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強文學評論的有效性與影響力

一系列專題會議和文章成果串聯起2020年度理論批評的話題熱點，它們準確地對應、綴連起近年來文學界及全社會對文學評論工作的關切脈絡，勾勒出文學理論評論工作不斷加強推進的框架格局。理論評論家們也不斷調整自己的論說范圍和言說方式，試圖不斷增強文學評論的有效性與影響力。

2020年底，中國作家協會加強文學評論工作會議的召開，受到了文學界的廣泛關注。這場會期兩整天、規模甚大的文學評論工作專題會議，顯示出文學界對文學理論評論工作的高度重視。通過會議期間專家的話題討論焦點以及會后發表、面世的一系列文章成果，我們不難看到，文學理論評論界正在積極回應時代新變和社會發展對文學評論提出的新挑戰、新要求。同時，《文藝報》等報刊以專題形式刊發了一系列關于新形勢下加強文學評論工作的文章，形成了集中關注文學評論“本體”的聲勢和潮流。在這些會議活動及文章成果中被提及較多的一些話題“熱點”，可以說是準確地對應、綴連起近年來文學界及全社會對文學評論工作的關切脈絡，勾勒出文學理論評論工作不斷加強推進的框架格局。

例如，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通過強化文學評論工作來推動文學事業的繁榮發展，是理論評論界的工作重點。中國作協及其所屬報刊社網積極組織作家、理論家、評論家結合文學實踐，圍繞文學和時代、文學與人民等議題進行深入探討。中國文聯、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舉辦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工作重要論述理論研討會，《文學評論》等刊物組織“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等研究專欄，一批成果陸續問世，將研究持續引向深入。董學文的《打磨好文藝批評這把“利器”》等專家文章則集中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評論工作的重要論述展開研究。

再如，文學理論評論與文學創作現場的互動交流問題。文學理論批評有效性的確立，在相當程度上有賴于其文學實踐意義上的“在場”。朱國華發表于《浙江社會科學》2020年第12期的《漸行漸遠？——論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的離合》一文，梳理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涵納了文學欣賞、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的某種文學研究統一體”逐步分化的歷史過程、內外原因乃至文學評論自身的分化情況，指出文學批評及文學理論在一些時候容易“滑向自指的、不及物的智力游戲，引向學院內部的文化產品的自產自銷、自我循環”，提出了對“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脫鉤”現象的憂思。對“離”的反思，亦是指向對“合”的期待。張旭東發表于《讀書》2020年第11期的《批判的文學史》一文，雖然是從“文學史”這一具體而高度知識性的范疇切入，但其觀念愿景卻可適用于整個文學理論批評領域：“經過一個相對漫長的‘專業化’‘學院化’‘體制化’的異化或物化階段，在其盡頭，我們似乎又看到了當年那個精力旺盛、意氣風發、相信‘文學就是人學’的文學批評、文學研究和文學史”，而其核心旨趣，乃是“通過文學闡釋，在語言、形象、形式和結構空間里，通過批評實踐去進行一場思想的戰斗”。進而言之，當叢治辰在《一個評論工作者的自我要求與自我期許》一文里說出“我對自己最基本的要求是：要能夠理解作家和作品”這樣看似“入門級”的話時，其背后其實有著非常“高級”和重要的立意及期許。

