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現(xiàn)在都還在猶豫，要不要對2020年的散文創(chuàng)作放寬一些尺度？因為在這個多災多難的庚子年里，世界各地乃至大自然中的一切生靈，動物、植物、風、云、雨、雷、電、雪……所有的一切，都遭受到了百年來最嚴重的傷害！這情景，怎能讓一位位作家和寫作者，閉上雙眼，捂住耳朵，一心一意地關在房子里寫散文、搞純文學創(chuàng)作呢？

所以，2020年的散文，認真地清點下來，真沒有像2019年的《走進敕勒川》那樣直擊我心的大作品。

一

但是我當然一點兒也不否定大家都在頑韌地努力。不僅如此，還非常感動于作家們（包括新聞記者們）的勇敢奉獻精神，大疫面前，生死考驗面前，他們緊跟在醫(yī)務人員的隊伍后面，奔赴第一線。很多人都是自覺自愿去的，原因無他，只是覺得對社會有著這份責任，應該去為醫(yī)學天使和戰(zhàn)斗在疫區(qū)的人民群眾鼓勁，并為這可歌可泣的悲壯歷史作出記錄。多年的練就，已使中國作家們形成了一個光榮的傳統(tǒng)，凡有重大社會和歷史事件發(fā)生，哪怕是泰山崩于前，他們也都會在第一時間出現(xiàn)在最危險的前線。這種責任感已經(jīng)溶化在他們的血液中。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2020年的抗疫作品中，出現(xiàn)了一批既很及時又很正能量，同時還很具有文學價值的散文作品，這似乎是一個值得肯定的進步。這些作品不僅快速描寫出全中國抗擊新冠病毒的波瀾壯闊的景象，上至各級醫(yī)院、方艙醫(yī)院，中至醫(yī)生、護士、清潔工、司機、快遞小哥……下至“組織起來”的全體中國人民，在遍布城市、鄉(xiāng)村乃至少數(shù)民族居住的偏遠山區(qū)，都顯示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也細微地表達出中國人民在這場大戰(zhàn)役中的心理和精神狀態(tài)，從最初的茫然、恐懼、緊張、害怕、悲觀，到充滿勇氣、智慧、團結、樂觀，互相鼓勵，建立必勝信心。有些作品還深入到理性思考的領域，重讀中外關于瘟疫和災難的作品，反思人類與自然界的關系，思考世界發(fā)展格局中的國家關系和人類今后的路應該怎么走。

因為單篇作品太多，此處恕不一一列舉，但我必須點贊幾本刊物：一是《美文》，賈平凹主編親自策劃和組織了“共同戰(zhàn)役專刊”，賈平凹、肖云儒、熊召政、遲子建、馮藝、邵麗、關仁山、劉漢俊……這些作家都寫來了文章，《美文》以相當于每期三倍的超厚篇幅，表達了中國文學界戰(zhàn)勝疫情的必勝信心；二是《天涯》推出了“后疫情時代的生活·文學特刊”，韓少功、劉大先、王威廉、泮偉江等四位作家學者，對聚集、安全性焦慮、數(shù)字社會、生存結構、偶然偏離狀態(tài)等疫情期間產(chǎn)生的新問題展開了深入思考，其文章既有溫度也有問題意識，并提供了應對新問題的新思路，別開生面；三是《民族文學》雜志，從第3期至第11期，連續(xù)9期推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專輯”，刊登了土家族、苗族、白族、仡佬族、滿族、維吾爾族等作家的抗疫散文和其他體裁作品，讓我們通過這些帶著各民族體溫的文字，看到了全國各地、遍布城鄉(xiāng)的各族人民，在大疫面前團結起來，共同守護家園的努力，令人感動！

二

也許是危難當前，使人們更加重視起了親情的可貴，2020年寫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至愛親朋的散文驟然增多。寫父母的散文是最不好寫的，尤其是中國的父母，一般都是父親寡言、威嚴，是家里的頂梁柱，父愛如山；母親則是每家的奠基石，干活兒最多，吃得最差，最為吃苦耐勞，為全家人而把自己壓榨到最后一分……由于太多共性，也就太多雷同。不過2020年或許因為疫情下嚴峻的隔離狀態(tài)，或許因為我自己的感情變得脆弱了，還或許因為親情散文既多又呈現(xiàn)出一些新的特點，我被其中多篇燃燒心靈，久久不能自已。

