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東

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展覽現場

故宮博物院典藏如意展

“我們要借全社會的力，共同來把人類珍貴的文化遺產保護好、研究好、傳承好，來發揮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間相互交流互鑒的作用。”從1500年的敦煌壁畫保護到600年的故宮保護，履新故宮博物院第七任院長近兩年的王旭東有何思考？帶著問題，本報記者日前在故宮博物院采訪了王院長。

記 者：今年是建黨100周年和“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繼續加強文物保護和文化遺產傳承、弘揚工作成為2021年兩會熱點之一，作為故宮博物院的新任院長，可否請您結合今年故宮博物院的主要工作談談您的思考？

王旭東：今年兩會圍繞2035年文化強國建設的遠景目標，作為文化工作者我們感到使命光榮，任務艱巨。去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故宮博物院成立95周年。作為我國古代宮城發展史上現存的惟一實例和最高典范，也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宮殿建筑群，故宮是中國最重要的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地，也是藏品規模最大的博物館，是我們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和歷史縮影。紫禁城建筑和存藏其間的186萬余件文物是我國具有世界影響的、歷史信息含量最豐富的重大文化遺產之一，共同構成了其世界遺產價值，在我國歷史文化遺產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科學價值。因此，把故宮古建筑及其收藏的這些文物保護好是我們的使命，必須把故宮的工作融入到黨和國家發展大局當中考量、謀劃。

在“十四五”開局之年，面對新發展階段，新發展格局，完整、準確、全面理解并貫徹新發展理念，故宮博物院將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文物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統籌推進以“四個故宮”（“平安故宮”“學術故宮”“數字故宮”“活力故宮”）建設為支撐的事業發展體系建設，逐步建成具有故宮特色、引領博物館發展方向的安防管理體系建設、可移動與不可移動文物保護體系、學術科研體系、數字故宮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轉化體系、開放管理體系、展陳體系、人才支撐體系、保障體系等管理體系，形成故宮博物院新的事業發展格局，持續推動故宮所承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實現故宮博物院事業高質量發展。

文物保護事業的出發點與落腳點，是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加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建黨100周年之際，今年故宮博物院在公共服務方面的重點工作除了圍繞建黨100周年舉辦敦煌與故宮聯展外，新改陳的陶瓷館也將向公眾開放，貫穿了整個中國陶瓷史的1000余件瓷器將入駐武英殿，成為常設展，這是建立在故宮文物清點和研究基礎上的首次大規模、全方位的瓷器展，十分值得一看。除了一系列即將推進的線下展覽，面向公眾的云展覽、云直播、網上的云課堂等也會陸續推進。同時，在這些看得見的工作背后，許多看不見的基礎性工作，如故宮文物的基礎影像采集工作、館藏文物清理定級工作，由故宮博物院承擔的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等，也都在有序推進。

記 者：剛剛過去的2020年，故宮和全國文博機構都接受了一次大考。在疫情影響下，故宮的“云展覽”“云視聽”等數字化傳播，及“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大展、“千古風流人物——故宮博物院藏蘇軾主題書畫特展”等重要線下展覽的舉辦，再度令全球矚目，總結2020年，您認為故宮有哪些新收獲？令您感觸最深的是什么？

王旭東：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世界、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我們文物博物館領域，改變了作為世界遺產地的故宮，改變了故宮博物院已沿襲了多年的管理服務模式。為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配合黨中央的總體部署，我們率先閉館，減少人員流動，疫情期間又通過云視聽、云展覽、網絡直播等文化項目服務公眾，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美，用文化的力量陪伴人們共克時艱。另一方面通過這些服務，也進一步加速了我們的文物數字資源庫建設的步伐，加強了數字博物館、智慧博物館的建設。

在這樣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期，時代也賦予了故宮博物院新的使命。在我們已取得脫貧攻堅決定性勝利，實現全面小康的歷史交匯點，如何堅定文化自信、加強文化建設，如何保護好、研究好、傳承弘揚好祖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保護好文化遺產，要加強多學科的研究，要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不是一個世界遺產地管理機構能獨自完成的。要實現轉化，需要全社會的力量，還有文學藝術創作、文化創意產業等形式都加入進來，使傳統文化的保護傳承真正跟我們這個時代緊密結合起來，這就需要我們先把文物資源開發出來，呈現給全社會，使各方力量根據各自不同的需求目的，實現更深入的而不是膚淺的開發，將古老的文物轉化成新時代的文化。這對我們提升管理、服務與引領能力的要求就更高了。

