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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來西昌，感覺并不陌生。大學時，我們班里有兩位西昌籍的女生，都是彝族。看她們獨特的以黑、紅、黃三色為主色調的服裝和民間漆器彩繪，還有聽她們講起家鄉的故事、彝人古老的神話，我感覺那是個遙遠、神秘，有歷史深度的地方，讓我充滿了遐想。三十多年后，我終于來到了這里。

我觀覽了建昌古城、邛海秀色，還有象征著民族團結歷史的彝海結盟地，品嘗了獨特的彝家美食，這些都給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而最讓我意外的是知道了西昌還是我敬重的畫家馬駘的故地。其實，在當今畫界，知道馬駘的人并不多，雖然我們都臨習過他的畫譜《馬駘畫寶》，還有《馬駘畫問》，但我們更多記住的是《芥子園畫譜》（由文學家李漁主持編撰），這個面世于清代康熙年間的習畫課本。

中國畫的學習講究臨摹，沒有寫生和素描的概念，又如書法，講究來歷，遵循碑帖。中國最早的畫譜是南宋時期的《梅花喜神譜》，為宋伯仁所繪制。這是一部專題性的畫譜，為歷代畫家所珍視。吳昌碩有詩云：“家傳一本宋朝梅”，就是指的這一本畫譜。可見畫譜對中國繪畫傳承的重要意義。我沒怎么臨摹過畫譜，只是喜歡讀，《馬駘畫寶》引起我特別的關注是因為，它較之《芥子園畫譜》對傳統繪畫和畫譜有自己的變化和突破。二十世紀初，西學東漸，中國畫受到了西洋繪畫的影響，甚至沖擊，《馬駘畫寶》顯然吸取了西洋畫的長處，在人物畫中尤其明顯。他吸收了西畫的人體解剖、透視和比例分析的方法，使人物形態和結構更加準確和生動。我自小畫畫是從西洋畫開始的，畫素描、速寫，還有水粉和油畫，所以我對《馬駘畫寶》別有心得。當然，它的筆法和意境依然是中國的，它是建立在中國繪畫——工筆或者寫意的基礎之上的一種新嘗試。所以，他的人物，包括花鳥、山水，都是從生活和現實的寫生中得來，而不完全是沿襲古人的程式和方法。

馬駘先生是清末的畫家，同時又是著名的美術理論家和教育家。他生于四川西昌，祖籍甘肅西寧府，回族人。馬駘自小習畫，十八歲拜西昌名家周鏡塘為師。他遵守師傅的教導，在臨摹前人繪畫的同時，更注重寫生實踐。他幾乎走遍了西昌周邊的山山水水，師法自然，寫生作畫，進步迅速，不久便聲名鵲起，被譽為西昌第二畫師。但是，他沒有滿足于此，在師傅的支持下離開家鄉，先后到昆明、貴陽、成都等地游歷。傳說他出門時身著藍布長衫，腳穿草鞋，背著一大包畫稿。后來，他受回族同鄉、綏遠都統馬福祥的盛情邀請，到祖籍甘肅和綏遠暫住、創作了大量的作品，名利雙收、譽滿塞北。但是，他并沒有停留于此。1921年，馬駘游歷了大半個中國，來到了人生最后的落腳地——上海。這一年他只有3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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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業的角度說，馬駘定居上海是正確的選擇，在這里他結識了吳昌碩、黃賓虹、徐悲鴻、張大千、劉海粟、張善孖等畫壇名家，還拜海派書畫界的領袖曾熙為師，學習詩詞、書法，使其詩書畫并進。同時他還在上海美專擔任教師，出版了國畫作品集和國畫理論專著《馬駘畫集》《馬駘畫寶》《馬駘畫問》《企周畫剩》《四言畫訣》《馬駘畫訣大全》等多種，可以說在上海灘，馬駘達到了他人生和事業的頂點。這從他給友人的信中可見其時的春風得意：“在上海十余年，縱觀古人今人之筆墨，實在高古而雅，檢十年前之作品觀之，不勝慚愧萬分，……幸弟不恥下問，逢人請教，竭力避棄川派之惡習，今得立足滬濱。……欲求后世之名，青史一頁，非在上海得名不可，不然任其絕妙之筆，難免不淹沒也，今上海川中畫家，只張善孖，張大千與弟三人，尚受大眾贊喜。”1930年他東渡日本，在日本帝國畫院舉辦了個人畫展，獲得巨大成功。之后他的畫又先后在英國倫敦、美洲巴拿馬、香港、新加坡等地展覽，聲名遠播，被譽為“世界畫筆”。

