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在短篇小說《鄉村醫生》中，寫過一架人間的車和兩匹非人間的馬。就像他曾因文體晦澀而讓很多讀者望而卻步一樣，這兩匹健壯的膘馬在一個窘迫的暴風雪之夜相擁出現，也難免讓人覺得神秘莫測。他這樣收束自己的小說——“在這最不幸時代的嚴冬里，我一個老人赤身裸體，坐在人間的車子上，而駕著非人間的馬，四處奔波，飽受嚴寒的折磨”。行文至此，卡夫卡似乎向我們暗示了一種理解其自身的方式，而這個文本的復雜性也正在于它包含著兩種敘述：現實的與非現實的，或者說他始終試圖從一種日常的敘述通向形而上的超驗層面。

在我看來，《鄉村醫生》提供的不僅是理解卡夫卡的入口，它甚至也昭示出20世紀以來困擾整個人類的精神困境以及我們到底該如何創作。事實上，現實性與精神性之間的復雜關系正構成了人們生存中的普遍困窘，從巴爾扎克的“我在摧毀一切障礙”到卡夫卡的“一切障礙將摧毀我”，預示著一個現代社會的到來，而“上帝已死”以及許多形而上的價值被遺忘，人們失去了對世界整體性的把握。當所有碎片式的普通日常奔涌而來，文學到底該以怎樣的方式去理解這個世界？卡夫卡在他的小說創作中，提供了“人間的車”“非人間的馬”和一個變化中的“時代”。這不僅提示我們，文學創作始終和時代與社會的癥候息息相關，同時，在呈現20世紀以后最不缺少的個人日常生活之外，它還可以指向一種超驗性的思考，甚至是失去舊有信仰之后的進退失據。按照蘇格蘭詩人愛德溫對卡夫卡的闡釋，卡夫卡被看作一個“懷疑主義時代的宗教寓言作家”，這或許略失偏頗，因為他也的確一直試圖在一種世俗的確定性中嵌入包含信仰在內的形而上的價值和意義。

卡夫卡的創作讓我們看到了什么是偉大的現代小說，也為我們反觀中國當下的文學創作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照。其實20世紀以后，東西方普遍面臨著存在的危機，而“每一次存在的危機都把世界的現實性和人類在世界上的存在置于疑竇叢生的狀況之中”。（伊利亞德《神圣與世俗》）這就需要人們找到一種解決危機的范式，這種范式很可能有著先驗式的起源，而且很可能是從現實生活之外的、另外一個超凡世界中所得到的啟示?，F代文明始終是與理性、科學、確定性聯系在一起的，在取消世界神秘性的同時也取消了人類對生命、對世界敏銳的感受力，而文學恰恰是一種可以穿梭于現實與超驗之間的實踐，它可以介于現代文明以及不可言說的神秘之間，創造一種理解，也召喚一種感受。

而中國的文學自古只側重談“世間事”，孔子用“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的理念將先民神話合理化，基本上已經昭示出中國文化對現實人生、社會倫理的執著，而對抽象世界中的來世、死亡、靈魂等這些形而上的問題缺乏關注。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將其概括為“實踐理性”，一切都是以生活的實用為核心的，這就使這種高度理性甚至過早理性化的文化結構與西方的“思辨理性”區別開來，因而文學自然也多與“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世”相聯系。而像《紅樓夢》這樣依循著“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的邏輯，將世俗人間事無巨細的“色”與“情”放在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無常的世界）中，而最終指向一種虛幻的敘事，甚至在主體故事之外，用一個更大的、宗教性的終極性結構，建構起中國長篇敘事整體性的作品可以說鳳毛麟角。老舍早在1942年的時候有過一次反思，他認為中國的小說作品“都不是以靈的生活做骨干底靈的文字”（老舍《靈的文學與佛教》），即便出現了一些超越日常生活的字眼，除卻宣教目的和非文學性的勸世文之外，更多的則是借助小說的模式來完成對世俗的道德倫理訓誡功能。因此他發出了一次對“靈”的文學的倡導以及以建設“靈”的文學來救贖人類靈魂的期許。老舍的這一判斷并非夸大其詞，在中國重“實有”和“現世”的文化體系中，人們對世事洞明和人情練達的興趣遠遠高于對一種超越性的、神圣世界的向往。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也提出了中國文學和西方文學之間最大的差別在于宗教感的缺失，或者我們可以理解成中國文學的精神脈絡中始終缺少一種形而上層面的終極關懷。的確，新文學以來，取得最大成就的或者占據最重要位置的仍是“現實主義文學”，雖然“現實主義”這一說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被賦予不盡相同的意義內涵，包括我們近些年重提和展開討論的“新現實主義”，也是在不斷發展和豐富中得以形成的概念。但是無論怎樣變化，回到恩格斯對“現實主義”最初的表述來考察這一動態過程，仍然會發現“現實主義”萬變不離之“宗”，其實是對現世世界確定性的追求。細節的真實、典型的環境和典型的人物，都是確定的、清晰的，可從現實生活中抽取出關于這個時代的核心知識、場景、形象，甚至還包括一個可以許諾的、有著確定指向的未來。

