也如浮士德式的精神求索圖。“我”的人生浮沉微不足道，但旺盛的生命力總領全篇，它有時表現為旺盛的情欲，有時表現為灰色頹廢的感嘆，而這感嘆來自于對世事人情潛思默察的執著與感悟，其生機蓬勃盎有興味帶來了敘述的波折動人，帶來了語言的機鋒和意趣。小說一步一景的功力，已不需情節帶動（固然它還是有情節的），細節的飽滿讓人忘了路之遠近。

要完成這樣的表達，除語言功力，還需要容量，或者說更需要容量：生活的經驗容量、人物的情感容量、敘述的情緒容量——這些表皮之下，是智慧容量。比如介紹李興的胖兒餐廳：“李興不胖，是個瘦子。他把餐廳取成這個名字，是跟自己幽默一下。他是那種喜歡說反話的人，他把說反話當成了幽默，不知道這是最低級的幽默。不過他在我面前不那樣幽默。他對我總是很尊敬的樣子。被尊敬是相當無趣的事，我的觀點是，你要是不想跟誰交往，但出于某種原因，又不得不交往的話，就下死勁兒去尊敬他，直到把他憋死為止。”短短一小段，精練地介紹人（李興）、物（胖兒餐廳）、事（低級幽默），人物身份、性格特征，又語含機趣，富有韻味，耐得咀嚼。前面的介紹已經暗含相關交往細節的故事性想象，后面果然交往富有戲劇性，愛讀書的李興把我“天然地當成了導師”，“有好幾次，我去他那里吃飯，他都想坐下來跟我討論，可是我沒有興趣；我越沒興趣他越尊敬我，舉手投足極其謙卑。老實說，他的謙卑讓我感動，同時也讓我空”⑤。

又比如說到男女關系：“一旦成為女人，男人就成了她們籃子里的一棵萵筍，掰掉哪些，留下哪些，都由她們說了算……我現在就是她手里的那塊面，她嫌這塊面太細瘦，要把我弄成球的形狀。”⑥語言自然輕巧，形象生動又奇正相合，讀來有麻酥酥的痛感與喜感。

作者對于日常細節的表達力的提升，既是悲憫察世，又是舉重若輕的信手拈來。這種升級延續到中篇《寂靜史》⑦，開篇就到處是細節的精彩。

她邊舀昨夜煮好的豬食，邊罵那只養了半年卻不到五十斤重的家伙：還好意思叫，還好意思發氣，屙泡尿各人照照，還不曉得羞死！

烏鶇善學同類的叫聲，還會學人說話，這時候它說的是：“還不起床！還不起床！”謝翠芬笑了一下，回身走進里屋，將苞谷殼一陣扒拉，喚醒了女兒。

謝翠芬對“不爭氣的豬”的責備羞臊，面對鳥叫起床的羞澀，處處都情趣盎然。對物作者信奉萬物有靈；對人，則是表現出勞作與生存的情趣。

能當背二哥的人，都是命好的人，他們有體力，累得吐血，吐出的血把路邊一叢野草淹死，也只是抓把干凈草，將嘴巴揩了，又接著上路。

在對原始生存哲學的展示中，對最受苦最賣大力的人，作者邏輯一倒轉，就將其變成了“能當背二哥的人，都是命好的人”，就成了生命力的苦澀贊頌。這里有原始的幽默，有含笑的淚，有帶著詛咒的贊賞與溫馨，這就是“勞動人民”的情感和認知，“勞動人民”的哲學。

多數人身上沒那么多血，更沒膽量吐那么多血，便只能守在老地方，腳下無路，就四肢并用。因這緣故，峽谷地區的男女，胳膊都較常人長一大截，包括林安平，也包括她母親謝翠芬。

從這里就由虛轉實，由玄轉實證。

語言本身的張力、細節本身的張力支撐著文章有條不紊的氣度，既有靜氣又有大氣，儼然見“古今多少事，都付向笑談中”的滄桑與寧靜。

二、匯神俗、雅俗于一爐的復合敘事

細節帶來絢麗，但畢竟是碎銀，它們需要積攢起來，組織起來，才能構成立體空間，才能形成攻堅利器，才為大器，才是大票。細節為花，思想為根，那故事與結構就是枝干。羅偉章所寫的還是小說，因此，講故事才是正經本行。本文就《寂靜史》談談作家怎樣融合了多種故事原型，使小說好讀，吸引人。

