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8日，中國文化報社理論部以“郭漢城的治學精神、學術態度和豐碩成果”為主題，舉辦了第25期藝海問道文化論壇。我們舉辦這次論壇的目的，當然不僅僅是對個人學術生涯的一次總結，更重要的是，我們認為，從這位103歲、投身戲曲事業70年的學者身上，折射出新中國戲曲改革、發展、傳承、創新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之所以選擇這樣一個論題，基于這樣的思考：郭漢城70年戲曲學術生涯與新中國成立70年同步，他至今仍在關心關注著戲曲的時代課題。在70多年的學術生涯中，他讀懂了傳統戲曲，承續了戲曲傳統，從中選擇了適合時代發展的戲曲精髓，通過自己持續的理論研究與戲曲創作，與諸多戲曲工作者一道，奠定了今天關于戲曲傳統與創新的諸多共識；而他的學術見解、學術勇氣與人格魅力，使其從推動新中國戲曲創新發展的群體中脫穎而出，成為新中國戲曲70年發展過程中的杰出代表。

新中國70年戲曲發展史，既承續了中國傳統戲曲的千年歷史，也經歷了新的時代流變中所發生的巨大變革，特別是遭遇了改革開放40多年來社會轉型造成的極大沖擊，才形成了今天的戲曲生態與樣貌。這其中既包括了以梅尚程荀為代表的幾代戲曲工作者的奮斗，也包含了戲曲理論家與藝術管理工作者的努力。戲曲傳統從來不是死水一潭，而是奔騰不息的大河，它汲取所經之處的一切水源，壯大自己，無論是貧瘠的山谷，還是豐沛的支流，大河都在永不停歇地流動。在這個過程中，新中國的戲曲工作者們一方面接續戲曲傳統，在不可避免的對于傳統的認識偏差中，確立著新時代的戲曲改革方案；另一方面，歷史的接力棒已經交到了這代人的手中，必然在自覺與不自覺中將新的創造納入傳統，形成新的戲曲傳統。

有人說，郭漢城“從事了一輩子戲曲研究工作，做了兩件事：前三十年講戲曲好，今天講、明天講、后天還講；后四十年說戲曲不會亡，今天說、明天說、后天還說”。在今天看來，“戲曲好，戲曲不會亡”已經成為常識。但這樣的觀點卻在戲曲低迷的時期，在對傳統的認識出現偏差的時代，面臨極大的問題。正如季羨林“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觀點，是窮其一生對東西方文化的不斷思考而得出的判斷，因而具有說服力，“戲曲不會亡”這樣的觀點，在過去幾十年的戲曲發展過程中，是需要極大的勇氣與自信方能堅守的。郭老幾十年如一日的天天講，日日講，影響了許許多多戲曲從業者，特別是各個地方劇種的演員們，成為他們在當代戲曲發展遇到困境與挫折時的定心丸。

當然，這樣的觀點并非郭老所獨有，但從他嘴里說出來，無疑格外鏗鏘有力。他對戲曲的熱愛，他的學術見解、學術勇氣與人格魅力，都使得他的觀點具有特別的說服力。

郭老對傳統戲曲的熱愛，源自他對戲曲之美的心靈邂逅。他早年入延安陜北公學學習，自1951年開始任察哈爾省人民政府文化局副局長兼省文聯主任，開始從事戲曲改革工作。“我那時年輕，讀過幾本書，自以為了不起，對‘舊戲’有很深的偏見，抱著鄙夷的態度，只用‘封建’‘落后’二詞，就舒舒服服地罵倒一切。”1952年，在第一屆全國戲曲調演中，郭老觀看了《梁山伯與祝英臺》《評雪辨蹤》《醉打山門》《劉海砍樵》等大量劇目，特別是徐紹清、彭俐儂表演的湘劇《描容上路》，“那有韻味的嗓音、優美的身段、細微的表演，揭開了一個普通婦女復雜、深邃、善良的心靈，使我受到強烈的震撼，原來戲曲中竟有這樣的珍品！”他第一次深深地愛上了傳統戲曲。“那次會演，對我來說的確是一劑良藥……每一個劇目，都好像在我面前打開了一個熟悉又新鮮的天地，使我驚奇地感受到祖國文化遺產的豐富和人民創造力的偉大。我這一生愿意為戲曲事業獻身，與戲曲結下不解之緣，這是一個重要的契機或轉折。”

從那時起，他從審美出發追逐著戲曲之美，一窺堂奧。他始終關注戲曲發展的實踐，從大大小小的戲曲舞臺上發現戲曲之美、欣賞戲曲之美。在之后半個多世紀的人生歷程中，他從來沒有停止過聽戲、評戲、寫戲，參加各種研討活動，與戲曲界的朋友交往、通信。至今他到底看過多少出戲，恐怕難以盡數。陳昌本先生1992年在“郭漢城學術成就研討會”上發言說，他過去一年看了100多出戲，但還是比不上張庚、郭漢城、馬少波等老一輩戲曲家。有一次看戲下起了暴雨，“他們拄著拐棍兒的，由人攙著的、扶著的陸續都到了。此情此景，不只是演員深受感動，連我們這些同志也深深地被感動了。”為了更深入地進入到傳統戲曲之中，他改編了數部傳統戲曲，從創作實踐中體會戲曲的精妙；他一輩子創作了許多詩歌，以詩言志，也以此方式磨煉自己寫作戲曲唱詞的功夫。郭老的勤奮，終身不怠，這也是他成功的重要秘訣！可以說，他對戲曲之美的發現，是他的戲曲理論觀點不僵化、不偏頗的內在原因。

