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文人用硯、愛硯、藏硯、論硯，為一方硯臺賦予了無限的人文色彩。

自宋以來，有米芾的《硯史》、歐陽修的《硯譜》、蔡襄的《文房四說》；明清以后，項元汴《蕉窗九錄》、董其昌《筠軒清秘錄》、趙希鵠《洞天清錄》中也有對硯臺的精彩論述。

蘇軾 “平生字畫為業(yè)，硯為田”；米芾所作《硯史》，詳載硯材26種，“對端、歙二石，辨之尤詳”，并有“石理發(fā)墨為上”之論；項元汴細說了“端取細潤停水，歙取縝澀發(fā)墨”的不同特點；而趙希鵠則指出時人論硯之弊。歷代文人對硯臺的珍視與研究，給今人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歷代嗜硯之人中，不得不提米芾與蘇軾。一紙《紫金研帖》，定格了米芾與蘇軾對硯臺的癡情：“蘇子瞻攜吾紫金研去。囑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斂。傳世之物。豈可與清凈圓明本來妙覺真常之性同去住哉。”

相傳米芾與蘇軾相交甚好，1101年蘇軾從海南島返回江南，專程到真州拜訪米芾，離開時蘇軾借走了米芾珍愛的文房紫金硯。該文房紫金硯與米芾家藏右軍硯相同，米芾認為它尤勝端、歙硯，評其為“人間第一品”。一個多月后，蘇軾卒于常州，臨死前囑咐兒子將紫金硯一起陪葬，米芾聽到消息后趕忙寫下《紫金研帖》，并索回愛硯。

米芾之后，紫金硯歸于何處，史書上并無記載。1972年，北京元大都遺址出土一方瑯琊紫金硯，上面刻有硯銘，落款為“元章”，此硯現(xiàn)收藏于首都博物館。據(jù)考證，“元章”是米芾的字號。但此硯是否即米芾《紫金研帖》中的那方紫金硯？學術(shù)界對此存在爭議。

蘇軾愛硯之深眾所周知，他曾以劍換硯，連黃庭堅的拜師禮都是一方洮河石硯。清代《欽定西清硯譜》中載錄了蘇軾所藏“結(jié)繩硯”、“從星硯”等。去年在北京舉行的 “千古風流人物——故宮博物院藏蘇軾主題書畫特展”，展品中有兩方“蘇硯”，其中一方即為 “蘇軾銘端石結(jié)繩紋硯”，該硯為紫色端石所制，細膩瑩潤，造型為仿宋抄手式，硯堂、墨池皆飾以繩紋作邊。硯左側(cè)邊下部鐫一“軾”字，背履手內(nèi)鐫刻行書銘共97字。硯匣蓋刻有乾隆所楷書御銘。專家考證，乾隆造辦處活計檔案記載，此硯系乾隆內(nèi)廷蘇州硯工顧繼臣仿古之作，款式與《欽定西清硯譜》卷八著錄的“宋蘇軾結(jié)繩硯”相近。

臺北故宮博物院還藏有一方傳為蘇軾所有的“從星硯”，此硯曾為乾隆所藏。“從星硯”為長方形高臺抄手式硯，一字池，其色棕褐色，墨池畔有一綠色石眼，象征月亮，云紋繞之。右側(cè)刻有傳為蘇軾所寫的行書銘，下鈐“子瞻”篆文印一方。硯背中心斜凹，下方無邊框，中列柱六十三，柱上各有眼，狀如眾星羅列。

清代政治家、文學家紀曉嵐對古硯也相當癡迷，曾用“九十九硯”作書房齋號。紀曉嵐藏硯豐富，每方硯上都愛題刻硯銘，他曾在一方形似荷葉的隨形硯上題銘：“荷盤承露，滴滴皆圓。可譬文心，妙造自然。”其銘文或贊硯，或記事，或抒懷，以器載道，以硯為友。

乾隆皇帝更是古硯大藏家，清內(nèi)府藏硯頗多，包括流傳自前朝各代的與本朝的收藏，陳列于乾清宮東暖閣。乾隆皇帝于乾隆四十三年命內(nèi)廷侍臣于敏中等人甄別所藏硯石之優(yōu)劣，作成圖譜，厘為二十四卷，此《欽定西清硯譜》圖文并茂，勾摹具精，全書所收歷史名硯，上起漢唐，下至乾隆本朝所制，其計240方，端、歙、澄泥、磚、瓦、松花石、紫金石、紅絲石等諸種類無所不包。至今，《西清硯譜》著錄諸硯，仍有大部分傳世，分別珍藏于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臺北故宮博物院等處，也有少量流散于海外和民間者。

及至民國，藏硯第一名家為民國大總統(tǒng)徐世昌的堂弟徐世章，其藏硯數(shù)百方，上起唐宋，下迄明清及近代，品類齊全，且有銘文者居多。徐世章藏硯十分考究，喜愛定制精美硯匣以珍藏硯石；凡重要古硯，必傳拓留影。他曾聘請著名篆刻與傳拓專家周希丁及已故著名文物鑒定家傅大卣師徒，在自己家中專事傳拓七八年之久。徐世章1954年臨終前將畢生收藏古硯及拓片全部捐獻給國家，由此奠定了天津博物館藏硯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