小說是奪寶探險、尋幽訪古的故事模式。這是好萊塢經典模式，典型如《木乃伊》《古墓麗影》《奪寶奇兵》，都是一拍再拍的經典系列，可見其好看、吸引人的程度已經讓人不厭其煩。故事的首要出發點是欲望驅動，這就是對凡人俗世最為親和的元素，“跟林安平接觸，我是帶著功利的，這一點我必須承認”，“我”是受命去為縣里旅游資源開發而效力的，“我接到的任務很明確，既要搜集原生文化，更要學會制造文化”。故事開篇就肩負著荒誕的解構和顛覆矛盾的責任，將神秘神圣的文化與功利低俗的經濟政績結合。頭兒神諭一般的指示“世上最富想象力的職業，不是藝術，是政治”，這對知識分子來說無異于新的啟蒙，由此理念出發，故事的敘事空間就拉得很寬闊。接著故事很快改變走向，變成了精神的游歷，俗人忍不住被激發了被壓抑的圣潔。帶著功利目的的尋寶探險，小說由此進入歷史與神話的幽深之處，感慨于人神的偉大崇高與欲望糾纏，中間不乏肉體凡胎們經歷小混亂而帶來的插科打諢。這和傳統的由神圣到墮落的敘事軌跡反其道而行之，既新鮮別致又意味深長。“我”的初訪引出故事緣起——“尋文化與造文化”，而重心落在林安平自述話語中的“妖”成長史，這是第一篇章，“埋線”。繼而第二篇章“上墳”，從傳說中的神回歸到眼前真實的神人混合體，現實中的矛盾體林安平，經兩代女祭司（牟齋姑與林安平）相互印證，終于“成神”，蛻變為祭司，這算是上升和矛盾激化。繼而第三篇章，再次變形，回到現實，被打回原形，“不準成神！”希望破滅。林安平女兒身份的曖昧引出對“神”的質疑，回到原來（單位、家庭）生活圈的“我”被拉回原有的落魄放誕的文人軌跡。借女祭司故事而暫時得到精神拯救的“我”重回現實的祛魅軌道，而“我”與女祭司的神交也被世俗污蔑為身交。終章，經過“認祖”的拯救掙扎，到最終“我”被官方放棄，歸于幻滅沉寂。當然，這里林安平的認祖仍算是升華，徹底下降的是“我”，這就是小說真正的主題，雙方緣盡，歸于共同的幻滅沉寂。這與“奪寶奇遇記”中的好人最終全身而退并順便發了點小財甚至抱得美人歸截然不同，小說最終回到了現實的嚴肅質問和反諷。

林安平作為祭司的特殊人物屬性，帶來通神的技能與經歷，也帶動打破現實邏輯的故事，展開《浮士德》式的神游古今，也近乎《聊齋志異》式的人神穿插，自由自然，跨界融合，外延豐富，內涵深邃，尤其是“女”祭司的身份，更平添離奇怪誕的元素。不同于《浮士德》最終回歸靈魂的安寧，本篇不是靈魂滿足和價值充沛的安寧，而是頹廢的破落與顛覆，這賦予當下中國濫俗敘事以嚴肅意義—“精神在物質世界面前的失措和掙扎，掙扎和受難”⑧。

林安平、我，都經歷了從人到神的建構，經歷了從俗世之人到精神超拔的升華，然后又被打回原型。最后似乎什么也沒發生，無論對誰，都是一段微不足道的流螢往事而已，對鄉村，對縣里，更是被遺忘的人事，大河依舊奔流，太陽照樣升起，對于故事來說，一切回歸于寂滅，生活則繼續。