現實主義很好地契合了我們認識、理解、呈現這個世界的訴求，它在將來也必定繼續保持著巨大的文學闡釋力。但是，在不斷加強現實主義創作的前提下，我們需要有更加豐富的文學范式，并以此對傳統的現實主義進行強化、提升。從最初的起源來看，其實萬事萬物的生發，都是處于原始的、神話的結構之中。在一些作家看來，被現代科學所固定下來的具有確定性的世俗生活是一種神圣結構的產物，這種神圣結構可以不斷地重新獲得，它是神秘的，甚至也是不確定的、非邏輯的，而對這一結構的探索也成為了這些作家對文學的期許。就像作家穆齊爾對詩人家園的描述：“對每一個判斷的理解、每一個概念的意義都被一個更柔軟的經驗之外殼包裹著，作為以太，被一種個人的意愿和數秒之后就變化的個人無意識所包裹。這個領域中的事實及其關系是無限的，難以捉摸的。”因此，對于作家的創作而言，這種柔軟的經驗之外殼所包孕的無限可能性其實不僅是去尋找那些可以被納入社會規律的固定物，還應該不斷去發現新的關聯、未知和例外。而作者和讀者其實也都存在一種隱約的期待，他們期待文學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止于一種對現世掙扎的呈現，同時還包括可以瞻望未來之生活的方向，甚至它所代表的是一種人類所要全力以赴、掙扎通往的永恒。

可以說，在中國的小說創作中，從不缺少一架人間的車，可一旦人們在世俗生活中得以安身立命，往往精神的問題就變得格外引人注目。這時人們意識到，我們還需要在精神世界中安身立命。而正如學者胡河清所言，“終極關懷的信念確實可以成為一個人在精神世界安身立命的支柱，它是一種莊嚴肅穆的境界，一種至上的感悟，一種愛與創造力的源泉，一種個性發展的最為充分的形式……”當我們沉溺于“現代”生活所最不缺乏的“日?！睍r，往往也會遇到敘事的困境和難以為繼。這其實不僅僅是一個寫作的問題，也是一個精神的問題，是豐富的貧瘠背后所攜帶的難以名狀又不知所向的單薄感。上世紀80年代后期的新寫實小說，將小人物、小瑣事為質料的敘事引入文學潮流，在冷靜客觀地呈現一地雞毛式的生活真相之后，卻始終無法在瑣碎庸常的重負之下升騰起一種超越性的自我救贖之力。而在當下的很多作品中，大多數小人物也仍然徘徊在生活中遭遇著的情感迷失、生活擠壓和欲望驅使之中，很少觸及對靈魂的拷問與對生命終極意義的探求。巴赫金在論及偉大作家的“兩種視野”時，提出作家首先要觸及重大社會現實的本質因素，其次他們可以聚焦于瑣碎狹小的空間，但這些是與生命的目的與意義聯系在一起的。以這“兩種視野”來考察，很多作家與巴赫金所說的“偉大作家”產生了毋庸置疑的差距，而這種差距不是沒能對重大社會現實本質因素有所呈現，而恰恰在于對生命、靈魂體悟的先天不足，這種體悟就是很少能見到的那兩匹“非人間的馬”。

但是正如兩匹“非人間的馬”所牽引著這一架“人間的車”一樣，它們其實缺一不可，無法分割。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寫到過兩個動物形象：鷹與蛇。二者不是敵人，反而親密地相互纏繞，進行著同步協調的圓周運動。這正是人心兩種力量的象征，人向往高遠的視野和崇高的精神觀照，但是又無法擺脫在地經歷所形成的智慧、本能與元氣。精神觀照不是建立在抽象之上，而恰恰是依托于這些最扎實的生活和確定性的表達。因此，更具難度的寫作不是以抽象寫抽象，不是單純的寓言化寫作，也不是點到歷史為止，而應該是在最為具體、確定的現實和歷史中生發和抽離出形而上的思考。雷蒙德·卡佛有一篇著名的小說叫作《大教堂》，和他那些作者與人物身份重疊的日常故事不太一樣，這是一次例外的寫作，也是一個轉折。小說前半部分姿態低到幾乎完全沉浸在世俗的婚姻生活中，而隨著盲人來到“我”家，情緒開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日常生活在“打開電視”的空虛中開始和神圣的大教堂建立起關聯，當“我”和盲人羅伯特手握著手畫出大教堂時，精神從谷底上升，往上、往上，一直升向天堂。對于卡佛而言，他說：“《大教堂》是個例外……它與我以前寫的任何一篇都不同……我在一種沖動中感到：就是我們為什么寫作……”

再回到卡夫卡“人間的車”與“非人間的馬”，其實“非人間的馬”正是要讓精神適時滑出日常生活的軌道，捕捉到例外的一個瞬間，這個瞬間一定不是精神的平原，而是“人間的車”所能駛向的奇跡，但最終仍會指向我們生存的這個時代以及它的未來，而這或許正是寫作之于人類的意義或者為什么我們現在非寫不可。

（作者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