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的二十五篇小說（《吶喊》十四，《彷徨》十一）當中，哪個最具代表性？《狂人日記》——魯迅最早的白話小說，也最早顯示了新文學的實績；《阿Q正傳》——最深刻地揭露了中國國民性的弱點；《祝福》——對舊式農村婦女“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最完美表達……都有道理。如果從被翻譯成英文的角度來衡量，競爭隊伍中又增加了強有力的《孔乙己》，它對于科舉制度含而不露的抨擊本身就是杰作。

1926年美籍華人梁社乾翻譯的《阿Q正傳》（TheTrueStoryofAhQ）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揭開了魯迅小說英譯的序幕，此后《吶喊》《彷徨》中的作品不斷被翻譯出來，有的還不止一次。到1954年楊憲益夫婦英譯《魯迅小說選》（SelectedStoriesofLuHsun）出版前，《阿Q正傳》《祝福》已經(jīng)有三個譯本，《狂人日記》兩個，而《孔乙己》則以四個處于領先地位：（一）米爾斯（E.H.F.Mills）譯本（ConYKi），收入1930年倫敦喬治·魯特里奇書局出版的《阿Q的悲劇和其他當代中國短篇小說》（TheTrage?dyofAhQuiandOtherMod?ernChineseStories）；（二）金守拙（G. A. Kennedy）譯本（K’ungI-chi），載《中國論壇》（ChinaFo?rum）第一卷第十四期（1932年5月）；（三）未署譯者譯本（TheTrag?edyofK’ungI-Chi），載《民眾論壇》（ThePeople’sTribune）第十三卷第二期（1936年4月）；（四）斯諾（EdgarSnow）和姚莘農合譯本（K’ungI-chi），收入1936年倫敦喬治·哈拉普書局出版的《活的中國：現(xiàn)代中國短篇小說選》（LivingChina:ModernChineseShortStories）。

1954年后，《孔乙己》依然獨領風騷，只要看幾個最主要的選本就一目了然了。1970年詹納（W.J.F.Jenner）在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了名為《現(xiàn)代中國小說》（ModernChineseStories）的選本，收錄魯迅的三篇作品：《孔乙己》《故鄉(xiāng)》《祝福》。1981年，劉紹銘和另外兩位華裔學者夏志清、李歐梵合作編譯了《中國現(xiàn)代中短篇小說選》（Mod?ernChineseStoriesandNovellas,1919-1949），選錄魯迅的六篇代表作：《孔乙己》《藥》《故鄉(xiāng)》《祝福》《在酒樓上》《肥皂》。1995年，方志華編譯的《二十世紀中國短篇小說英譯》（ChineseShortStoriesoftheTwentiethCentury:AnAn?thologyinEnglish）收錄了魯迅的《狂人日記》《祝福》《孔乙己》。同樣是1995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推出了影響深遠的《哥倫比亞中國現(xiàn)代文學讀本》（TheColumbia

AnthologyofModern ChineseLiterature，2007年出第二版），讀本分小說、詩歌、散文三個文類，每個文類再分三個時期，即1918—1949、1949—1976、1976—當代，這樣全書共分九個部分。在第一部分“小說，1918—1949”中魯迅首先入選，共有三篇：《吶喊自序》《狂人日記》《孔乙己》。

《阿Q正傳》中有一章叫“優(yōu)勝記略”，完全可以套用在上文《孔乙己》英譯出版情況的描述。優(yōu)勝的原因何在呢？除了思想的深刻之外，主要還是由于技巧的高超。《吶喊》之中魯迅本人最滿意的正是這一篇，他曾對來訪的《晨報》記者孫伏園說，《孔乙己》的長處“能于寥寥數(shù)頁之中，將社會對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的描寫出來，諷刺又不很顯露，有大家的作風。”（《晨報副刊》1924年1月12日）。海外學者對此英雄所見略同，夏志清在著名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中高度稱贊《孔乙己》用筆的簡練，美國學者韓南（PatrickHanan）則十分欣賞其中反語（irony）的運用：“反語的對象是那個被社會拋棄的讀書人，反語要素則是在酒店里當伙計的那個十二歲的孩子。雖然這故事是事隔近三十年之后的回憶，卻沒有讓成年人的判斷來控制孩子的天真。在孩子的心里，被所有主顧當作笑柄的孔乙己不過是單調無聊的工作中一點快樂的來源，我們也正是通過孩子朦朧的意識看清這個可憐人生活中那種隨時出現(xiàn)的殘酷。”（《魯迅小說的技巧》）從思想性上來說，魯迅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無疑比第二篇《孔乙己》更能震動人心，但卻有思想先行、戲劇性不足的問題。《阿Q正傳》同樣存在藝術上的瑕疵，由于不是一氣呵成，結構顯得比較松散，小說的敘述者也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況，如第一章以第一人稱敘事，其后改為第三人稱敘事，敘事者一開始表現(xiàn)得像一個新舊交替時代的文人，后來又采用未莊村民的視角。

《阿Q正傳》是魯迅最長的小說，在選本篇幅有限的情況下有時只好割愛，斯諾的觀點具有代表性：“我還發(fā)現(xiàn)中國有些杰作篇幅太長，無法收入這樣一個集子中來。它們應列入長篇，至少也屬于中篇，然而就素材、主題、動作及情節(jié)的發(fā)展來看，本質上只是短篇小說。魯迅的《阿Q正傳》就屬于這一類，還有茅盾的《春蠶》和沈從文那部風行一時的《邊城》。”（《活的中國·序》）這三部從長度上應該屬于中篇小說（novella），與它們相比，《孔乙己》短小精悍的優(yōu)勢非常明顯，翻譯起來也省時省力。

自1926年以來，魯迅的小說不斷推出各種譯本，所以有些譯者出于平衡的考慮會傾向于那些較少被問津的作品，夏志清1971年編譯的《二十世紀中國短篇小說選》（Twentieth-CenturyChineseSto?ries）是一個突出的例子，該譯本以郁達夫的《沉淪》開篇，沒有選《孔乙己》，也沒有魯迅的其他小說。夏志清當然明白這樣做的風險，在序言中明確交代：“不收此前選本中已經(jīng)翻譯的作品，也不重譯已經(jīng)有英譯文的作品。”魯迅于是理所當然地缺席，到上世紀70年代，不要說《孔乙己》這樣的名篇，就是相對次要一些的如《端午節(jié)》《在酒樓上》都已經(jīng)有了不止一個譯本。夏志清曾在《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中指出，總體而論《彷徨》比《吶喊》好，并進而認為“就寫作技巧來看，《肥皂》是魯迅最成功的作品”。無論他的觀點和選本多么值得商榷，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孔乙己》是被英譯最多的魯迅小說。

關于選本，魯迅曾深刻地指出，它們所顯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六）》）他又說：“凡選本，往往能比所選各家的全集或選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冊數(shù)不多，而包羅諸作，固然也是一種原因，但還在近則由選者的名位，遠則憑古人之威靈，讀者想從一個有名的選家，窺見許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凡是對于文術，自有主張的作家，他所賴以發(fā)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張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則，詩品，詩話，而在出選本。”（《集外集·選本》）從出版史的角度考察各種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英文選本，無疑是一件很有興味的事情，對于魯迅研究界的同道來說尤其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