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美展開對話，翻譯又成為了人們談論的話題。近代以來，西學逐漸進入國人視野。從“德先生”“賽先生”到“民主”“科學”，兩個英語單詞（democracy和science）的翻譯為何如此不同？從開眼看世界的年代，到富起來、強起來的年代，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國譯者又是如何發揮著自己的作用的？文字是時代的唱片，翻譯則是將內容播放出來的機器，時代變了，機器自然也就更新換代了。在這背后又是什么樣的思維在主導？

不同年代 不同翻譯

最近熱播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覺醒年代》第一集中有這樣一個畫面：在熙熙攘攘的上海街頭，一位說書先生手持快板，嘴上念念有詞，引來一大群中國人和外國人駐足圍觀。只見他聲情并茂地講著：“嚓啦啦小鑼敲起來，《青年雜志》已出版。中國社會多磨難，陳獨秀兩張藥方來公開。德先生，賽先生，已經跑到中國來。”眾人聽罷，紛紛拍手叫好。

這一情節反映的是“新文化運動”這段歷史。這里的“德先生”指的是“民主”，即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對應的英文單詞為democracy；而“賽先生”則指的是“科學”，即近代自然科學法則和科學精神，對應的英文單詞為science。這兩位“先生”撐起了“新文化運動”的兩面大旗。

李大釗、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從國外請來了“民主”和“科學”這兩位“客人”，并為他們起了很接地氣的名字——“德先生”和“賽先生”，它們就這樣“跑到中國來”。顯然，兩位先生的名字來自于其讀音的一部分，再配上“先生”的稱呼，像極了兩位遠道而來的高人；而“先生”亦是對老師的尊稱，暗含著要向西方學習的意味。這兩個名字，很容易被人們記住，也就很快地在中國大地上傳播開來，成為人們爭相談論的話題。

其實，兩位“先生”這類名詞的出現，也代表了翻譯名詞時常用的一種策略——音譯加意譯，具體在這個例子中就屬于音譯加表意語素的方法，即取該詞的部分讀音，外加該詞詞義的屬性，作為這個詞的翻譯。啤酒（beer）、卡片（card）、高爾夫球（golf）、芭蕾舞（ballet）、巧克力糖（chocolate）、吉普車（jeep）等名詞都是通過此類譯法得來的。

語言是不斷變遷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時代的影響，這種影響也會在翻譯作品中有所體現。仔細比較近代和現當代的翻譯作品，就會發現它們其實存在著很大的不同，從翻譯目的到翻譯策略，譯文風格、表達習慣，都有所差異。

近代和現當代的譯者，面臨著不同的時代背景，因此在翻譯時帶有不同的翻譯目的。

近代中國受到列強欺侮，遭遇了深重的苦難，這些境遇深深地刺痛著國人的神經，讓中國人開始睜開眼看這個世界，試圖找到自己落后挨打的原因，找到救亡圖存、富國強民的秘方。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國不僅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歷史變革，也正經歷著以“西方思想和文學翻譯”為主要代表的歷史上“第三次翻譯高潮”。而嚴復和林紓無疑是這段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前者希望通過翻譯西方科學著作來開啟民智，而后者則是意圖通過翻譯西方文學作品，讓民眾更全方位地了解西方世界的風土人情和精神世界。

林紓的古文翻譯

嚴復是我國清末新興啟蒙思想家，他在翻譯英國博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時，深知譯事之難，并在書中的“譯例言”部分對此大為感慨：“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大概是后世譯者對這幾句話有著太多共鳴，又或許是因為嚴復概括得極為貼切，“信達雅”這三個字也一度被視為翻譯標準的“金科玉律”，指導和激勵著一代代翻譯人“戴著腳鐐跳舞”。

而自稱“四十五以內，匪書不觀”的林紓，更是在中國翻譯史上有著濃墨重彩的一筆，成為了一個想繞也繞不開的人物。林紓翻譯小說始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與精通法文的王壽昌合譯法國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這是中國第一部介紹西洋小說的作品，為國人見所未見，一時風行全國，備受贊揚。接著他受商務印書館的邀請專譯歐美小說，先后共譯作品180余種。介紹美國、英國、法國、俄國、希臘、德國、日本、比利時、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跟林合譯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鞏、陳家麟、毛文鐘等，合譯法國作品者有王壽昌、王慶通、王慶驥、李世中等。林紓不懂外文，全憑合譯者的口譯，然后整理成順口的文言，他翻譯作品之多、之廣為中國近代譯界所罕見，曾被人譽為“譯界之王”。

林紓的譯作影響了包括魯迅、胡適、鄭振鐸等很多后來的文學家。鄭振鐸曾評價他：“在那些可以稱得較完美的四十余種翻譯中，如西萬提司的《魔俠傳》，狄更司的《賊史》《孝女耐兒傳》等，史各德之《撒克遜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譯本。”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寫道：“林紓用古文做翻譯小說的實驗，總算是很有成績的了。古文不曾做過長篇的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百多種長篇小說，這使許多學他的人也用古文譯了許多長篇小說，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風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與迭更司（按，即狄更斯）的作品。古文不長于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迦茵小傳》等書。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種大的成績。”

