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人，或所有的士兵》帶著某種不趨同的追問徐徐展開，又在整體上構成了一種別樣的言說，提示著作為敘述的歷史的不可靠或另外的可能。小說通過特別的人物、特定的關系與特殊的環境讓常見的戰后或歷史的反思變成了一種在場的警覺，盡管這些對自我、對他人、對處境的認識來得相對含糊且充滿了當局者的無助與絕望，卻也悄然實現了當局者到旁觀者的轉換，也因此超越了同是天涯淪落人式的簡單無力的共情，并由此獲得了異常廣闊的敘事空間，讓小說可以從一個更為高遠的立足之處去討論戰爭、世界格局、正義或邪惡以及復雜而普遍的人性。

關鍵詞：《人，或所有的士兵》 鄧一光 戰爭 歷史 敘述

那是一些名字。我從未見過使用它們的人們。我曾經想見見他們。他們有個共同的稱呼，家人。可惜它們全都記在我腦子，我沒法把它們留下，只能帶著它們一同離開，想來怪可惜的，但也沒有什么吧。”①郁漱石的遺書中，那些在戰俘營被艱難記下的名字終于有了一個明確的“去向”。它們是戰俘家人的名字，四散在世界的某個角落，卻因為一個近乎偏執的記錄者的離世而失去了歷史的意義。這是當事人或記錄者的悲哀，亦是歷史無法避免的尷尬。從這個角度看，鄧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大概正是將那些四散的名字聚攏起來，并非一定要呈現某段完整的歷史，卻也以文學的形式來努力挽回那些被歷史洪流沖散或掩蓋的孤零零的聲音。

一

80余萬字的《人，或所有的士兵》由眾多法庭陳述、法庭舉證、法庭外調查和最后的結案報告組成。這種嚴密、冷峻的形式除了關聯著戰后審判的情節邏輯之外，也意欲為小說營造出莊嚴、客觀、真實的氛圍。這成了一種被虛構出的真實——當事人的陳述，律師的辯護，全面細致的庭外調查——所有的言說都緊緊圍繞著那個至關重要的審判。這似乎構成了某種內在的矛盾，即相關歷史的真實、形式的真實與小說人物、情節虛構之間的潛在沖突。這種矛盾當然不會成為作家寫作或讀者閱讀的障礙，畢竟文學的真實與文學之外的真實是兩個并無太多關聯的問題。但是，鄧一光在小說結構或形式上的設置其實已然將這種矛盾變成了對所謂歷史或真實的沖撞。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或僅在1941年香港十八日保衛戰的歷史中，“郁漱石”們的命運與記憶猶如塵埃，歷史往往記下了人類反法西斯戰爭的艱難與榮耀，卻也讓無數的生命與言說卷入到巨流般的宏大敘事中銷聲匿跡。然而《人，或所有的士兵》偏要糾結于一個“郁漱石”的命運，它并非只為厘清一名中尉軍官、一名戰俘的功過與“罪行”，或借此呈現十八日保衛戰的慘烈與戰俘營的非人歲月，而是以眾多歷史洪流中的“塵埃”為另一粒“塵埃”的存在作證。小說以此提示著歷史敘述難以回避的局限與偏頗，它在人物、情節、故事之外，以其特別的形式構成了某種特定的話語方式。這不是個人史或野史的敘述路徑，反倒有著極其繁雜的敘事框架和異常宏大又沉重的精神維度，并將其寄寓于一個仿佛游離于戰爭之外的“奇怪的靈魂”。它的存在映照著那些證明它存在過的個體，也映照著它存在并始終與之疏離的時代、環境、人群乃至具體的家庭，它們之間共存卻又不斷錯位的關系實際上也就構成了兩種歷史或者說兩種話語方式的博弈。

