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池上的《在長樂鎮》《桃花渡》，仿若自云深處走出一個艷影，穿著剪裁得體的旗袍，裊裊線香，爵士樂低低盤旋；這個艷影又頻現于現世生活的風雨，傷心迸淚。幾年前，與池上聊，池上說，這些人物原型與情感心理，她用虛構的多；而自己熟悉的人物與情境，是要過幾年，待寫作有了更強的能力，才去觸碰的。翻開池上近兩年的幾篇小說：《藍山農場1997》《創口貼》《曼珠沙華》《倉鼠》《搖太陽》《天梯》，我心里仿佛“轟”的一聲，池上已開始讓這部分切身體會進入自己的寫作了。

池上說過，她是杭州人，早年父親做知青，去了杭州附近的平山農場。在農場，她度過了童年和最初的少年時光。后來，一家人又兜兜轉轉回到杭州。我也似乎記得池上給我看過農場的照片，小院一角的蔥郁灌木，環境清幽。

這少年生活的種種，在小說里結出了果。那些地名：白塔湖、長樂鎮、狗爬橋、藍山農場、子弟小學……于幾年前池上的小說《在長樂鎮》《分岔路口》等便已出現，在池上近兩年的創作中真正顯露真容，在我心里扎下根來。

在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寫到當下的小說里，我仿佛看到了變化萬千、幻出重重身影的同一個靈魂——她始終耿耿于懷的，是普通人們遺失在時間風沙中的痛苦，那些看不見的、隱藏起來的、被封在一個輕易不打開的角落里的往事，而實際上，它們可能是影響個人一生的童年記憶，是心里永遠拔不掉的刺，總是頂破心壁、流出殷殷血影來。

首先看到的一個詞是“階層”。池上的筆有一種力量，總能擊破事物的表層、把其中直通血肉的部分展現出來。她就像那個直指“人們為什么要花錢辦舞會？為了嫁女兒呀！”的奧斯丁，把人和人溫雅外表下的尷尬、不和諧真切地呈現出來。池上小說中，人和人關系的實質，很大程度上與各自經濟、地位的不同有關，以及這一切所造成的階層優越感：像《創口貼》中，不能趕來為女兒程小雨送墨綠色校服的母親鄭桂蓮是因為正在面館“燒著面”，不能像班上其他中產階層父母那樣，做到似乎沒有什么事比孩子穿上合適的校服參加班級活動更重要了——這便永遠劃出了兩個圈子——也是程小雨疏離性格潛滋暗長的原因之一。而《搖太陽》里，黎薇的積木、洋娃娃、酷炫的有著360度過山車跑道的玩具軌道，是她在孩子圈中確立霸權、并依憑自己好惡決定孤立誰或不孤立誰的資本，也是她可以理直氣壯假唱、拿鄭瑤瑤的歌聲裝點自己的倚仗；直到她結婚時，這一切仍沒有多少改變，她依然因兒時玩伴的地位高低，而決定邀請誰、不請誰。

這是孩子世界的規則，更是成人世界的規則。被池上投注了更多關注度的敘事者本身，正如《莊子》里試圖在世上求存的觀察者，戰戰兢兢。一方面，她是聰明的、干練的，懂得眉高眼低，并能在這個階層的序列中奮力往更高的層面走。同時，內心中，她被深深刺痛了：看到那些或者因為貧窮，或者因為不夠聰明，而在“食物鏈”底端掙扎的同類，她充滿同情，感受到深刻的痛苦，甚至比當事人更深地感受這痛苦，因為她本人的敏感；更因為，在這個層級鏈條上，誰也不會是完全安全的——就算在鏈條中有了躍升，前方依然是望不到頭的層級。她所眼見的受欺凌者，很有可能就是下一分鐘的自己。物傷其類，在有余力的時候，她可以為弱小者向資源充足者鳴不平，但她自身的位置亦不穩固，稍不留神，一樣會墜入深淵：像《搖太陽》里的宋曉藝，全家回杭州碰上下崗潮，母親馮淑貞還是托人才在新豐小吃店里做了洗碗工，父親更是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倉庫保管員的工作。由前農場國營商店副經理變為倉庫保管員，地位、家境一落千丈，父親也變得越來越萎縮和沉默寡言。

不僅外在環境對人群作著區分，即使在人類最小的組織單元——家庭里，也充滿了各種優越感與歧視的陰影：“宋曉藝有時覺得馮淑貞節儉、正直的表面下還藏著另一個馮淑貞。”馮淑貞每每比較宋曉藝與黎薇的成績，明明不喜歡黎薇、在黎薇來時又刻意表現得很熱情，以及對鄭瑤瑤的歧視……血淋淋的，無可逃遁。

