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百年科幻發展史，科幻文學在中國的發展經歷了從晚清時期對西方科幻文學的大規模譯介與模仿，逐漸發展至當下中國原創科幻文學在西方廣泛流傳、影響倍增。這一歷程反映了中西交流模式演進的不同階段與面向，展現出“中國想象”在海外影響力與日俱增的態勢及其進入他國文化深層空間的潛力，具有重要意義。

科幻文學在中國的發展可分為誕生期（1891—1949）、開拓期（1950—1966）、復蘇期（1976—1999）與發展期（2000年至今）四大階段，而“中國想象”在西方科幻世界傳播的努力則孕育于誕生期，萌芽于開拓期，系統性發端于復蘇期，蓬勃于發展期。

大規模譯介與模仿

作為一種“舶來”的文類，中國科幻文學誕生于“西學東漸”的潮流之中。清末民初的第一次科幻翻譯浪潮以中國對西方科幻的大規模譯介與模仿為顯著特點，這一單向性接受歷程也反映出彼時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平等態勢。

一方面，清末民初，科幻譯介具有明顯的工具性，始終高舉“科學救國”的旗幟。無論是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1902）中提出的“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還是魯迅在《月界旅行·辨言》（1903）中所言“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均是為此進行理論建構。在這一潮流下，梁啟超譯《世界末日記》（1902），魯迅譯《月界旅行》《地底旅行》（1903），包天笑譯《法螺先生譚》（1905），心一譯《未來世界》（1911）等。翻譯對中國本土科幻文學的誕生產生了直接影響，這從當時中國原創科幻的書名便可見一斑，如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1902）、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譚》（1905）、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記》（1908）和陸士諤的《新中國》（1910）等。

另一方面，盡管自20世紀20年代起譯介活動總體走向低潮，但中國本土科幻文學創作卻出現重要亮點，“中國想象”的海外傳播正在孕育之中。老舍發表于1932年的《貓城記》，成為首部譯介至西方世界的中國長篇科幻文學作品，分別有1964年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出版的James Dew英譯本和1970年俄亥俄大學出版社的William Lyell的重譯本，隨后又陸續被翻譯成法、德、日、俄、匈牙利語，這是“中國想象”在西方世界的首次亮相。

體系化、規模化外譯

由開拓期至復蘇期，中國本土科幻文學對外譯介活動由“個案式突破”發展至“系統性開端”，“中國想象”的海外傳播路徑逐步打開。盡管這一時期我國譯介西方科幻文學的數量也在極速上升，然而中西科幻翻譯的雙向性互動已逐漸形成。

20世紀80年代，由吳定柏主編的Science Fiction from China（1989）一書在紐約的普雷格出版社出版，此書翻譯、收錄了8篇80年代初重要的中短篇科幻小說，包括童恩正的《世界上第一個機器人之死》《珊瑚島上的死光》、魏雅華的《溫柔之鄉的夢》、葉永烈的《自食其果》《腐蝕》、鄭文光的《地球的鏡像》、王曉達的《神秘的波》和姜云生的《無邊的眷戀》，是首次系統性對外譯介中國科幻作品的嘗試。而這一時期，由張系國創作的長篇科幻小說《城》三部曲（《五玉碟》（1985）、《龍城飛將》（1986）、《一羽毛》（1991））英譯本也于2003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

21世紀以來，科幻譯介進入發展期，翻譯活動空前繁盛，中國科幻作品體系化、規模化的對外譯介成為這一時期的特點，“中國想象”逐漸走進西方文化的深層空間。當下，我們正迎來以中國科幻文學“走出去”為標志的第二次科幻文學翻譯浪潮。這一時期的標志性事件有：第一，劉慈欣作品大規模對外譯介（截至2020年已有5部長篇小說、1部作品集、1部中篇小說以及21部短篇小說被翻譯成了約22種語言在全球出版發行），榮獲包括雨果獎在內的諸多國際獎項，《三體》系列的海外傳播成為現象級文化事件。第二，中國科幻作家的群體影響力日增，如2016年劉宇昆翻譯出版了中國科幻文集Invisible Planets，其中收錄了劉慈欣的《圓》《贍養上帝》、陳楸帆的《鼠年》《麗江的魚兒們》《沙嘴之花》、夏笳的《百鬼夜行街》《童童的夏天》《龍馬夜行》、馬伯庸的《寂靜之城》、郝景芳的《看不見的星球》《北京折疊》、糖匪的《黃色故事》、程婧波的《螢火蟲之墓》等中國當代科幻代表作，深受海外讀者歡迎。第三，中國科幻文學海外譯介與傳播模式日益專業化，以中國官方機構為代表的翻譯贊助人在對外譯介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推動“中國想象”的海外傳播成為體現國家意志的文化戰略。

