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的散文在寫作實踐、傳播、接受、批評等環節皆產生重要變化，散文的航道擁有了明顯的轉折曲線。就散文本體的層面加以考察，“思潮的弱化”與“敘事的轉向”構成新世紀以來散文的兩個關鍵詞。

呈現由“山地”向“丘陵”過渡的趨勢

新世紀以來，散文在總體走向上延續了20世紀90年代的散文熱潮，這在作家隊伍的多樣性、作品數量的豐富性、圖書市場上的熱點持續等方面皆有所體現。而在具體弧度上，則呈現出由“山地”向“丘陵”過渡的形態，決定這一走向的主要因素在于思潮的弱化。其中，“代際”概念的興起成為思潮弱化的重要表征。

散文思潮的弱化，是與20世紀90年代相比較而言的。對于散文來說這是一個觸底反彈的歷史時期，也是一個思潮迭出、新觀念層出不窮的時代。文化散文、歷史散文、學者隨筆、女性散文等思潮接踵而至。綜合上述現象，吳秉杰將其命名為“散文時代”。韓小蕙有“太陽對著散文笑”一語，也是對這一盛況而言的。并且在思潮的縱深性上，比如歷史散文與女性散文，在進入新世紀以后依然持續深入。以女性散文為例，在性別意識和獨立性方面，新世紀之后的艾云、格致、塞壬、林淵液等人，比之王英琦、素素等人，風格更加鮮明，在現代性上呈現得也更加立體。新世紀以來的散文思潮不僅數量稀少，而且在思潮的延展和深化方面，皆存在不足。這種弱性特征，在新世紀散文的兩個思潮，即“新散文”與“在場主義”上表現突出。

“新散文”源于20世紀末期《大家》雜志的推介。在思潮呈現上，“新散文”在三個層面較為突出，即文體探索姿態下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的彰顯；刊物的跟進與叢書的發布扎實有力；聲調由傳統的紙媒擴展到互聯網寫作，其文體觀念在論壇寫作及博客寫作中得到有力的實踐。

盡管有搶眼表現，“新散文”在思潮的涌動上仍然存在明顯短板。首先是理論薄弱，沒有什么重要的理論主張。其次是這一思潮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延展皆有其局限性。時間線上，2006年以來，“新散文”漸趨于消隱的狀態，無論是傳統刊物、出版系統還是新媒體力量，“新散文”皆成為低頻率出現的詞語。空間維度上，“新散文”最早和最后的弄潮兒大體上是同一批人，缺乏新生力量的跟進，作家構成單一，制約著這一思潮難以向縱深發展。

“在場主義”散文則更像是個文學事件，社會活動的色彩較為明顯，因此在思潮的呈現上，名實之間存在著割裂的問題。盡管“在場主義”散文有獎項、理論聲音、新媒體陣地的支撐，但最大的問題在于代表性作家作品的缺位，在文體的演進上乏善可陳。即使是獲得“在場主義”大獎的作家，在身份認同上，普遍沒有把自我定位為“在場主義”作家。如果沒有典型作品以及文體上的獨特貢獻，那么文學思潮的展開將會步入空核的狀態。隨著“在場主義”散文獎和相關雜志的停辦，這一思潮幾乎已經終結。

知識性作品越來越沒有“市場”

敘事的轉向涉及散文在藝術處理方式上所發生的主次換位的情況。理論界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完成了對詩化模式及“形散神不散”觀念的清算和整理，不過，空洞的抒情在當代散文的退場，則是在新世紀之后完成的。敘事的轉向在鄉土散文、歷史散文等題材領域中普遍確立，敘事成為當下散文的一個顯著特點。作為跨世紀的散文思潮，肇始于1998年的“新散文”在推動散文整體性的敘事轉向上開啟了先河。作家將經驗敘事推向某種極致，這也是一種文體實驗過程中矯枉過正的必然結果。他們在強調個人化的敘事過程中，借鑒了小說的復調手法、電影的鏡頭化敘事方式、現代話劇中語言傳達的動作性，以繁復的場景化敘事和大量的細節描寫，建構了獨具特色的敘事。總體而言，經驗和事件的敘述取代了片段化、印象化的處理方式并成為主流。

“新散文”的敘事轉向，在實踐層面全面鋪開。在更多的新銳獎項中，敘事作品占有絕對的比例。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的歷史散文為歷史材料與個人感悟的結合體，那么，新世紀的歷史散文有了明顯去個人感悟化傾向。他們在甄別歷史材料和處理歷史細節上更加用心。王開嶺的《一個守墓家族的背影》、王充閭的《用破一生心》、李國文的《李后主之死》、孫郁的《小人物與大哲學》、祝勇的《再見，馬關》、夏堅勇的《慶歷四年秋》、王開林的《雪擁藍關》、詹谷豐的《書生的骨頭》、耿立的《趙登禹將軍的菊與刀》等作品，對歷史的勾勒往往通過驚心動魄的細節加以呈現，也就是說，敘事方面的感染力明顯加強。而在鄉土散文類別中，知識性、感悟性的散文隨筆盡管普遍存在，但業已偏居一隅。鄉土敘事作品在期刊、選本、榜單中占有了絕對的比重，一批鄉土散文作者，對于各自故土的書寫大多以系列形式展現出來，而場景敘事也成為這批作家常用的手段。

（作者：劉軍，系河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