此外，備受關注的還有文學理論評論對時代公共生活、大眾閱讀現場的參與、介入。如何在社會層面提升文學評論（乃至文學整體）的“影響力分貝”，似已成為文學理論評論界廣為關切的話題。在李松睿的視野中，“文藝作品關注現實生活，保持對社會問題的介入姿態”是與“堅持人民性”緊密掛鉤的（《與時代同行的文學評論》），而文學評論與人民生活有機關聯的重要前提之一，便是保持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知識的多元化生產及其差異化格局（汪政《差異化的批評格局與知識生產》）。新媒體時代文學知識的“媒介適應度”，可謂是文學界討論多年而熱度不減的話題，張燕玲的《文論期刊的時代表達》等文從實踐角度引出了許多新的思考，單小曦的《文藝的媒介生產——馬克思主義文藝生產媒介理論研究》等文則從理論上對此話題不斷深化闡釋。比“適應”更具躁動能量的話題，是“破界”“出圈”。“第五屆收獲文學榜”舉辦了“無界對話：文學遼闊的天空”專題論壇。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青年文學與文化工作坊”則將第一期的主題定為“我們如何‘破圈’：當下青年文學與時代生活”。劉詩宇的《互聯網中的當代文學史“隱文”——從豆瓣讀書評分說起》以頗為自由的文風，分析了一個頗具價值的現象：“豆瓣”評價系統在當下公共閱讀生活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傳統文學評論界對此并不熟悉。這些討論在文學評論界引起了一定關注。

疫情語境及其思考闡釋

關于“文學與疫情”話題的探討，貫穿了整個2020年。在經過了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初“信息過載”、觀點碰撞的階段之后，最初的“應激反應”逐漸被“理性思考”和“系統分析”所替代。如今，疫情作為潛在的背景，進入越來越多的文學作品之中。在未來一段時期內，這種對“微妙和細致的變化”的辨別捕捉、對如何將即刻的經驗深化為存在的經驗的言說闡釋，既是文學創作的任務，也將成為文學評論的任務。

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們所面對的最重大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之一。當下世界發展格局和廣大人民的日常生產生活，都因為疫情發生了普遍、深刻、巨大的變化。如此重大的事件，其影響必然會傳導進文學領域之中，并促使理論評論界就此作出反應、展開言說。在經過了疫情暴發之初“信息過載”、觀點碰撞的階段之后，最初的“應激反應”逐漸被“理性思考”和“系統分析”所替代，文學理論評論界圍繞“抗疫文學”相關創作成果以及疫情話題本身，展開了一系列有價值的思考討論。

在書寫“疫情經驗”、講述“抗疫故事”方面，詩歌可以說是介入最及時、表現最活躍、成果最豐碩的文體之一（另一種表現突出的文體是報告文學/非虛構文學）。第六屆中國詩歌節將“抗疫詩歌的時代擔當及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作為論壇主題之一。這既是對抗疫詩歌創作成果特色的梳理總結，同時也是“疫情”話題進入文學理論評論言說場域的充分印證。吳思敬在論壇發言中提到，“當特大災難降臨時，人們需要情感宣泄通道，詩歌便是其中最便捷、最迅速的一種”，而文學對疫情經驗的書寫，最終還應“訴諸人們的理智，呈現一種反思精神”，“強調終極關懷，彰顯出生命的尊嚴”。羅振亞從抗疫詩歌出發，談及新詩對公共事件的“發聲”話題，分析了當下詩歌寫作社會目標與審美價值、“外力”與“內力”間的辯證平衡可能。而關于這種平衡，霍俊明在疫情暴發之初寫的《“要有光”：非常時期的抒情詩人——關于“抗疫詩潮”的思慮或提醒》一文中說：“一個偉大的詩人還必須具備將個人經驗、即時性見聞和社會現實轉化為普世性歷史經驗的特殊能力，亦即一個詩人應該能從日常生活中提煉出神奇的想象并使歷史復活……詩人必須時刻提醒自己，詩歌的‘個人功能’‘社會功能’與‘內在功能’尤其是‘語言功能’應該是同時抵達的。”此類思考，具體來自詩歌創作實踐，但顯然對文學總體都有啟發。