女祭司與林安平的故事、尋訪文人“我”的故事，雙線并行，構成復合敘事，極大提升了小說的敘事空間和內涵空間。復合敘事的難度在于融合，既相互獨立，又融合交織，兩大敘事間的自然跳轉要自然，正是這種難度引發對必然性的懷疑。而小說正是在這方面處理得自然，通神與俗人的矛盾、精神的超拔性與肉身生存的現實性的矛盾，推動情節轉換具有生活邏輯的必需與必然性，情感真實，毫不牽強。

神俗一體的題材，雅俗共賞的故事，妖神人復合敘事的難度，歷史與現實的容量與張力，好看又深邃，這種充盈的現代性品質，使得《寂靜史》不光具有羅偉章個人寫作趨于成熟的意義，也具有了當代中國小說在藝術升級上趨于成熟的某種代表意義。

三、歷史積淀

《寂靜史》具有深厚的生活積淀，扎實的歷史文化挖掘，由此生成深邃的主題意蘊。這是小說往下深扎的根。對小說而言，主題挖掘既是支撐故事的“根”，也是結果性的和升華性的果實。《寂靜史》的葉茂離不開文化的根深。

小說許多細節已見文化底蘊。“這里的男人，累起來像牲口，一閑，就扭住女人不放，不是想女人，就是睡女人，不是睡女人，就是打女人。”這既是民俗的描述，又是民風的穿透性歸納，更是寫出時間、空間的滄桑感。

寂靜，有色即是空式的東方幻滅，祭司家族（林安平、牟齋姑、肖道長）的淪落，“我”（現世文人、落拓失意）憂憤混世，最終歸于白茫茫大地真干凈式的幻滅。

從《饑餓百年》《不必驚訝》《大河之舞》來看，羅偉章要構筑鄉土之史的野心是一直存在的，但《聲音史》《寂靜史》明目張膽地打出“史”的招牌來。《聲音史》尚可說，萬千聲音從嘹亮到喑啞，一個村莊從生成到寂滅，本身就具有“史”的品性，而《寂靜史》，一個祭司的風流野史，半個落魄小文人的糊涂片段，竟可為“史”？何況是高度抽象的、玄學的，甚至是神圣的“寂靜”之史，這是何等的野心展露，這么個生活片段，真能四兩撥千斤，支撐起“寂靜”之“史”？

單就林安平的生活來說是只記錄了半生，顯得單薄了，真要能撐住“寂靜”之“史”，那需要更為豐富和復雜的內涵。

因此，從意蘊的豐富性要求來說，小說的另一半，“我”，就至關重要了，他絕不單只是一個敘述人，他本身就是一個主人公，這里的關鍵就在“我”的荒誕意味。“我”的故事才是尋常巷陌事，才具普遍性。但“我”這樣的故事單講，畢竟太俗濫。林安平的故事單講，也就是獵奇而已。所以，林安平——我，這個二人模型，是相得益彰。

當祭司的故事轉向現實之后，肩負“上命”的“我”浮沉之后，此前作為判官者和見證人的“何先文”就被轉正為主角了，小說的視點悄然發生轉移。

一神一俗，一出世一入世，一變一常，在敘事效應上，產生距離感、時間空間的延宕感滋長“史”的張力；在敘事結構上，小說又是相互提點，牽引粘連自然，具有戲劇效應；而在精神文化上，其更是畫龍點睛。

回頭看來，小說敘述節奏上，前面低緩厚重，后面浮躁快進，正是情節與情緒的需要，前面是神奇和靈性的世界，故而是以一當十，靈悟幽深，后面是庸俗低俗，故而是“且去填詞”的庸脂俗粉。如此布局，是有匠心的。

注釋：

①羅偉章：《聲音史》，《十月》2015年第1期。

②參見Dubesor《雜感——評〈聲音史〉》，《豆瓣讀書》2019年2月21日。

③雷達：《鄉村心靈史的絕妙隱喻》，《當代文壇》2016年第3期。

④羅偉章：《世事如常》，《紅巖》2015年第2期。

⑤⑥羅偉章：《世事如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29、47頁。

⑦羅偉章：《寂靜史》，《鐘山》2018年第6期。

⑧羅偉章：《是什么讓好作品如此難得——一個編輯眼里的當下小說》，《中華文學選刊》2019年第3期。

[作者單位：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