寫到這里，我不免產生一個疑問，為什么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如此有成就和影響的國畫大家，身后卻幾乎被人忘卻冷落，名氣和影響力遠不及與他同時代并且同門的師兄張大千？為此我查閱了一些資料，其中最流行的一個說法是他與日本的牽扯，即他在日本帝國畫院舉辦畫展，并受到天皇接見和嘉獎之事。盡管他的畫展時間是在日本侵略中國之前，盡管他后來積極響應抗日救國的運動。史料記載，馬駘先生在1931年至1938年間，創作了無數抗日救亡的漫畫，比如《堅決抗日到底的馬占山將軍》《萬眾一心，筑成新的長城》《日寇侵華的結果是用輪船運骨灰回本土》等等，都起到了很好宣傳效果，鼓舞了抗日軍民的斗志。他還義賣自己的畫作，支援抗戰前線。但這些似乎并沒有洗清畫界和大眾對他的看法，直到他唯一的兒子死于日軍飛機的轟炸，他也因家仇國恨，疾病攻心，不治而亡，時年只有52歲。

時間上說，馬駘舉辦畫展的時間是在日本侵華之前，至今也沒有任何資料證明他接受了天皇的嘉獎。我以為在那個時期，或許這是某些嫉妒或者紅眼他的人，所制造的謠言或者潑的臟水，也不是沒有可能。近現代以來，中國與日本的關系非常復雜，甲午戰爭之后，作為戰敗國的清朝政府不斷地派留學生去日本，學習日本的經驗。民國之后赴日本留學的人更多，現代以來的幾位國畫大家張大千兄弟、傅抱石等都有在日本游學的經歷。另一方面，日本藝術市場對中國繪畫也是情有獨鐘，不少畫家都是在日本受寵而后蜚聲國內。傅抱石早年也留學日本，但是他不止于學習日本繪畫，更重要的是“要取回中國傳統的所有權”，即取回已輸出到日本人手上的技巧。我們知道，自唐代以后，日本一直是中國文化的擁躉和模仿者，他們吸收和引進了中國水墨藝術的方法，甚至題材和人物造型，一直到江戶時代（十七世紀后）才逐漸演變和建立了自己獨特的繪畫形態“浮世繪”。傅抱石先生所說的取回中國傳統的所有權，就是試圖通過在日本的游學，將流散在日本的中國傳統藝術方法取回來。他說：“（我們來日本學習日本藝術）不能說是日本化，而應當認為是自己學自己。”所以，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對照，就會發現傅抱石的很多作品，都得益于日本繪畫的構圖。比如他的《屈子行吟圖》（1953）與橫山大觀的《屈原》（1898）的借鑒與轉化的關系，當然這種借鑒和轉化是對原作有所超越的。我其實一直不太喜歡張大千，但他在中國現代美術史的地位卻遠遠超過了馬駘，讓人不可思議。相比，馬駘則為人低調得多，沒有什么傳奇故事，也沒有什么風流韻事。他不但不攀附阿諛權貴，而且性情耿直，嫉惡如仇。早在西昌時，他就畫過諷刺漫畫《誰得功名圖》《棺材里伸出手來要錢》《看你橫行多久》《胡兒牧豬圖》等，諷刺買官賣官，批評禍害百姓的軍閥和官僚。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自己取得成功后，不忘扶持教育后人，專心編撰畫譜和課本，以保持中國傳統繪畫的傳承和發展。