可以預見，后疫情時代對旅游業的影響也仍將繼續。首先是國內游客增加帶來的保護壓力，我們需要先主動作為，核定好最佳游客承載量，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同時，一定要引領高質量的文化旅游，避免走馬觀花的到此一游。對于文化遺產地，相關機構應加大研究力度，挖掘其蘊含的多元價值，進行有效轉化，從而實現文化的引領而非迎合。對于故宮博物院來說，我們現在的日接待量已從每天8萬人降到了4萬人，線下接待量的減少更需要我們加大數字化傳播的力度，包括云展覽、數字交互應用、網絡直播等，而支撐這些數字項目的基礎則是故宮文物數字資源庫建設。去年在疫情影響下，我們共完成了包括書畫、器物、宮廷文物、圖書等在內的7.5萬件文物的影像采集工作，今年還要繼續完成7.5萬件的采集目標。對于已有600年歷史的故宮及其收藏的貫穿中華5000年文明的文物來說，這是一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浩大工程，不僅涉及業務部門很多，文物修復的量也很大。文物的數字化采集工作不是只拍一兩張照片，而是要在影像采集基礎上加入學者研究，實現專業、準確、全面的立體化呈現。今年春節前我們重新公布了186萬件的文物目錄，這186萬件文物以及仍在清點整理中的故宮文物，讓我們深深感受到了我們這代故宮人的使命與擔當。

記 者：2019年您從敦煌研究院院長一職調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這一年，在數代故宮人的積淀探索下，“四個故宮”的理念得以正式提出，兩年來，您認為故宮管理服務工作中的最大挑戰是什么？對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的文物保護工作您有何看法？

王旭東：我還清楚地記得2019年4月8日就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時的心情，“忐忑不安、如履薄冰”。但很快，隨著跟同事們一起工作、調研，我的忐忑消失了，我發現故宮人跟敦煌人一樣，他們都是默默無聞前行，承擔著守護中華最優秀傳統文化的使命和任務。所以兩年來，我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在一代又一代故宮人成就的基礎上，按照時代的要求，按照國家的需要，按照人民的期盼去順應這個時代，做一些符合事業發展規律的事情。對于故宮而言，一個重大的問題是，古建筑的規模太大了，盡管我們經過了將近20年的故宮古建大修，但還有很多任務沒有完成，故宮日常保養維護的任務還非常艱巨。這些木質結構建筑的防火、防風化、防雨水侵蝕問題等，甚至觀眾進入以后可能會帶來的一些人為影響等，確保故宮的平安是我們首先必須要面對的最基礎最重要的工作。

另一方面我在思考的是，我們如何進一步把門打開，壯大力量，借社會的力，甚至借國際社會的力，共同把人類珍貴的文化遺產保護好、研究好、傳承好，發揮不同文化、文明之間相互交流互鑒的作用。

截至去年，從2002年啟動的中軸線建筑大修，后又逐漸擴大至東西兩路包括城墻等在內的故宮“百年大修”工作已基本結束了，這意味著故宮的日常維護工作開始進入常態化階段，從搶救性保護開始轉入以預防性保護為主、搶救性保護為輔的一個新階段。今后我們在進一步完善票務系統，建設訪客系統，制定古建筑防火標準、古建筑電氣安全標準，加強防范措施和應急準備，優化消防應急預案，實現安防、消防實戰演練常規化、制度化的基礎上，在進一步研究和探索可移動與不可移動文物保護體系，確保故宮文物古建絕對安全的同時，還要進一步開拓具有中國特色的文物保護利用之路。既要在文物保護工作中加大科學技術的支撐，也要加強技術與高素質的人才結合，要吸引更多學科的學者加入進來，堅持把其他學科的新成果，結合我們文物保護的需求進行轉化，讓我們的研究實實在在地發揮作用。同時既要鼓勵學術熱點的研究，也要支持對“冷門絕學”的探索。作為世界遺產地保護機構，我們要目光長遠，要多想想10年15年甚至更長時間以后的事。這也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敦煌和故宮在文物保護與傳承利用方面能走在時代前列的重要原因。