江子《母親的爆米花》幾乎就是寫天下人的共同母親，林海蓓《爸爸的背》則是天下父親的縮影。錢國丹的《父逝之傷》寫出了一對父女雖歷經(jīng)苦難，然而堅持善良、清白、正義的初心一輩子沒有變。高偉的《五月墓園獨語》錐心刺血，懷念的是母親教他認真不茍地工作、奉獻他人地做人的中華品德。阿拉旦·淖爾的《父愛如山》寫的是她文學意義上的“父親”——評論家、作家閻綱，為了培養(yǎng)她這么一個牧羊女出身的裕固族女作家，多年來傾心地教導她讀書，傾力地幫助她成長。馮秋子的《文學，是他心里捧出的陽光》依然在懷念和總結葦岸，盡管這位優(yōu)秀的散文家已經(jīng)去世21年了，她還在苦苦思索他的日記，尋覓葦岸的感性與理性，甚或真實到疼痛的心靈跡象。

尤其是一些熟悉的文友或認識的名字，當他們的生活經(jīng)歷和情節(jié)、細節(jié)呈現(xiàn)出我從未能想象出來的面貌時，那種震撼和感動是加倍的強烈——生活匆匆，生命匆匆，我們往往看慣了春花秋月四時更迭，而變得遲鈍又漫不經(jīng)心，輕慢了大量本來應該珍視的瑰寶，對我們的父母是如此，對親人、對朋友、對鄰居乃至我們身邊的保潔員大姐、維修工大哥、保安兄弟、快遞小哥……都是如此。

在一個明朗而健康的社會里，人應該是第一位的，人的高貴心靈、人的美好品質(zhì)、人的每一個微笑，包括我們自身的每一次振作、每一次祛魅、每一次戰(zhàn)勝陰郁迎來光明，都是為生命增色的壯舉，都是為世界增福的善緣，都應該善待、喝彩、鼓勵、堅持。這就需要散文，這就需要文學。

三

古代有“深夜秉燭好讀書”，2020年則有“鎖身在家深思考”。往年的開會、聚談、采訪、上班、社交、娛樂，變成了獨處、深思、閱讀和寫作，喧嘩的熱鬧被靜穆的慎獨所取代，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于是我發(fā)現(xiàn)，很多作家不約而同地思考并“追問”了起來。徐剛的《良渚文化：發(fā)現(xiàn)的歷史》以尋找和挖掘良渚文化，去追問江南人脈和江南文化的形成。王劍冰的《石問》問的是東北營口的大石棚，在4000多年前，在沒有電能和機械的原始時代，僅僅靠著人的自然力，是怎樣以命相搏搭建起來的？徐風的《黃龍山》講述了做壺大師顧景舟的軼事，訴說了一把壺背后的文化底蘊、手藝史、飲茶史、風俗史……同時發(fā)問，在長達600年的時光里，宜興憑什么把紫砂藝術做到了世界的極致？

孔見的《蛇之殤》以毒蛇喻惡人，追問蛇為什么會有毒？然后給出他自己的獨思：“就人而言，生命內(nèi)部積淀的仇恨太深，又得不到及時必需的抒泄，就會化為毒素沉積下來，儲藏在臟腑里。當毒素郁積到一定數(shù)量，他就沒有了選擇的余地，要么傷害自己，患一場惡病走人；要么傷害別人，干出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情來。仇恨源自于傷害，受到傷害又沒有能力報復伸冤，也無從化解，仇恨就結下來了，存入增值的銀行里，生出毒的利息來。一旦社會變故，革命的暴風驟雨來臨，這些蟄伏的蛇人，就能獲得噴灑毒素的狂歡的機會。”

吳佳駿的《五種孤獨》分別以“風”“煙”“光”等章節(jié)，寫出留守老人和兒童們逼仄、孤獨的生活狀況，追問為什么非得把農(nóng)村老家拋在時代列車的后面？唐朝暉的《為什么步履邁得那么艱難》記述了藏族女作家央珍的心路歷程和寫作之旅，這句話本是央珍在一篇文章中的詢問，唐文原封不動拿來做了標題，可以看出他的感同身受有多深。