正如他在《馬駘畫訣大全》弁言所說：“國畫十三科，從無完善模板，故美術難于普及，如山水一科，雖有芥子園畫譜行世，但多有畫無法，有法亦不詳……即覺教材之不善，學成者又因無法外之變化，缺少研究之價值，以此研究國畫，始終無適用之書，鄙人有鑒于此，欲使美術發展，為矯前弊，故有本編馬駘畫訣之作焉。”自稱沒學過《芥子園畫譜》的黃賓虹對《馬駘畫寶》卻評價非常之高，他在書的序言中寫道：“馬君企周（馬駘，字企周），畫宗南北，藝擅文詞，眾善兼賅，各各精妙。”康有為為其題詞：“鳳毛麟角。”他的老師曾熙和張大千還分別為其題寫了書名。《馬駘畫寶》確實是不可多得的美術教材，尤其在畫譜中的每一范畫都配有作者的題款文字，章法講究，內容是對畫理、畫法、畫史由淺入深的講解。我收藏有他畫譜的三個版本，一個是1985年3月的榮寶齋版，一個是2002年12月的上海古籍版，再一個就是2018年6月的安徽美術版。我收藏它們的時候并不知道馬駘先生是何許人，只是喜歡其中范畫的構圖和書法，兩者相得益彰，而且他的筆法和造型也很少程序化，每幅范畫都堪稱構思獨特、單獨成形的作品。從這一點上來說，馬駘的貢獻是張大千無法比擬的，已然載入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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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討論馬駘與張大千的繪畫成績，客觀地說，拋開張大千的大量臨摹或模仿之作，只談其潑墨潑彩的畫法，其對中國山水畫的創新，還是必須肯定的，甚至開創了一代風氣，影響深遠。這種創新和獨特的潑墨手法，或許與他早年在日本學習染織有關，或許也與他張揚無忌的性格和行為有關，總之，他在藝術創作這個層面上確實是成功的。而馬駘的畫一般人見到的不多，我也是最近才在網上看到一些，沒想到他對畫馬的研究也頗有匠心，他的《散牧圖》中的臥馬尤其讓人亮眼，沒有沿襲前人，姿態與神情頗為獨到。還有《赤馬瘦黑馬肥》以寫意的方法，描寫了一瘦一肥兩匹馬的狀態，線條精準，省略處又極富表現力。他的《霜雁一聲語》我也很喜歡，姿態生動的大雁，近景的雪蘆花和遠處的雪山，前后呼應，筆觸練達而意境全出。當然，總體看，他的山水畫相比張大千的潑墨山水確實創新不足，有些模式化，也相對保守拘謹，缺少感染力和沖擊力。但是另一方面說，我對馬駘先生的過早離世有些遺憾，52歲，正是一個藝術家創作的黃金時期，英年早逝，這是否也影響了他在畫壇的地位和關注度呢？

總之，通過對馬駘先生的考察，我感覺一個藝術家的成功以及身后之名，是多種復雜的原因構成，絕非后世所考“污點”一種，也不會因為我們的感情意志而改變，但是馬駘先生的被人忘卻或冷置確實不應該。據涼山自治州作家協會副主席、作家蔡應律撰文說，關于馬駘的歷史資料非常之少，只有查閱民國《西昌縣志》，才對他有了一些的了解。更讓他意外的是，他曾委托西昌市圖書館在其館藏數據庫中代為查找有關馬駘的資料，回復竟然是：“沒有馬駘相關資料”。幸好前幾年，由西昌文化界的幾位朋友聯名發起并向西昌市政府遞交了《關于建立“西昌馬駘紀念館”暨“西昌詩書畫院”的請示》報告，受到有關方面的重視和批復。這對西昌人民來說絕對是一件大好事，也是告慰馬駘先生在天之靈的一個補救舉措。

馬駘先生1912年26歲離開西昌，游歷全國，1921年定居上海，直至1937年去世，沒有回過家鄉西昌，但是他時刻沒有忘記故鄉的養育之恩。他自號“邛池漁父”，常在畫中以此落款，就是為了記住家鄉的邛海。當他聽說西昌修撰縣志，便繪制了十四幅“邛都八景六名勝圖”，并制成鋅板，贈送給縣修志局。他還非常思念和關心在西昌的女兒馬毓英，給她寄送自己畫的抗戰漫畫，希望和鼓勵女兒為抗日的宣傳作出貢獻。

在離開西昌的前一天，在下榻的觀海聽濤藝術小鎮酒店的旁邊的文化園區內，我看到一個掛著“馬駘美術館”字樣的招牌，因為疫情沒有開門。雖然它可能是一家民間自辦的小美術館，但是它表明西昌人已經開始認識到他們的家鄉曾經出了這么一位大藝術家，他們以此為傲，以此為榮。我希望西昌馬駘紀念館早日建成，那時我會第一時間去向這位被埋沒的藝術家和美術教育家表達敬意。

最后，我以著名民主革命家田桐為他寫的一首詩作為本文的結尾：

大江南北一游人，

天外昂頭自在身。

收拾煙云洗兵甲，

書生胸臆有經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