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新的時代語境下，新女性寫作正在逐漸消弭對抗性，她們更關注的是女性自身，尤其是她們的個體成長、社會現實處境以及精神世界的富足。本文以《十月》雜志2019年3月的“新女性寫作專輯”為觀察對象，發現并探討當下女性寫作的諸多新變。

關鍵詞：女性主義 新女性寫作 《十月》

文學寫作中新的性別焦慮，正在以另一種隱秘的方式悄然浮現。在張莉主持的《當代六十七位新銳女作家的女性寫作觀調查》（《南方文壇》2019年第2期）中，許多女作家似乎并不愿意強調自己的性別，她們更希望自己以“作家”的身份出現，而不是“女作家”。從什么時候開始，女性作家這樣的天然身份，已經是讓人羞于啟齒的話題，甚至連作家本人都避之不及。反觀男作家，在《當代六十位新銳男作家的性別觀調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2期）中，他們面對性別問題時則相當坦然，甚至是一種“渾然不覺”的態度，反映出大多數男作家對自己的性別身份幾乎是不曾有過掙扎的。正是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恰恰凸顯出我們習焉不察卻深入骨髓的性別等級觀。

與之類似，批評界對于女作家及其作品的評價，有時幾乎是先天性地滑向“女性主義”的諸多話題，但正如我們所知，文學的意義、藝術的價值絕不僅僅體現在性別的特殊性，而應該是超越特殊性之外的某種共性與共情。對于這樣狹隘的“女性主義”，批評界已多有反思。然而，正是在此基礎上，另一種文學批評的“傲慢與偏見”逐漸滋生出來：當我們談論女作家作品的時候，一些批評家出于對性別問題的高度甚至過分警惕，刻意回避、忽視其作品中的女性意識，而只選擇其中的所謂“共性”“人性”進行分析。在我看來，女性主義與性別意識非但不是狹隘落后的理論話題，而且對于一些具體文本而言，更是至關重要的解碼與鑰匙。當我們面對丁玲、蕭紅，或者面對張潔、鐵凝，以至于林白、翟永明等女作家的作品時，刻意回避其中的性別意識與女性主義思想，不僅無法揭示其作品的獨特性，更有可能失之偏頗。只有像剖析“共性”“人性”一樣地剖析其中的性別問題，才能真正做到對文本與作家的最大尊重。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尤其對于中國女性來說，如何認識自己的性別以及隨之而來的種種問題，更是我們探索自我與他人、與世界之關系，進而理解當代女性如何自處等的重要前提。

于是，當我看到張莉與《十月》雜志組織策劃的“新女性寫作專輯”時，內心著實充滿期待。在近一個世紀的漫長時光中，中國女性文學大多與政治活動、思想解放、商業化浪潮等外部因素相糾纏，似乎總是難逃異軍突起又迅速消亡的命運。新世紀以來，雖然偶有佳作出現，但帶有明確意識的、可以稱之為現象的女性寫作鳳毛麟角。“新女性寫作專輯”所涉及的13位作家基本涵蓋了活躍在當下文學現場的各個年齡段：從“50后”翟永明、林白，到“60后”葉彌、周瓚，再到“70后”金仁順、喬葉，“80后”孫頻、文珍、蔡東、張天翼、戴濰娜、淡豹，及至“90后”玉珍。一方面，不同年齡女作家的文本在此并置，形成互文；另一方面，她們彼此之間的差異，亦顯示出女性個體在不同人生階段所側重與抵達的思考面向。

“萬物終將開花，時間迎風招展”

正如張莉在該欄目主持人語中所指出的，“女性寫作”近年來似乎變成了“麻煩”，“當代女性寫作出現了某種停滯的狀態”。女性主義在當下創作中所遭遇的尷尬處境，某種程度上是作家對于上世紀末“身體寫作”“私人化寫作”熱潮及其所包含的種種問題的退避與拒斥。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女性主義的思考和立場，對于女作家來說不僅殊為不易，甚而是稀缺與珍貴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至今，林白與翟永明兩位作家的寫作，幾乎可以成為中國當代女性主義文本及其意識變遷的一面鏡子。