周曉楓的《散文的時態(tài)》只有短短2900字，卻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她向散文創(chuàng)作的高地發(fā)起了革命性的沖鋒。她隱約發(fā)現(xiàn)了迄今為止、囊括古今中外所有散文寫作的一個共同特點，即都屬于過去完成時態(tài)。為此，她大膽喊出了“以正在進行時態(tài)寫作，”因為“散文以正在進行時態(tài)來構思和描寫，就不像過去那么四平八穩(wěn)，可能出現(xiàn)突然的意外和陡峭的翻轉。少了定數(shù)，多了變數(shù)；不是直接揭翻底牌，而是懸念埋伏，動蕩感和危機可以增加閱讀吸引力；更注重過程和細節(jié)，而非概括性的總結；并且我們對事物的理解，更多元、多義和多彩——文學的魅力就在于此，它不像數(shù)學一樣有著公式和標準答案，而是具有難以概括和歸納的美妙的可能性；即使答案偶爾是唯一的，過程，依然能有多種、多重、多變的解決方案”。

此外，差不多所有有所追求的作家，所有有點深度的作品都在思考與追問。其實都是在追問我們?nèi)祟惖慕K極原點：我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每個人應該怎樣深入思考、勤奮工作、認真生活，努力過好自己短暫而又漫長的一生。

四

2020年寫古典的數(shù)篇，溯流求源，撫昔思今，都是既有書卷氣，又具當代性的錦繡文章。

神奇的是穆濤的《一根由神奇到神圣的棍子》，這根“棍子”原來是“表”，也就是后來的“日晷”，是我們中國最原始的計時工具。“時間”由它開始了，然后又有了日、月、季、年，又有了春、夏、秋、冬和天、地，又有了二十四節(jié)氣；再然后，“時間”的概念一一完成，這根“棍子”又由“正時”變成“正事”，堯帝把它豎立在“政府”辦公地前的廣場上，命名為“誹謗木”，其作用由仰觀天象轉到向天問政、替天行道，進而俯察世道人心……光陰一寸一寸過去，炎黃子孫所創(chuàng)建的中華文明一寸一寸升高，由神奇升華而為神圣，而我們內(nèi)心的崇高感也在一寸一寸地升高。

潘向黎的《流逝永恒，此刻亦永在》從古詩詞入手，歌吟當年千古名句留下的永恒，但也表明了對今天的信心，在“懷古傷心的同時，蘊含著貫通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的認識：人生代謝但異代同心，因此情懷不滅。”劉瓊的《七月芙蓉生翠水》亦是以傳統(tǒng)詩詞為媒介，縱寫歷代文人對荷花的吟詠，盛著多少故事和載得動、載不動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陸春祥的《如鶴》寫的是袁枚，這位清代才子33歲辭官歸隱，蟄居在他的隨園里，為中華文化寶庫留下了《隨園詩話》《隨園食單》《子不語》等鴻篇巨著，如仙鶴一樣的人生，至今尚傳來幾聲清咧的鶴鳴。此外，聶作平《擊壤歌》中初民們的生死悲歡，阿瑩《綏德之丘》對一代梟雄蒙括的追悟，韋力《尋找蘇東坡》的心路歷程，張瑞田對《康有為的洛陽行》的往事鉤沉等篇，均值得細讀。

五

還要說到少數(shù)民族作家的散文。2020年集中讀了一大批各族作家的散文、紀實、非虛構，篇篇文章都寫得頗有特色，值得大書特書。

時至今日，很多人還很不了解這個群體，而且很多人還沒有認識到自己的缺漏，這是很遺憾的。如果你們能靜下心來好好讀一讀各族作家的作品，看到他們這些充滿了天地大美的感性又高揚著人性光輝的作品，你們一定會震驚的。