郁漱石在法庭如此自辯：“你們說不清楚中日間的戰爭自何時起，說不清楚近百年來中日間的沖突哪些算戰爭，哪些行為應該被計入戰爭罪，哪些罪行應該由國家承擔，由政府決策者和最高領袖的人來負責，你們在這些事情上語焉不詳，在國家責任上閃爍其詞，又怎么能合法地執行生殺予奪的大權，指控我這個低級軍官對中日間的戰爭負責……可是，上百萬渡過中國海登上中國大陸燒殺掠搶的戰爭施加者，他們呢？你們為什么要把他們匆匆送走，你們害怕什么？”②作為被告的自辯，我們很難講其中所謂道理的有效性，或者說得更具體一些，郁漱石有關“責任”“審判”以其“合法性”的質問能否為其自身的“罪行”進行有效的開釋，所以它更像一個宣言而非自辯。郁漱石在這里使用了“你們”，那么，“你們”是誰？是法官、法庭？還是自辯所質問的國家、政府？或者那場剛剛結束的戰爭？當這種質問面對的是如此龐大同時又是如此虛無的存在時，與其說它是指向了某個對象，不如說是將自己與之劃清了界限。它更多地意味著某種言說的立場，無論對方是象征著法律的法庭，還是包含著民族或國家話語的政府，甚至是代表著正義的戰爭，它都主動地選擇了一種拒斥與疏離。事實上，這成為了整部小說得以展開的前提，因為只有在這個前提下，郁漱石——一個下層軍官，一個編號131的戰俘，一個在世界大戰中無足輕重的人的故事才有了被提起、被講述的可能。因此，對郁漱石這一人物的設定以及由此發散開去的一系列“證人”與相關情節，還有整部小說意欲實現的言說方式，構成了某種相互的成全。它不是由人物到情節再到意識的單向的導入，而是在一個宏大又特殊的語境中實施了頗具匠心的布局與雕琢。正如郁漱石自辯中的那句“我不屬于勝利者一方”，小說在很大程度上跳出了既往戰爭敘事的邏輯，“不屬于勝利者一方”在此也意味著不屬于失敗者一方，小說并不追究這場戰爭的勝負對于國家或軍人意味著什么，而是另起爐灶式地去談論“人，或所有的士兵”。鄧一光讓一個戰爭中異質的存在去誘發了一種普遍而被遮蔽的聲音。“我不是一名軍人，天生就不是，我出身優渥，喜歡讀書，命運卻讓我做了一名軍人”③——這個被虛構的人物所擁有的特殊身世、家庭、情感、經歷在很大程度上自然消解著我們常見的戰爭敘事思維，這就像人們都在關心戰爭的勝負而這個人在追問“我是誰”。他的存在預先打破了關于戰爭、國家、民族、權力、利益等一系列概念既有的話語場域，從而將小說帶入到英雄、勝利、榮耀以及轟轟烈烈之外的有關戰爭的文學空間。

《人，或所有的士兵》一開始就準備了一套截然不同的敘事思路，從小說人物的設置，到通過情節和結構特別呈現出的人物關系，以及由此帶來的對于時代和歷史不一樣的講述方式，讓它天然地帶著某種不趨同的追問徐徐展開。那些法庭舉證、庭外調查猶如可以機動配置的裝置模塊，它們相互勾連映射，在陸續產生其聯合效用的同時，又在整體上構成了一種別樣的言說范式。它的存在正如郁漱石的法庭自辯，并不一定能夠改變某些既有的結果，卻依然提示著作為敘述的歷史的不可靠或另外的可能。