很多年前，當我們讀到翟永明的《女人》組詩（1984），一種驚艷感幾乎席卷了當時的詩壇。如其所說，“現在才是我真正強大起來的時刻。或者說我現在才意識到我周圍的世界以及我置身其中的涵義。一個個人與宇宙的內在意識——我稱之為黑夜意識——使我注定成為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承擔者，并直接把這種承擔注入一種被我視為意識之最的努力之中……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對抗自身命運的暴戾，又服從內心召喚的真實，并在充滿矛盾的二者之間建立起黑夜的意識”①，作為當代最重要的女詩人之一，從《女人》到《靜安莊》（1985），翟永明的早期作品受到西爾維婭?普拉斯、羅伯特?洛威爾等自白派詩人的影響，其中的“黑夜意識”以及“自白”特征成為其詩歌重要的美學標志。1990年代以降，從《十四首素歌——致母親》到《落水山莊》，再到2015年的長詩《隨黃公望游富春山》，翟永明的寫作逐漸由個人化的自白走向對整個女性族群的書寫，沉浸的感受被疏離的沉思所代替，她開始追求更平白凝練的詩歌語言，在冷靜、克制的寓言化表達中，將更廣闊的現實、歷史、文化等要素納入其中。

這種變化本身，或許正是源于生命的教誨與個體的成熟。“新女性寫作專輯”中的組詩《灰闌記》依然顯示著翟永明一以貫之的女性主義立場，同時也延續了詩人近年來對戲劇、古典文學、當代藝術等的關心，在一種更為飽滿的寫作中，呈現出當代女性的多元思考。元雜劇《灰闌記》是一部謳歌母愛的經典之作，翟永明在同題詩中選擇被爭奪的兒子為視角，“我呢？我是什么？/我是爭奪物/一堆形質/靈魂不被認可/但時刻準備著/被誰占有？歸屬于誰？”表達了對母愛的反思，“公案上：醒木跳動著/向誰吩咐？/無論向誰吩咐 母愛都像/滾燙的烙鐵 死死將我焊住/一生都在灰闌之中/一生”。在這首詩中，性別視角的轉化，對于善用女性角度觀察世界的翟永明來說，不僅標志著一種更為開闊的寫作視野，更顯示了女性本身對于自我（尤其是對于母愛）的深刻反思。在《去萊斯波斯島》中，詩人致敬古希臘女詩人薩福，“分身為二 麻痹的性別/留在原地 活躍的欲望/分裂出去 黯淡的思維/留在原地 自由的呼吸/分裂出去 我去/為了讓心代表我的身體/躺在萊斯波斯島/從腳趾到發尖 享受最純凈的陽光/在薩福的詩行中撒歡穿行/每個字 每個詞/都拍散我的全身”，作為著名的女同性戀者，薩福的人生與她的詩歌一樣具有某種分裂性，而正是這樣的分裂，賦予其詩歌以去性別化的、或者說是雌雄同體的獨特魅力。探訪薩福的故鄉，正意味著女詩人超越自身性別的努力，以及對于這種雌雄同體的藝術感受力的崇敬與向往。《狂喜》中的詩句“請允許我狂喜 也請允許我自戀/讓我掌控四面八方投來的驚異目光/或者 目光中的不屑與敵意/也讓我將它們聚于眼底 盈手成握/如呼吸般吞吐出去”，依舊可以作為翟永明式的女性主義的宣言，然而對比早期在黑暗中吶喊以“對抗自身命運的暴戾”，如今的宣言更具有“呼吸”般的自然狀態，以及“吞吐”般的包容與勇氣。

比翟永明稍晚的林白，曾是1990年代女性文學熱潮的代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個人的戰爭》（1994）被貼上了女性“私人化寫作”的標簽，也因此受到質疑。此后林白不斷在寫作中變法，《婦女閑聊錄》（2004）以非虛構的形式直面現實生活中的女性生存困境。《北去來辭》（2012）更是林白寫作的重要節點，她在小說后記中寫道：“我越來越意識到，一個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必與他者、與世界共存。真希望一直走在一條遼遠的漫漫長途上，做一個與天地萬物風雨同行的人。”②通過這部小說，林白對自己的寫作甚至個體生命進行了一次回望，小說主人公海紅既是《一個人的戰爭》中的多米、《致一九七五》中的李飄揚，更是現實中的林白自己。從此，林白文字的力量不再僅僅來自于她此前作品中常見的狂想與激情，而更來源于眼前那些平凡乃至平庸的現實，來自更為切實沉重的自我剖析與反思。