幾乎可以說，這是具有“普世”意義的疼痛。農村之于城鎮，城鎮之于大城市，工人之于干部，錢少之于錢多……人世間有源源不絕的鄙視鏈與鄙視網，充滿超越于人情之上的鄙視與傷害。很多人也許對此習焉不察，也許早已接受了命運、安于在這個鏈條中努力往上的行程，而池上，敏感而痛苦地將鏈條本身揭示出來，將人與人之間“咬嚙的煩惱”歸因于人與人經濟狀況、地位的差別。無論是《創口貼》中的程小雨、潘家和，或是《曼珠沙華》中的史千秋、應悅，還是《藍山農場1997》中的“我”、趙安琪，人情、人性都在這長滿了倒刺的巨網中輾轉掙扎……史千秋，從教導主任到非教導主任，一職之差，天差地別，妻兒的生活、尊嚴都遭受著風刀霜劍的凌割。再如《搖太陽》介紹兩個主人公的第一句：“宋曉藝和黎薇是藍山農場子弟小學的同班同學。兩人的父親分別是藍山農場國營商店的副經理和茶廠副廠長。”我想，這一句可為整個小說定下調子，其所內含的豐富信息量，足夠兩個孩子和讀者品味。

池上曾和我討論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明明知道結尾了——他一開始就說了寺廟被燒，為什么我們還要看下去？就是他的厲害之處了，他洞察到了人細微的變化，還有隱秘的痛。”讀池上近作，我感覺，池上亦寫出了這日常生活中“隱秘的痛”。

從《在長樂鎮》《桃花渡》《春風里》到近兩年的小說，池上筆下的人物悄然發生了變化，也許可以說，是從“英雄人物”到“小人物”的轉變：唐小糖、阮依琴、林安娜……或因其美貌，或因其有唱戲的才能，特殊于一般人；而《創口貼》里的程小雨，《倉鼠》里的郝麗，《搖太陽》的宋曉藝，《天梯》的童雅各，他們從家境上、從相貌上，只是大時代中的普通人，他們對人在生長過程中一路遺落的風沙看得真切，所感受的也是每個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的痛苦和創傷。

小說《天梯》里有一段，寫童雅各聽母親金淑蕎說她名字的由來：

她側著身子，聽到金淑蕎說，媽媽以前不知道“雅各”的意思，看到天梯就給你起名叫雅各，但其實“雅各”的意思是抓。

你看看，雅各在母腹里抓哥哥的腳，爭奪長子的名分，等到了舅舅拉班這里又奪取了拉班的許多羊群。雅各這一生都在抓這世上的東西，直到他與神的使者在毗努伊勒摔跤，改名成了以色列，他的生命才真正有了轉折。……他明白了自己需要的不是抓，而是內在生命品質的全然改變。

從“抓”到“不抓”，池上的小說也悄然發生了質變。記得幾年前，討論小說《桃花渡》時，我對阮依琴的種種選擇發出疑問：“阮依琴，會不會有點世俗？”池上在電話里咯咯笑了：“我就是個世俗的人哪。”我當時深服于池上對這個“世俗”的不推不拒。幾年后再讀池上近作，我驀然發覺，巨大的變化已經發生了。我想，正是池上在創作上、在對人事的思考上一直以來的認真，忠實于內心感受，執著于所感的痛苦、深切思考和呈現，才如此出色地在美學上躍升到了更高的“美”的境界，突破了自我。“突破自我”說來容易，做起來卻無比難，也許是世上最難的事，但池上做到了。

與此同時，池上的文字風格也有一些變化。近兩年的小說，句子的長度明顯變短了。修飾成分（形容詞、狀語等等）大幅減少，每個分句基本不超過10個字。這是池上的自信，不需要將幽微細致的形容詞很長地疊綴在一起、編織出情緒的張力效果，而是只余主語、動詞的句子本身就因其內涵的趣味、信息量，因人物掙扎反思的意義來吸引讀者。這是池上對小說文字駕馭力更強的明證。句子變短，也加快了小說的節奏，好比長槍換為了短刃，文字的沖擊力更強了。幾篇小說，我是一口氣讀下來的，從文字的閱讀感覺來說，可以以一個字來概括：爽。字與字、句與句之間，有一種看不見的張力聯系著它們。它們之間的緊密聯系，并不是如沙丘那般圓潤的曲線相連，而是類似于一種開弓射箭的情況——弓箭手一箭射出，箭鏃在空中劃出一條自然的弧線，射中對面的機括或靶心的那種自然。句子與句子之間，前呼后應，前引后牽，張弛之間很有力道。在小說結構上，池上也是完全成熟了。5萬多字的《天梯》，眾多人物、多頭線索，在一個極其自然的結構里開花吐葉。

讀池上近兩年的小說，我看見一個敏感溫柔又痛苦的思考者，她是有力量的，她又是自我懷疑的，她看出了“豐足”、“體面”背后的千瘡百孔，又婉曲地表達出了永不愈合的傷口之痛。池上細膩的筆觸、深切的體察，緊緊抓住了人與人關系的核心要素，寫出了大時代紛轉下，名利場中人物的升沉榮枯，做成了映照時代的明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