二

郁漱石的辯護律師冼宗白曾在一次演講后有這樣的感慨：“我突然意識到，我在回答議員先生問題時提到的那位中國士兵，他不再是我案例中的內容，而是人類歷史的一個證物。”④作為“證物”的郁漱石在小說所提供的歷史環境中無疑是個特別的存在。他的父親是中國軍官，而生母是日本人——“我到底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如果我說不清楚我是什么人，我又怎么可能煽動起報國的激情？我該報生父的國，還是生母的國？”⑤這種困惑直接導致了郁漱石奉父命回國參戰之后有了一種無法克服的心結，“我對那個國家的人下不了手”。而且，鄧一光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復雜。事實上，郁漱石對生母的了解也僅限于她是日本人，他自少年時便想方設法搞清自己生母的情況卻始終一無所獲。于是，一種來自外部的壓力和一種來自內心的追問在整個戰爭時期成了不斷擠壓、摧殘著郁漱石的東西。回到國內的郁漱石即便拒絕上前線卻也無法回避自己成為中國軍人的事實，但相對時局與戰事的變化，尋找生母或者說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誰的內在沖動變成了一種無法抗拒的力量。這樣的人物預設固然帶有了某種刻意為之的文學的偶然，但它卻由此不斷觸碰著那些被人為賦予的卻常常被理解為先天的或理所當然的身份及其相關的責任、義務以及道德判斷。更重要的是，小說于此引入了情感與本能，我們暫且不談一個人與生母的情感鏈接是否可靠，僅從小說所給出的前提來看，那是一種自幼埋下的困惑和憂慮，它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已然內化為難以改變的精神氣質，即便不付諸實際的行動，也將令人對自我與外界的認識發生相應的變化。而且，作為一種內化的精神難題，所謂時局或者環境的聚變又將與其產生怎樣的連鎖反應？《人，或所有的士兵》并沒有把這種關系變成小說中一條十分明確的線索，但無論是郁漱石于香港十八日保衛戰中的作為，還是他在D戰俘營中的生活，以及戰后他令人難以理解的選擇，其實都與這種內心和外部環境的沖突息息相關。因此，冼宗白所說的“人類歷史的證物”可能更多地指涉著戰爭與人的關系，但郁漱石在小說中作為“證物”的存在，還同時指涉著人類有關自我、成長及相關精神癥候的精神史和心靈史。也許從這個角度看，“郁漱石”們才是一個個作為個體存在的人而不是歸屬于哪個國家或哪一派別的士兵。

岡崎小姬從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被看成是郁漱石的鏡像。作為日軍俘虜情報局的軍官，岡崎小姬與郁漱石首先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關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二者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二者的第一次交談主要圍繞香港守衛戰，是“戰斗中的士兵怎么想”。但到了最后，岡崎不但為郁漱石打聽了生母的情況，相互之間還生出了某種惺惺相惜的情感。那么，從海灘上真槍實彈的行動力測量和復雜的儀器測試，到漫無邊際的閑談，與其說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或是敵對雙方關系的轉變，不如說是外界所賦予的身份逐漸淡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郁漱石曾對她心存感激，這不僅僅是因為作為一個研究對象所獲得的食宿上的優待，還包括“是她教會了我用一種心靈方式看待自己，還有他人”。雖然二者依然處于戰爭的環境，依然背負著戰爭給予的他們并不一定愿意接受的身份，但他們相處的方式實際上已經基本脫離了環境與身份的限制，正如岡崎最后一次來到D營，“我們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沒有寒暄，沒有談論岡崎為何會轉道D營，而是直接進入話題”。這種個體從所在環境的抽離呈現了戰爭之中人與人關系的復雜。它以一個在小說中反復出現并不斷被強化的特例連續沖擊著對戰爭的簡單認識，從而以最基本的人的情感與關系養成來投射更為普遍的人情、人性與人的處境。當所謂身份、職責在漫長的戰爭中被消磨殆盡，無論是郁漱石還是岡崎小姬，流露出的都是作為一個人而不是士兵的無助與相互的憐憫與同情。當兩位老友在自知最終離別之際互道珍重，當一個軍人對自己的戰俘說“請堅持下去”，二人之間那些基于政治、軍事、民族的對峙與差異也便于此刻一一抹平，因為“戰爭傷害了我的祖國和家人，也囚禁了她的家人和國家，不管是否身處集中營，我們都是戰爭的囚徒”⑥。