定義對未來世界的想象

作為一種面向未來的文類，科幻文學是想象力的重要載體，代表著人們對進步的向往和對未來的憧憬。經歷一個多世紀的發展，中國科幻及其背后的“中國想象”在西方世界的傳播呈上行態勢，具有多重涵義。

第一，由晚清時期中國對西方科幻文學的單向翻譯與接受，發展至全球化時代中西科幻文學雙向翻譯與相互影響，“中國想象”海外傳播的發展歷程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模式的演進，即由近代“西學東漸”的輸入模式轉向當代“多元共生”的對話模式。科幻文學是工業文明的產物，這一文類在中國的誕生與發展本身便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明證。晚清時期，進步知識分子將西方科幻小說大規模地翻譯引入中國，服務于當時啟迪民智、救亡圖存的社會歷史功用。在清末民初的第一次科幻翻譯浪潮之中，科幻譯介無疑是自西徂東的單向度過程，給我們帶來了費正清筆下的“西方沖擊—中國反應”式的震驚。一夕之間，言必稱西方成為“進步”與“文明”的標志，這在當時中國本土科幻文學的創作中均有體現。然而，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時至21世紀的今天，中國科幻文學被大量譯出，“中國想象”在西方科幻世界的影響力日增。這一過程恰恰與中西文化交流模式的演進同步，即從晚清的“影響—接受”，發展到21世紀的“對話—交流”。

第二，從中國科幻文學譯介初期的“西方影響—中國接受”到當代的“中西對話—中國文學‘走出去’”，“中國想象”的海外傳播也表明借鑒西學方法，能夠成功激活中國經驗，并使之反哺于西方，成為世界知識生產與理論創新的動力。在以中國科幻文學“走出去”為標志的第二次科幻翻譯浪潮之中，以《三體》系列為代表的中國當代科幻文學在海外傳播效果顯著。進入西方世界的“中國想象”既展現出“中國氣度”，又體現出“世界格局”，其獨特魅力在跨越文化空間的旅行中得以充分彰顯。這表明中國科幻成功地在與世界文學的對話之中，呈現出代表中國當代文學的新的先鋒性意向，從而在世界文學的意義上反映出中國文學的價值。這不僅意味著中國想象力因素能夠成為世界創新的動力源泉，也開啟了重新定位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系統中地位的可能。

第三，我國提出大力發展科幻創作與研究，并推動其進入傳統上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文學的對話之中，這不僅意味著打破西方中心主義、推動世界多元化進程的努力，更表明在國家層面爭奪對未來想象定義權的決心。多元與開放應當是科幻文類的重要特征，然而，正如陳楸帆在2020年8月舉辦的中國比較文學云講堂中所指出的，長期以來，以好萊塢電影為代表的美國科幻定義著對未來世界的想象，使其被投射上單極世界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盡管劉慈欣的科幻作品在海外深受歡迎，由其作品改編而成的電影也在全球獲得好評，然而中國科幻在文學創作、影視改編與人才培養等方面仍與美國存在較大差距。比如2019年被寄予厚望的《上海堡壘》并未能復制《流浪地球》的成功，可見中國科幻群體影響力的提升亟待長期布局。因此，“科幻十條”的適時提出，將推動中國科幻創作與研究從邊緣走向中心，體現出的是直面未來競爭的國家意志與戰略眼光。

在全球化的今天，“想象力”已成為最具前瞻性的文化軟實力因素，可以預見，對未來世界想象的定義權將成為大國力量博弈的新焦點。在這一語境下，“中國想象”海外傳播的態勢、發展與潛力值得被持續關注。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