在組詩《花寒》中，我們以另一種方式與林白相遇，正如她在20年后與自己曾經相依為命的復方甘草片相遇一樣，“一粒近于老鼠屎的藥片，/是的，老鼠屎，/我有二十年沒看見它了……今天我去醫院開藥，/驚喜與之相逢。/雖然漲價十倍，/但仍然是/我相依為命的甘草片。//為了接上之前的二十年，/我特意咳嗽了四天。/甘草片不知發生了什么，/黏糊糊的，/被握在我的手心”。（《復方甘草片》）在這組新詩中，林白拋去了早期以女性身體與欲望為旗幟的敘事策略，其女性立場無須刻意彰顯，卻能滲透在文本深處。如“梅花開在最僻靜的地方/不是山上，而是天上，/在烏云的深處，/除了星星，無人能見”，（《花寒》）最僻靜地方的、云層深處的梅花，何嘗不是一種獨特的女性立場，又何嘗不是女性獨異的審美觀照方式？

“陽光普照，伸手卻不見五指”

伍爾夫在談到小說寫作與生活的關系時曾說，“小說就像一張蛛網，即便只是輕輕相連，那網的四角也連接著生活。通常這期間的相連是極不易察覺的，就拿莎士比亞的劇作來說，似乎是單憑一己之力，懸而不落。但一俟把蛛網拉彎，鉤住邊角，扯破了中間，才讓人想起來，這也并非是什么看不見的精靈在半空中的杰作，依然是受苦難的人類之作，總是和物質生活息息相關，譬如健康、財富，還有我們棲身的房屋”。③如她所言，無論身處任何時代、選擇書寫何種題材，現實世界都必然作為一個龐大的幕布出現或隱藏在文本之中。女性寫作雖以彰顯女性獨特的感受與思考為立場，但并不能因此忘懷鮮活的現實，否則又將落入“私人化”寫作的窠臼。在這個意義上，理想的“新女性寫作”，其中必然包含著女性生存與當下現實的緊密聯系。

文珍的《寄居蟹》和淡豹的《山河》都涉及單親家庭與非婚生子的問題。《寄居蟹》中的林雅如果沒有死，大抵會成為《山河》中的母親，她的女兒餅干將面臨的人生，或許就像《山河》中的“我”一樣。一對對的母女、一代代的女性，她們的命運就這樣在小說中、在現實中延續著。《寄居蟹》將目光放置在年輕的打工族身上。小說中，第一次離家遠行的女孩林雅在火車上遇到了來自S城的軍軍。那個時候，林雅眼中的軍軍“洋氣”、紳士、見多識廣，便跟著他來到S城郊區的五隅，想要一起打工、生活。然而日子一天天過去，林雅漸漸發現，軍軍懶惰、挑剔、不務正業卻喜歡逞強斗狠，不僅沒辦法養活自己，甚至是個完全沒有生活能力的、需要“寄居”方可存活的人。于是，林雅設法逃離了五隅，擺脫了軍軍，獨自生下并撫養著當時尚在腹中的女兒餅干。小說最后，林雅在回家的路上被打工者阿水劫持，意識混亂的阿水在圍觀者的喧鬧中失手殺了林雅。在這部作品中，文珍將現實生活中女性的生存困境，如她們在重男輕女的原生家庭中所遭遇的輕視、她們在工作中受到的或隱或顯的性騷擾與不平等待遇、她們作為單親母親時所面臨的生育難題等等，與底層打工者普遍面臨的諸多問題雜糅在一起，因而具有明顯的時代感與現實感。小說最后，阿水在警察局坦承：“我不想殺人的。就是上班太煩，下班打通宵游戲腦子有點木，又喝多了點啤酒，一下子覺得自己天下無敵。”小說中處處呈現的打工族的生活，他們雜亂骯臟的居住環境、頹靡空虛的精神狀態，都彰顯著作家的現實關懷，這種關懷不僅局限于女性本身，更著眼于愈加普遍的年輕一代打工者們。