《天涯》雜志推出“后疫情時代的生活”文學特刊，《江南》雜志組織“后疫情時代，文學何去何從”專題討論，韓少功、劉大先等作家、理論家撰文分析“后疫情時代”相關話題。其中許多聲音頗具代表性，例如認為疫情時期個體的焦慮感不僅來自疫情本身，也來自話語焦慮和精神焦慮。當代社會值得展開自我反思，尋求新的價值平衡與生活方式。許多作者談到了疫情危機與“全球化”、數字社會、消費主義間的復雜關系，指出疫情不僅是公共衛生事件，同時也是傳播學事件、心理學事件、政治學事件。種種討論固然角度側重不同，但仍可看出，一種基本的共識已然在文學界達成，那就是疫情深刻地改變了我們所身處的時間（歷史的）、空間（國際局勢的）環境，它已經動搖了許多原有的、看似牢固的價值和邏輯，文學需要以更開闊的視角、更高遠的站位、更具反思性的姿態，來不斷更新調整自身的思維模式及話語結構。

項靜在盤點2020年長篇小說時提到，雖然疫情語境下的文學創作在直觀內容形態上，相較往年尚未顯出明顯差異，然而，“創造和閱讀故事的心靈卻發生了微妙的位移”。這似乎是一種見微知著的（或許也是無意識的）隱喻：文學理論評論對疫情話題及其相關作品創作的關注、言說，已經開始由“直接”“宏大”，逐漸向“間接”“微妙”拓進。這無疑是敏銳呼應了文學創作領域正在發生的變化：疫情暴發初期，疫情主要作為反常的“重大事件”成為文學書寫對象；而在國內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生活秩序在常態化的防疫語境下逐步恢復，疫情轉而作為“重要經驗”進入文學書寫領域。由此而著眼于長期，文學評論也勢必面臨一個從“直接談論疫情”向“間接闡釋疫情”的轉變過程，也就是說，必須要在文學作品的轉承與折光中，將疫情經驗闡釋同文學經驗闡釋有機結合在一起。不久前，馬兵在《2020年中短篇小說：對當下和歷史的“深描”以及小說的“弱德”之美》一文中已專門分析過“疫情經驗的深度展開”問題，并提到、分析了一些“間接疫情主題”的作品，如弋舟的《掩面時分》、宋阿曼的《然后我們一起跳舞》等。在我看來，在這類故事中，口罩、空蕩的花園街道等“中介物”，表現并鋪展開疫情期間的日常生活圖景和那些亟待當下性闡釋的“心靈的微妙位移”，從而打開了文學評論面對疫情話題時具體的、也是“毛細血管化”的闡釋空間。可以預見，在未來一段時期內，這種對“微妙和細致的變化”的辨別捕捉、“在疫情的書寫中將即刻的經驗深化為存在的經驗”（馬兵語）的言說闡釋，既是文學創作的任務，也將成為文學評論的任務。

守正與創新

2020年的理論評論工作，既注重守正，比如對新世紀20年文學的關注與探討；也注重對一些創新性、前沿性問題的關注，比如對“青年寫作”“人工智能”等話題的討論。由此，我們呼吁作家們克服創作上的慣性和惰性，讓文學成為這個豐富時代中一種不可替代的、具有抵抗和守護作用的力量。

2020年是新世紀文學20年，《南方文壇》設置“新世紀20年文藝”專題，發表丁帆、孟繁華、洪治綱、王一川、耿占春、李朝全、王兆勝等專家文章，對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批評、小說、詩歌、報告文學等諸領域分別梳理總結；其他許多刊物也以或綜合（如《藝術廣角》組織“新世紀文學20年：回顧與觀察”筆談）或專攻（如《詩刊》刊發張清華《狂歡·平權·地理·碎片——關于“新世紀詩歌二十年”的幾個關鍵詞》）的方式，積極回顧勾勒新世紀20年文學發展圖景。《文藝爭鳴》等許多刊物也都設有中國當代文學階段總結性欄目專題。這類總結梳理，承續并不斷深化著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進程。

一系列帶有“創生”“新興”色彩的現象話題，也在2020年獲得了集中的關注和討論。中國作協青年工作委員會年初宣告成立，并與《南方文壇》共同主辦“新時代青年寫作的可能性”研討會，將青年寫作相關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同樣以宏大的聲勢和鮮明的問題意識引起注意的，還有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主辦的“青年寫作的問題”專題研討活動。青年作家創作的趨勢、成果、特征、未來可能性以及其背后隱藏的問題、不足，近年來明顯已成為文學評論界的熱點主題。