相比那種圍繞戰場的戰爭書寫，鄧一光讓很大一部分敘事在戰俘營展開。它與直接記敘戰場的回憶構成了呼應，同時也讓小說與激烈進行著的戰事形成了某種疏離。這在戰爭切實帶來的同仇敵愾、針鋒相對的狂熱之外為一種宏觀的甚至是旁觀者式的反思提供了必要的敘述空間。《人，或所有的士兵》通過特別的人物、特定的關系與特殊的環境讓常見的戰后或歷史的反思變成了一種在場的警覺，盡管這些對自我、對他人、對處境的認識來得相對含糊且充滿了當局者的無助與絕望，卻也悄然實現了當局者到旁觀者的轉換。這既是一個經由情節豐富人物形象的途徑，也是一個身份及其視野限度的探索，更是一個價值、立場及歷史認知的問題。

三

相比香港十八日保衛戰的殘酷與狼狽，《人，或所有的士兵》對D戰俘營的書寫顯然走得更遠。當戰場上的對峙與緊迫感被隔絕在外，戰俘營便從某種程度上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時空。從小說里的各種供述、旁證和調查可以發現，它被大量的回憶與想象所填充，關于戰爭、戰友、戰前的生活、家人或戀人以及離開戰俘營之后的種種可能……這個戒備森嚴的場所無法阻止時間的膨脹。也許從現實的角度看，這里的時間似乎是停止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屬于戰俘營的不變的常規流程，不斷衰弱的肉體和日漸虛無的靈魂不斷地消磨著時間存在的證據，或者說時間在這里已經失去了它存在或流轉的意義。但從文學敘事的角度看，那些在百無聊賴之中被消磨掉的時間卻構成了小說有關時間所獲得的獨特生機。也許對于其中的某個人來說，它不過是渾沌、虛無、語焉不詳的閑話，可能是自我安慰，可能是精神崩潰后的囈語，也可能是無來由的狂妄和不著邊際的幻想，但這些片斷在小說中被當成來源不同的供述集合起來，便構成了一種圍繞戰爭前后并完全跨越了某個具體戰俘營的龐大的時間群落。它如同一個被敘述和想象架構起的時間隧道，具體的場景或現實的困境完全不能阻止一個人哪怕是一個戰俘的意識通往何方。事實上，我們在小說中也看到那些于不同時間進入戰俘營并分散在各個角落的人會因為這種時間的穿越而在某個節點相遇，從而達成了令人驚奇的共識。可能這只是一種文學技術上的描述，但《人，或所有的士兵》卻也因此超越了同是天涯淪落人式的簡單無力的共情，并由此獲得了異常廣闊的敘事空間，讓小說可以從一個更為高遠的立足之處去討論戰爭、世界格局、正義或邪惡以及復雜而普遍的人性。

與此同時，對戰俘營的書寫全然不像戰場上戰斗人員之間的簡單粗暴，卻讓戰俘之間、看守之間、戰俘與看守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隱秘而復雜。僅就戰俘來說，美軍、英軍、殖民地軍團、國軍、地下黨游擊隊、戰俘自治委員會以及各個部分不同階層的軍官與士兵，他們在這個封閉的環境中因各自的信仰、利益、習慣乃至個體秉性暗自較量。在面對日軍管理方時他們似乎有著共通的利益，卻也時常懷揣著各自的算盤，且不乏監視者和告密者。這些群體與個體在戰俘營鋪開了一張錯綜復雜的交易鏈和關系網，它不僅是對戰俘營狀況的密集呈現，同時也由此考量著戰爭對人更為隱匿而久遠的影響。這正如身處戰俘營的郁漱石并不完全認同德頓所說的戰爭“放大了人們心中的善良和邪惡，把最真實的人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下”，他對人性或者說更廣泛的人心有著深深的懷疑，“我覺得人們的內心比我們知道的復雜，不光有善良和邪惡，還有別的”；“我覺得真實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因為它們總在變化，變得難以把控，人們也許永遠也無法知道，他們到底是誰，在他們身上，哪些事情是真實的”⑦。如果聯系郁漱石在香港淪陷前后的變化，對于一個“被迫”成為軍人又淪為戰俘的游離于戰爭之外的“奇怪的靈魂”，也許我們便有相當充分的理由斷定以上的感悟更多地來自于戰俘營而不是十八天慘烈又滿是“無辜”和“偶然”的戰斗。