龍章輝（侗族）《被割裂的故鄉(xiāng)》是一道時代的思考題，以個人執(zhí)著于祖輩“走出農(nóng)村，做城里人”的愿望，終于跳出了農(nóng)門；后來因為修高速路、祖屋拆遷，父親也帶領全家進了縣城；但欣喜之后漸漸發(fā)現(xiàn)，故鄉(xiāng)已永久長在基因里，是無法割裂的，這種意想不到的苦悶與彷徨，使他開始思索民族傳統(tǒng)和倫理、道德、秩序等重要問題，而這，當然不僅是一個人、一個家族的困惑。黃立康（納西族）《風中的聲音》似一首蒼茫的古歌，從散落在云貴高原上河川中的雁鳴、象語、馬嘶、虎吼，還有是謂降調(diào)的“風吹低的草原，納西祖先出發(fā)的地方”等五種聲音中，追尋著母族的足跡，他們的現(xiàn)實世界和精神審美，他們的命運，他們的勇氣、力量和善意，以及他們的人性之美，正是這些沉郁渾厚的聲音，導引著一代代納西人從黑暗走向光明，更向未來挺進。綠窗（滿族）《當歸，當歸》宛如一闕鐵板弦歌，以斷腸草、甘草、五味子、蒼術、菟絲子、金銀花、當歸等一味味中藥材為引子，把一個在疼痛中生長出來的中醫(yī)家族寫得波瀾壯闊，也把對中國醫(yī)藥的神圣崇拜表達得入情入理。

祁建青（土家族）的《炫舞青稞》仿佛是鋪在田間的巨大地毯，作家著眼于1973年在青海大通縣孫家寨出土的《舞蹈紋彩陶盆》，啟動了豐繁絢麗的編織，從“玄鳥化玄女，玄女化青鳥，青鳥化青稞”，到西王母瑤池宴請周穆王用的青稞酒；然后，一路直奔時光和歷史，進入到現(xiàn)代大型景觀農(nóng)業(yè)，在審美級農(nóng)區(qū)流連忘返，飽覽著“雀鳥在麥梢上舞蹈，稞穗在飛行間比翼。從翠鳥到金雀，田野史上演由翡翠寶石到黃金金屬的傳奇轉型，骨骼肉身靈性蛻變的前世今生，有關古老神仙們的事跡掌故，灰線草蛇還在田里留著呢。”這一段金光燦爛的描寫，簡直又是一首美麗的詩，直叫普普通通的青稞舞動起腰肢，炫稞成金了。

田芳妮（土家族）《翻過年關》和劉青梅（土家族）《翻埡口》都是抗疫散文，兩個土家族女作家，兩個都在武漢工作，庚子春節(jié)前回老家過年。兩個標題都用了“翻”字，前一個老家搬新屋、家里買了新汽車喜氣洋洋接她歸，卻沒回成；后一個剛剛到家，卻突然接到疫情消息而自我隔離。此二“翻”，把武漢與山寨緊緊勾連起來，不僅展現(xiàn)出兩地（擴而大之是全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真情實景，更把各民族、各人群、各職業(yè)層、各年齡層人民的積極心態(tài)、堅韌不屈和戰(zhàn)勝一切困難的努力活化出來。值得注意的是，她們寫的雖然是抗疫散文，但卻是真正的文學作品，在結構上借鑒了小說的敘事優(yōu)長，又用散文的語言表達出來，流暢清新，好讀耐讀。另外兩位土家族男作家李傳鋒的《武漢疫情親歷》悉心記述了武漢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以后的點點滴滴，帶我們再回首，思考來路；徐曉華的《眺望燈火》以一名值勤民警的自敘，寫出恩施小城全民抗疫的一角，表達出愛家鄉(xiāng)、愛祖國、愛親人、愛人民、愛生活的人性大愛。感謝這四位作家，讓我記住了湖北的土家族，并從他們身上汲取到勇毅的精神力量。

其他出色的作品還有：王樵夫（滿族）《額吉和她的黑馬駒》，李貴明（傈傈族）《鹽的味道》，何建安（哈尼族）《風過哀勞》，蘭柳杰（瑤族）《開滿鮮花的河流》，白金萍（蒙古族）《當歌聲響起》，謝家貴（苗族）《軍人與老人》，格致（滿族）《五號鶴》，艾傈木諾（德昂族）《小鎮(zhèn)之金》，蒲海燕（侗族）《雪峰山花瑤》，阿娜（達斡爾族）《納文江蟄記》，陸祥紅（壯族）《石橋上的緣》，馬鳳鳴（回族）《十月的油菜花》，韋曉明（苗族）《青山巍巍特高聳》，黃其龍（壯族）《蜜蜂飛來飛去》，朝顏（畬族）《樟樹下，外婆家》，姚茂春（侗族）《河畔的盛宴》，李達偉（白族）《高黎貢》……