對青年寫作的關注，在根源上來自對當下文學創作“活力充能”、自我突破的期待。由此言之，“青年”因其身份想象的直接性而被賦予了諸多寄托，而許多看似未與“青年”直接掛鉤的思考，實際上也顯示出殊途同歸的關切。“第六屆郁達夫小說獎審讀委會議”上，王堯表示，當下中國小說總體上并不讓他感到滿意，小說界需要進行一場“革命”。在《新“小說革命”的必要與可能》一文中，王堯談到，“九十年代以后小說寫作的歷史表明，‘寫什么’固然是一個問題，但‘怎么寫’并沒有真正由形式成為內容”，而這樣的問題“與小說家和現實、歷史之間失去廣泛而深刻的聯系有關”。曾經，我們的文學是“在歷史的變動中產生并以文學的方式參與了歷史的重建”，但如今，“現代作家與現代中國變革互動的景觀不在”，某種程度上作家和文學正變得沉默，而“作家的沉默，往往是各種能力的退化和萎縮”。對“小說革命”的呼吁，在文學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無論由思想、觀念、方法觀之，還是就風格、形式、技術而言，當下文學創作于穩步提升進步的同時，確也逐漸顯示出頑固的慣性甚至惰性。此種慣性和惰性，近年來已越來越頻繁地被文學評論界指認和關注，但時至今日，文學創作內驅力不足、思潮不活躍、板結化、同質化的問題依然以不同形式存在。因此“新‘小說革命’”的說法及其相關討論，其實可以看作是老問題的新聚焦。圍繞這一話題的討論，顯然有理由持續深入下去，并進一步拓展其內涵及外延。《時代文學》2021年第1期發表的對談《當代小說的創新空間還有多大》（邱華棟、李浩、房偉、徐晨亮），便可看作是對此話題譜系的進一步延伸闡發。

足夠“新”也足夠“重要”的，還有關于“AI時代的文學”的討論。2020年，《文藝爭鳴》推出了“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與藝術”研究專輯，張定浩的《文學與算法》、黃平的《人學是文學：人工智能寫作與算法治理》等文也引起廣泛關注。嚴格來說，AI（人工智能）在宏觀歷史層面固然屬于具有代表性的新事物新技術，但“AI與文學”的話題本身已不能算是2020年意義上的“新”（我在2019年的文學理論評論盤點中已經分析過楊慶祥等人的相關文章觀點）。這一話題之所以在今年還能夠繼續鋪展開來，是因為這一小小的裂隙背后潛藏著一整條問題譜系的裂谷，猶如黃平所言，“不是從人工智能開始，小冰這樣的人工智能程序，只是將這一問題徹底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具體如寫作技術和寫作倫理，宏大如主體性危機、技術理性和現代歷史問題，都能從AI體內流淌著的二進制數字血液中依次提取出來。如同黃平在《人學是文學：人工智能寫作與算法治理》一文中所說，這一話題緊密關涉著人的“抽象化”，“展開來講，是將人理解為一種數字化的生物存在，也即人是一種通過計算可以把控的赤裸生命”（我們當然會想起《人物》雜志今年那篇現象級爆款文章《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因此，“和對于小冰的詩歌優劣的評判相比，一種更為開闊的文學批評變得緊迫：不在于討論小冰的詩，而是通過小冰的詩，討論其背后對‘人’的理解”。

由此延伸開去，我們會意識到，文學——真正的文學——恰恰是數字洪流中一種不可替代的、具有抵抗和守護作用的力量：它執拗地抗拒著抽象與通約，而永遠指向自由的、尊嚴的、甚至不可解的生命。這生命是如此復雜、如此具體，充滿了偶然與混沌，卻不可以被任何公式替換，甚至難以被真正馴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