記 者：您曾說，與故宮的緣分要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我國第一批世界遺產申報成功10周年之際，甚至更早。30多年來，從文化遺產保護概念的推廣普及到故宮、敦煌數字化保護工作的飛速發展，您作為重要的參與者、見證者，有哪些難忘的經歷與體會？

王旭東：我第一次走進故宮是1997年在承德參加完國家文物局舉辦的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培訓班時，那一年正好是故宮、敦煌莫高窟等我國6處自然和文化遺產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10周年。上世紀90年代的故宮只開放了中軸線沿線的幾大殿和御花園等，東、西兩路開放得沒有現在這么多，去故宮旅游的人們主要想看看天子寶座、皇帝舉辦大婚典禮的地方等等。隨著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和國民經濟的發展，物質生活的滿足，文化旅游業飛速發展，作為匯聚了中華5000年文明的故宮，無論是其建筑本身，還是其收藏的大量文物所承載的優秀傳統文化，都吸引著大量中外游客的慕名而來。至新世紀特別是近10年，人民對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斷提高，甚至從某種程度上，他們已經成為了文物保護的老師或是監督員，促使我們要不斷提升文物保護研究與管理服務的質量。這亦使得我們對文物價值的挖掘工作變得更加重要。所謂保護即是要保護文物的價值，如果文物價值的研究不深入，還會出現在保護過程中對文物價值的破壞。而對價值的挖掘又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不斷深入的過程，隨著多學科的介入，文物的多元價值會從不同角度呈現出來。

文物的傳承利用第一個手段是開放，讓觀眾們親身去感悟它，這是過去傳統的一種方式。但畢竟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能夠來到現場，所以通過傳統的書、畫冊等出版物，我們也可以實現一些小眾的文化傳播。直到數字技術的出現，互聯網給我們提供了更多可能。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的人，只要他想了解故宮，通過網絡都能得到滿足。這就使得我們現在的數字故宮建設更要緊跟新的時代脈搏，讓人們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故宮。第二，專家的研究成果需要轉化成老百姓喜歡看、喜歡讀、能讀懂的方式，通過網絡平臺傳播出去。學術研究、數字化影像以及創造性轉化，三者缺一不可。從開放來講，故宮目前已經幾乎沒有可再釋放、開放的空間了，為此，故宮北院區建設已列入國家“十四五”規劃，未來五年這將是故宮博物院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們還希望，每個進入故宮的游客都能獲得一種美好的經歷和內心觸動，產生對中華文化的敬畏之心，這對引領高質量的文化旅游而言更加重要。因此，今年我們將繼續提升故宮文物數字化保護和共享利用的能力，促進文化與科技充分融合發展，大力推動建設智慧博物館。還將完成多媒體數字化融合發展轉型，打造“紀錄片+展覽+圖書”的數字融合項目，推進故宮文物與科普項目，圍繞新形勢和新特點，探索故宮開放模式，逐步建立符合故宮特色的開放服務管理體系。

記 者：近年來，以故宮為創作題材或書寫對象的優秀文藝作品紛紛涌現，如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我在故宮600年》系列，綜藝《上新了故宮》系列等；一些知名故宮文化學者所著相關圖書也在文化深度與視野格局方面，對故宮文化進行著持續開掘，進一步助推了故宮熱的出現，您如何看待文藝創作對故宮形象塑造、故宮文化傳播的作用？

王旭東：黨的十九大提出，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當絕對貧困已經消除之后，人民對精神文化的需求，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在進一步提升。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四個自信”，黨和國家對文化空前重視，人民群眾也發自內心地熱切地想要文化尋根。我們應當引導人民群眾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讓人們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弘揚融入血液之中，進入言行之間。盡快推動這樣的轉變，才是我們文化文物工作者的重要任務。