在戰俘營，鄧一光為我們呈現了太多的人物和紛繁復雜的關系，而個體口述史式的片斷與講述方法幾乎形成了某種情節與故事的狂轟濫炸。但在這些記憶的碎片背后，我們也能覺察作家對于人之尊嚴的反復重申。無論是戰俘自治委員會的種種作為，還是郁漱石接受實驗的深層動機，以及菜園班事件，不管其中有多少鉤心斗角與利益算計，都離不開試圖改善戰俘生存條件這個總的命題。而像曹軍醫用蛆蟲控制戰俘傷口的感染，美國戰俘涂上口紅圍上床單剪裁的裙子男扮女裝，郁漱石為鄺嘉欣搜集蝴蝶的尸體，這其實是一系列分外扭曲的行為，但當它切實地發生于戰俘營并具體地作用于某個個體之上時，這種無奈與扭曲便成了有關人的尊嚴所進行的極致的抗爭。更重要的是，小說也通過郁漱石表達了尊嚴于戰俘營這一特殊環境中的悖論：“尊嚴不是一個人是否活著，而是這個人確信活著是有意義的，但這個意義只有靠活著才能解釋。”⑧這也許能夠成為我們理解《人，或所有的士兵》一個十分重要的入口，因為小說雖然書寫著一場無比艱難又頑強的戰爭，書寫著戰俘營中非人的生活和抵抗，但它絲毫沒有我們熟悉的英雄主義及其狂熱。相反，一切都是卑微的，即便是抵抗，也可能只是一塊從死者身上扒下的布頭，幾片貼在胸口偷偷帶回的菜葉，它悲壯虛無如“口紅對戰時狀態下的女性是一種保留生活尊嚴的方式”，又如失去自由時的香煙，“它會幫助你回憶起戰前的日常生活”，“吸上一口，不至于失去活下去的信念”⑨。它們艱澀又尷尬地滲透在戰俘營的每一個角落，讓人看到是作為尊嚴前提的艱難的“活著”，是極致的虛無、崩潰和無法躲避的恐懼，是無奈的妥協和不斷被猜疑、誤解以致背上通敵叛國罪的忍辱負重。當郁漱石的辯護律師發現他在盥洗室如無助的孩子一樣哭泣，戰俘的世界才從那個被忽略的陰影中進入到公眾的視野而不僅僅存在于戰俘們的口述：“地獄不在另一個世界，它就在這個世界，經歷過戰俘生活的人，他們在某個特殊時期超過作為人的限制，進入到非人的地獄經歷中，在那里，一切關于人類的準繩都不復存在。但他們最終戰勝了它，活著回到人類中來，他們是勇士。愛他們，也愛我們自己，竭盡一切制止戰爭，如果做不到，就別讓活著回來的他們再經歷恥辱，如果連這個也做不到，那就別拿過去的經歷來打攪他們。”⑩

小說最末是結案報告：“即經查照原案，詳加審訊，本案偵查、預審、合議庭審訊、法庭調查和辯論程序終結。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十日，奉廣州行轅軍法署對該案進行宣判，獄警遵即進入廣州第二看守所監室提解被告，被告佇立門右，圓睜雙目，停止呼吸，現場之蹊蹺實非赭墨所能形容，嗣經法醫勘查監室，稽無異樣，并行尸檢，查無死因。”11所謂案件最終未能宣判，也許對郁漱石來說這就是最好的結果。而作為小說的結局，這似乎又成了某種質疑，對于戰爭，對于生命，對于人及其尊嚴，又有誰能夠堂而皇之地宣判？《人，或所有的士兵》以郁漱石的遺書回到了小說不斷追問的核心命題：我是誰？我和那些數不清的名字將被如何記憶又將被如何遺忘？而對于戰爭，“我參不參加這場戰爭，我都否定了一些什么，背叛了它們”。12

注釋：

①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鄧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39、4、149、734、18、655、326、449、293、736、738、738頁。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