郭老的學術見解，也來自他在戲曲理論研究上的深厚基礎。他歷任中國戲曲研究院研究室副主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兼戲曲研究所所長，《戲曲研究》叢刊主編，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戲曲學會副會長、顧問等職，2010年獲聘中國藝術研究院首批終身研究員。他從來沒有離開過戲曲理論研究，由張庚、郭漢城主編的《中國戲曲通史》《中國戲曲通論》，至今仍代表著新中國戲曲理論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他對中國戲曲史論的深刻把握，特別是他從戲曲審美的角度看待戲曲問題，使得他能夠站在歷史的高度來看待戲曲發展，也因此他的觀點盡管也受到時代的影響，卻不至于陷入到歷史的局限性中。《郭漢城文集》十卷本中收錄了郭老寫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章、發表的講話講課，在今天看來依然可讀。1959年，郭老在總結新中國成立10年來的戲曲改革工作成就時，明確提出：“鑒別傳統劇目的好壞，有用或無用，政治、思想的標準自然是重要的，同時也不能忽視了藝術標準，包括技巧上、技術上對我們有用的東西。”1962年在《傳統劇目整理改編的幾個問題》中他提出“進行傳統劇目整理、改編工作，還要了解劇目流變的歷史，知道它的來龍去脈才能夠對它做歷史的評價。”1980年，他在全國戲曲劇目工作座談會上發言時，以大量的生動實例，論述了戲曲推陳出新中的三個問題，如封建道德問題、清官戲、“打朝”戲，傳統劇目、新編歷史劇的古為今用，戲曲如何表現現代生活等等。1957年，在文化部演員講習會上，他以《打瓜招親》《打鳥》《調寇》等小戲為例，指出“美感的享受，實際上也包括啟發人們認識生活和用高尚的感情對待生活的作用”“……以為只那些‘反封建’‘愛國主義’之類的概念才有教育意義。硬把這些概念塞到劇本里去，去‘加強’它的教育意義。被這樣修改壞了的劇本不止一個兩個……”這些對于戲曲藝術的審美意義和教育意義的分析與闡述，至今仍有現實意義。2019年，湖南花鼓戲《蔡坤山耕田》演出后，有些專家認為，盡管這算得上是部好戲，但總是覺得這樣的主題立意不夠宏大，民間性太強，思想性欠缺，不敢給予它充分肯定。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郭老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學術探索，始終致力于建立戲曲改革與創新的基本共識，至今仍有重要的意義與作用。

堅持正確的觀點，敢于發出自己的聲音，還需要有學術勇氣。在《堅持戲曲“推陳出新”的方針》一文中，郭老對于戲曲劇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觀點“舊劇是繼續傳播封建意識的渠道”進行了指名道姓的商榷。理論觀點可以見仁見智，但直面分歧，勇于探討的精神，卻是理論工作者最為寶貴的精神氣質。

1986年，郭老在紀念湯顯祖年會上的發言中這樣說道：“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對外開放，必然要產生兩種情況：一是在精神領域里引發出人的價值判斷、思維方式、社會心理等一系列變化；二是在全社會規模上出現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相互撞擊，相互影響，呈現出錯綜復雜、眼花繚亂的狀態。但這并不意味著民族論的危機，恰恰為中華民族新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時機。”這是多么睿智的見解！這樣的判斷，來自戲曲理論家之口，它和思想界、文化界的觀點一道，構成了緊隨時代的深刻見解，對于中國文化朝向21世紀的邁進起到了應有的作用。

郭老的人格魅力，也是他強大影響力的力量根源。

作為一名中國文化報社的記者，我從上世紀90年代與郭老相識，因工作的關系常有接觸。那個時候郭老已過古稀之年，每次出差，他都堅持自己提行李，從不要別人幫忙。與其他年輕許多的專家一同出行，他從不要什么特殊待遇。向他約稿、采訪，他總是態度認真、一團和氣。進入期頤之年，他仍然關心著戲曲事業，但因為視力聽力的原因，沒辦法到劇場看戲，就在家里觀看光盤。山西省晉劇院的同志給他送去現代戲《紅高粱》的光盤，他特意找到莫言的原著看了一遍。他從《中國戲劇》看到安志強先生寫的評劇《紅高粱》的文章，又特意把他請來，聽他介紹很多當下戲曲舞臺的新成就、新問題、新觀點，然后才寫出了《關于現代戲的敘事結構》的文章。百歲老人的嚴謹與認真，令人嘆服！

古人說“仁者壽”。去年我們舉辦的藝海問道文化論壇，為了照顧高齡老人方便與會，特意選擇了郭老附近一家酒店，一旦體力不支，即可離會回家。讓我們沒有想到的是，在長達三個多小時的時間里，郭老始終認真傾聽發言，有時用手將耳朵前推，似乎想要達到去除噪音的聚音效果，好讓聲音聽得更為清楚。我這個主持人沒有掌握好時間，與會專家發言踴躍，遠超過當初預期時間，但郭老沒有一絲倦意。研討會結束后，他做了簡短發言，感謝所有人的參與。媒體記者們紛紛上前請郭老題字，他一一接過，問清名字，再一個一個寫上去；文化報理論部劉茜長期聯系郭老，他隨口叫出她的名字，寫下不一樣的題字。午餐就訂在附近的餐廳，郭老也與大家同行，席間談笑風生，與大家一起回憶起許多陳年往事。陽光透過碩大的窗戶玻璃，照進室內，照在百歲老人身上，映出淡淡的光輝，充滿著溫馨的氛圍。

我說，智者壽。郭老對戲曲藝術的熱愛與不愿停歇的探索，使得他進入104歲高齡而依然身體不老、精神不老，這是上天的眷顧，也是對他終其一生貢獻于戲曲事業的最好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