近些年，有關故宮題材的文學藝術創作、視聽節目更多地走近了大眾，體現了我們傳統文化傳播方式的多元。特別是一些年輕人的加入，他們以一種學習、探究的姿態走近故宮，用他們對文化的敬畏、對傳統文化的興趣，帶動并拓展了故宮文化傳播的整體面貌。比如《上新了故宮》《國家寶藏》《我在故宮600年》等節目，又比如各種文化創意產品，針對青少年的音視頻教育節目等，都讓我們的文物活了起來，讓文物的靈魂活了起來，這是非常可喜的現象。但另一方面，一些制作粗糙的影視劇作品忽略了真正承載中華5000年文明最優秀傳統文化的根本，刻意迎合文化消費，這種情況也亟需改變。為此，去年我們特別成立了兩個委員會，一個負責文化產品的審查，一個負責合作項目的審查。在文化產品創作方面，未來我們要繼續推進共同策劃，反對蹭熱點的合作掛名，要堅決反對低俗、媚俗、庸俗的東西，堅持通過文化的力量實現一種正向的精神引領，做高質量的文化精品，引領風尚，共同呵護故宮這一文化殿堂的形象。在學術支持上，未來我們還會繼續加大資源的開放力度，推動以文化遺產為主題的相關文藝創作，從而引領文藝創作從歷史的、科學的、理性的層面進行深度開掘，真正將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中國智慧、中國精神呈現給廣大觀眾。探索出一種可供推廣的模式。今年我們將推進與中國東方演藝集團、中央民族樂團等藝術院團的合作，我們也將加強對故宮無形資產管理，加強對故宮知識產權保護研究，防范和化解潛在的法律風險等。

記 者：新世紀以來，隨著故宮各項基礎工作的加速推進，邁入新百年的故宮以前所未有的開放程度和開放姿態迎接著全世界的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邁入新的百年征程之際，故宮對于鑄牢民族文化自信，加強文化交融與互鑒方面還有哪些可做的工作？未來以“學術故宮”為核心，百年故宮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王旭東：多年來，我在出國訪問的交流中感受到，文化的交融互鑒至關重要。藝術本身是不存在隔閡的，美是全世界共通的都能接受的語言，文化的交流與共鳴拉近的也是不同國家人民之間心與心的距離。追求和平的、大同的文化總是有著最廣泛的傳播基礎，同時這也是中華文化的特點之一。敦煌文化是一種不斷變化的、靈動的，以開放、包容的精神不斷吸收外來文化而形成的。故宮文化也是5000年中華文明不斷積淀的厚重的文化。我在祖國各地甚至國外曾經參與文物保護工作的經歷，令我深刻感受到，中華文化與世界其他各國的文化一樣，都是競相開放在世界文化長廊里的五彩斑斕的花朵。所以做好故宮保護我們也要加大對外交流和開放。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地，不僅要和國際社會加強合作，也要向國內同行學習。特別是故宮作為中國明清兩代政治文化的中心，故宮文化匯聚自五湖四海，所有的中國地域文化都能在這里找到呼應，所以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故宮文化價值的挖掘具有重要意義，而做好故宮文化的研究，則需要我們不斷學習不同相關領域的最優秀成果。

在對外合作上，除了我們的學者走出去，還可以把國外的學者，尤其是年輕學者們請進來，通過他們對故宮文化的研究，讓他們講中國的故事，講故宮的故事，這是講好中國故事的另一種方式。在對內交流方面，國內文博界的學術壁壘還需要進一步打破，在保護各自勞動成果形成的知識產權的同時，加大學術資源共享。2020年的疫情給業界帶來了一些改變，在國家的引導下，通過云直播、云展覽、文物數字資源的部分開放等數字傳播方式，很多珍貴資源被釋放出來，成為全社會共享的內容，未來這個趨勢如果持續下去，文博界將會越來越開放，整個文博事業融入到黨和國家的事業發展大局中，未來一定會實現更大的發展。對故宮博物院而言，今年我們會更加開放，未來歡迎國外的學者到故宮來，我們也將持續推動太和學者計劃和英才計劃，讓資深學者帶領青年學者去自由探索，推動“學術故宮”的體系性、開放性建設，探索建立具有故宮特點的學術科研體系。

回首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凡是封閉保守的時候，文化就要走向沒落，中華5000年的文明之所以了不起，就是因為能不斷吸收、接受新的東西，才能走到今天。這是我們從歷史、文物中得到的經驗教訓，也啟迪我們，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的多元時代，應以一種更加開放包容的精神境界與心胸擁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