金仁順的《宥真》與張天翼的《我只想坐下》兩部作品，從不同角度書寫了當代女性所遭遇的不同程度的性騷擾。前者的主人公宥真是一位韓國女詩人，生性敏感的她數次感受到來自男性同行的言語或身體騷擾，宥真性格耿直，不堪忍受，卻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她的丈夫因為宥真不能像傳統妻子那樣生兒育女、柴米油鹽而不滿，兩人的婚姻漸漸走向盡頭。與英國小伙子尼克以及歷史老師的兩段相遇，讓宥真多少重燃了對愛情和未來的幻想，卻又最終被淹沒在現實的無奈中。小說最后，離婚后的宥真靠著四處打工維持生計，但她絲毫不因此而失落頹廢，因為“我有詩，我是個詩人”。后者寫的是女大學生詹立立所經歷的一次驚心動魄的春運，在擁擠的火車上，年輕英俊的列車員對立立頗多關懷，當沒有座位而不得不蹲坐在車廂連接處的她被列車員邀請到乘務室休息時，立立差點以為這是一場浪漫的邂逅。然而，沉睡中的她忽然感到一只燥熱的大手正在自己腿上撫摸、揉動。為了這來之不易的“座位”，立立只好視而不見，“就當免費按摩”。宥真與詹立立，這兩位不同國籍、不同年齡、不同身份的女性的困境，其實也是當代女性時常面臨的普遍困境。

近年來，從美國好萊塢開始，女性職場騷擾的話題似乎正在成為全球范圍內的熱點，越來越多女性成為“打破沉默者”，勇敢地講出了自己的故事。小說《宥真》《我只想坐下》既是對這一社會話題的回應，更用文學的方式將這一話題推向深處。

“到底什么是獨立、自由”

在小說的世界中，女作家借以傳遞自己關于性別問題的思考，通常是通過其筆下的人物來實現的。在中國文學的書寫中，我們見到過莎菲女士（丁玲《莎菲女士日記》）、見到過翠姨（蕭紅《小城三月》）、見到過司猗紋和蘇眉（鐵凝《玫瑰門》）、見到過多米（林白《一個人的戰爭》），也見到過吳為（張潔《無字》）……在今天新的時代語境之下，如何發現并呈現“新女性寫作”之“新”，對于女作家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欣喜的是，孫頻在小說《白貘夜行》中塑造的康西琳這一人物形象，讓我看到了某種“新”的可能。小說中的姚麗麗在見到自己失散多年的老友康西琳之后，對自己看似安穩幸福的生活產生了懷疑與倦怠。在黑暗中，姚麗麗告訴自己那尚在青春期的女兒，“如果將來有一天有人對你說起獨立、自由，你一定要先好好搞清楚，到底什么是獨立、自由”。

到底什么是獨立、自由？

對于任何時代、任何地域的女性來說，這個簡單而本質的問題時刻與個體生命緊密相隨。在百年的女性主義思潮中，關于這一問題的回答，都多少因為現實環境的影響而產生新的答案、生發新的意義。小說中，北方小煤城的四個年輕女教師，“在一起聊得最多的話題就是，怎么能離開這個鬼地方，然后跑得無影無蹤，永不再回來”。許多年后，從未收到男友回信的梁愛華成了單身老姑娘；曲小紅嫁給了煤老板的兒子，生了兩個孩子又離了婚，在省城打工幾年后回到小煤城；姚麗麗選擇了最穩妥的生活，為人師表、相夫教子，看似是四姐妹中最幸福的那個。沒有人知道當初徒然消失的康西琳去了哪里，直到20年后的某一天，梁愛華在百貨大樓門口與她偶遇。

如今的康西琳，既沒有衣錦還鄉，也沒有窮途末路。她不過是一個年過40的賣烙餅的中年女人。婚姻、子女、金錢、權利，這些人到中年所倚賴的人生財富，20年后重回故鄉的康西琳一無所有。她理應是羞于見人的，理應在那些幸福的老友面前羞愧得抬不起頭來。然而，讓人始料未及的是，作為一個賣烙餅的中年女人，康西琳的手掌因為繁重的勞作而紅腫皸裂，但她卻不合時宜地為那雙日漸衰老的手反復涂抹著護手霜。要知道，對于康西琳這樣的勞動婦女來說，護手霜代表的應該是一種精致卻遙遠的生活。但是，康西琳不管這些，她不僅用得如此自然，甚至還要“把手放在鼻子下面聞了聞，然后很滿意很歡快地把兩只手捧在胸前，好像在做祈禱一樣”。還有，這個賣烙餅的中年女人，居然還能在自己的小攤位上堂而皇之地讀書，而且讀的竟然是《尤利西斯》和《勸導》。甚至，中年婦女康西琳還擁有著愛情，當其他同齡女性已經遭遇婚變或正在日復一日地承受著日常的瑣碎時，康西琳還可以像青春期的少女那樣肆無忌憚地向那個小她十歲的男友撒嬌。