為什么這么多？為什么能寫得這么好？除了“少數(shù)民族都是天然的詩人”這個語言優(yōu)勢之外，我認為，還是因為“虔誠”和“純粹”。真正的文學必須是虔誠的信仰。真正純粹的文學寫作不帶任何功利，只是生命的騰躍、熱血的演繹、靈魂的傾訴，既是作家一個人的表達，也是整個家族、整個民族的心聲。所以這種寫作，不是用筆（電腦）寫的，不是輕飄飄的率爾操觚，而必須用盡全身心的力氣，有點像夸父，寧愿道渴而死。正如作家卓然所說：“如果只是為寫而寫，或只是技術性寫作，那樣的小說就永遠只能是所謂的小說，散文也永遠只是文字意義上的散文，永遠稱不上是真正的文學作品。”

六

我曾問過張中行老先生，對于文學（散文）創(chuàng)作來說，什么最重要？行公毫不猶豫地回答了五個字：“思想最重要”。這是這位學貫中西的大學者窮其一生的所悟，真正是至理名言。對于我們很多生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來說，秉持的也正是這種文學觀，所以今年最好的散文作品，我認為還是思想、胸襟、境界、學識、學術、藝術合而為一的作品。

鮑鵬山的《圣賢之忍》又是一篇振聾發(fā)聵的大文，不僅把“忍”字所包含的“忍受”“容忍”“殘忍”“刻忍”一一講了個徹底透明，而且也把君子與小人的關系講得明白而透徹：“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盡管如此，一輩子窮困潦倒、忍饑挨餓、倍受擠壓的君子們，也得守住底線，不能墮落，變成小人。而“壞人最大的危害不是傷害了好人，而是讓好人變得跟他一樣壞”，這句話更是警鐘，揭示出了一個重要的真理：對于追求世界文明高度的人類來說，必須不斷保持和增加好人的數(shù)量，壓制和減少壞人的數(shù)量，否則社會大環(huán)境就會變得越來越糟。

賈平凹的《我與文學》太有啟迪性了，一組都不長的小文章，篇篇都是他平時在生活和文學寫作中切膚錐心的體悟，以平實得讓人感到親近的語言講述出來，不做作、不擺架勢，春風化雨，絲絲入心。比如：“自感新添了一種本事，能在人里認出哪一個是狼變的，哪一個是鬼托生，但不去說破。”“如果沒有現(xiàn)代性就不要寫了，盡力地去吸取一切超現(xiàn)實主義的元素，器量大了怎么著都從容。”“寫過那么多小說，總要一部和一部不同。風格不是重復，支撐的只有風骨……試著來做撐篙跳，能跳高一厘米就一厘米。”哪一個不是作家生命里的文字！

韓少功的《聚集：有關的生活及價值觀》借助于對人類在新冠肺炎肺炎疫情面前的表現(xiàn)，直接批判了當代生活中的隨波逐流者，如整日追逐高消費、追逐虛榮生活、追逐奢華等。是的，這么多年的光怪陸離中，一些人的價值觀確實出了問題，人類文明、中華民族的許多優(yōu)秀傳統(tǒng)都被遺忘、被取代、被拋棄了，人生之路千回百轉，確實該是回過頭來好好思考一下了。正如韓少功所說：“虛榮終究虛，華而不炫和惠而不奢的傳統(tǒng)生活觀，總會在歷史的坎坷途中不時蘇醒。當生命、安全、智慧、自由、公平正義等更多價值選項擺在面前，一旦與虛榮發(fā)生沖突，很多人未必不會去尋找一種新的價值平衡，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疫情終會過去，但疫情來過了，留下了傷痕和記憶，事情同以前就不再一樣。地球人永遠面臨新的故事。”

七

站在“新的故事”即將到來的天際線上，回顧2020，猶有驚心動魄之感。這個災難重重的庚子年，注定是我們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國家生命中的一根極難忘的“棍子”，分分秒秒的軌跡中，苦難多于歡樂，有數(shù)千萬人在病痛中掙扎，有數(shù)百萬人永遠閉上了眼睛，還有更多的人在戰(zhàn)爭、地震、臺風、水災、大火、蝗蟲、饑餓、騷亂中受著煎熬！在這至暗時刻，請讀李元勝的《春天花會開》，是的，從題目就能看出他說的是什么，讓我們像他一樣，保持樂觀，保持堅強，保持頑韌，保持強大，精神抖擻地裝備好自己，去大自然中迎接春天，在文學原野上尋花覓蝶，“冬天已經(jīng)來了，春天還會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