你相信這樣的女性會存在于真實的生活中嗎？

如同小說中的其他三位女主人公一樣，我們大抵也是不信的。這種“不信”的背后，是姚麗麗、是三姐妹，也是我們整個社會對于中年婦女的固有想象，她們應該平庸而世俗，應該圍繞著家庭、子女而碌碌無為，如果她還只是個賣烙餅的，那就更應該顯得凄慘悲涼。而眼前的康西琳不僅完全不符合這樣的想象，甚至幾乎摧毀了我們漸趨穩定乃至固化的社會評價體系。康西琳體嘗了人生百味，也遭逢了幾乎所有磨難，人生的大起大落本應讓她更深刻地感受到如今處境的艱難與落差。然而恰恰相反，此時的康西琳看起來比任何人都快樂，她“失敗”得如此坦蕩——不，康西琳根本就不認為自己“失敗”，她完全漠視那套大家心知肚明的評價體系，只過自己的日子、專注眼前的快樂，更不揣測別人的生活，她的坦蕩、輕松、自得，反而讓他人感到羞愧。

早在1942年，女作家丁玲就已經告訴我們，“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強己”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深信“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我們，更多地將“強己”的重點放在了取得女性的經濟獨立上。似乎只有那些經濟上實現了獨立的女性，才有可能不必成為男性的附庸，也才有權利談論平等、獨立、自由、尊嚴。但是康西琳讓我們看到了另外一種可能性。一個賣烙餅為生的中年婦女，顯然經濟能力相當有限，在這樣的條件下，她有可能獲得獨立、自由嗎？在小說中，作家將一個女性的尊嚴最大程度地賦予了康西琳。康西琳既沒有穩定的生活、幸福的家庭或者富裕的經濟條件，但即便是過時的妝容、粗糙的飯菜，依然能夠讓她獲得多數人難以企及的快樂和豁達。當幾乎所有人都沉淪在現實的泥淖中時，唯有康西琳，在經歷了世俗的起落磨礪之后，依然沒有放棄對生活的熱愛。也正是在這種熱愛中，康西琳最大限度地保持著一個女性的尊嚴，這種尊嚴來源于她的內心，既不依附于他人，也不依附于外在于生命的各種現實條件。

如同張莉在該專輯的主持人語中所說，真正的女性寫作是豐富的、豐饒的而非單一與單調的，它有如四通八達的神經，既連接女人與男人、女人與女人，也連接人與現實、人與大自然。在不同的時代，女性的獨立、自由既共享著類似的特征，又表現出不盡相同的變化。在中國文學的整體脈絡中，不同時期女性文學的發展，其實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反抗與反叛而達成的：首先是反傳統、反封建，接著是與階級斗爭糾纏在一起的“婦女解放運動”，及至1990年代末試圖沖破禁忌的“身體寫作”。貫穿始終的，是女性對于男權意識和男性霸權的反抗。然而無論是哪種形式，女性的成長或多或少都是以外界力量為參照的。因而在此基礎上的任何反抗，都先天地具有某種依賴性。

但是，在今天，在小說《白貘夜行》中，康西琳不需要反抗任何人，這種不反抗本身成了這個人物最重要也是最可貴的特征。通過這個人物，年輕的女作家孫頻傳遞出這代人對于女性身份的新的思考。康西琳的出現或許正在暗示著，在新的現實語境之下，在女性不必掙扎于饑餓、貧窮的基本前提下，當男性與男權意識不必再成為女性反抗與敵視的對象時，她們將有可能真正享受屬于自己的人生。這個人物看起來微不足道，但是卻又尊貴無比。

注釋：

①翟永明：《黑夜的意識》，《磁場與魔方》，謝冕、唐曉渡主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頁。

②林白：《北去來辭》，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419頁。

③[英]弗吉尼亞?伍爾夫：《自由》，吳曉雷譯，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版，第2頁。

④丁玲：《三八節有感》，《解放日報》1942年3月9日。

[作者單位：文藝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