小說之外：魯迅的翻譯

我們對于魯迅的了解，大多集中于其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和思想研究等領域，尤其是他的文學作品，被大量選入教科書；至于他的翻譯，人們則了解甚少。其實，魯迅也做了大量的翻譯工作，他一生共翻譯了十四個國家近百位作家的二百余種作品，可謂將生命中很大部分的精力都奉獻給了翻譯。據統計，魯迅所有著作逾五百萬字，其中翻譯就達二百九十萬字，涵蓋蘇聯、日、奧、匈等多個國家，包括小說、童話等多種題材。

魯迅早期翻譯實踐經歷深受當時社會進程的影響，選譯較多英、法科技小說作品，與當時“實業救國”“富國強兵”的思想相契合，也與當時的文學趨勢相一致。魯迅留日歸國后，深刻意識到中國腐朽的封建文化對社會進程的嚴重阻礙。因此，他這一時期的翻譯實踐，期望通過文字和文化的傳播，喚醒國民，改造中國。這也是他棄醫從文的初衷。許廣平曾在《魯迅與翻譯》一文中寫道：“魯迅從事文學翻譯是從《域外小說集》開始的，他著重于東歐和北歐文學的介紹，尤其是弱小民族的作品;因為那些作品富于掙扎、反抗、怒吼的精神，翻譯過來，不但能借此轉移性情，更可改造社會。”

后來，蘇聯“十月革命”讓中國人看到了一種新的希望。魯迅也開始把目光投射到了蘇聯文學，希望通過這些作品，給國人帶來啟迪和激勵，這段時期，魯迅也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魯迅當時的譯著如《毀滅》《死魂靈》，充分反映出希望通過不斷學習新思想和新觀念，向國人傳達革命精神，找出一條適合中國走的道路。他認為“這是中國普羅文學者的重要任務之一”。

翻譯策略的選擇

改革開放至今的現代翻譯，則是我們歷史上的第四次翻譯高潮。時過境遷，改革開放四十多年，我們的社會安定繁榮，文學創作多元而富有活力，翻譯昔日所肩負開啟民智、救亡圖存的使命日漸淡化，而更多的是去服務于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這個時期的翻譯動力，主要來自市場的驅動，很多出版社考慮到銷量問題，傾向于著力打造暢銷書，越來越有迎合“輕閱讀”的趨勢；很懂得“蹭熱點”和“蹭流量”，如“諾貝爾文學獎系列”譯作。另外，也有一些學術作品的翻譯，主要服務于學術研究的目的，傳播最新的或經典的學術著作。相對于暢銷書而言，學術書無論是篇幅，還是閱讀要求，顯然都更“重”一些，此類譯者則也算得上是為了迎合“重閱讀”。畢竟，我們正處在一個“銷量為王”的出版時代，出版社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不得不以“輕閱讀”來支撐“重閱讀”。

近代與現當代的譯作，所采取的翻譯策略也不同。

翻譯策略上，客觀存在著“歸化”和“異化”的差別。“歸化”和“異化”這對翻譯術語是由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學家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在《譯者的隱身》一書中提出來的。

所謂“歸化”，指的是“要把源語本土化，以目標語或譯文讀者為歸宿，采取目標語讀者所習慣的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歸化翻譯要求譯者向目的語的讀者靠攏，譯者必須像本國作者那樣說話，原作者要想和讀者直接對話，譯作必須變成地道的本國語言。歸化翻譯有助于讀者更好地理解譯文，增強譯文的可讀性和欣賞性。

“異化”指的是“譯者盡可能不去打擾作者，讓讀者向作者靠攏”。在翻譯上就是遷就外來文化的語言特點，吸納外語表達方式，要求譯者向作者靠攏，采取相應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即以源語文化為歸宿。使用異化策略的目的在于考慮民族文化的差異性、保存和反映異域民族特征和語言風格特色，為譯文讀者保留異國情調。

在清末和民國時期，由于很多譯者并非意在“信達雅”地翻譯外國著作，而是希望借翻譯之功，行救國、強國之事。所以，在翻譯實踐中，會更注重如何將源文作品以國人更能接受的方式、更為熟悉的表達譯介過來，以期更有利于迅速傳播，這就是所謂的“歸化”翻譯。

例如，在這一時期，譯者習慣于將外國人名的姓氏和中國姓氏聯系起來。這樣的例子有很多。有譯者就把美國作家瑪格麗特·米切爾創作的長篇小說《飄》中的女主角Scarlett O'hara譯作“郝思嘉”，因為O’hara完整音譯應為“奧哈拉”，而女主的姓氏，發音類似于“郝”，而Scarlett完整音譯應為“斯嘉麗”，取前兩個字，就這樣組成一個三個字的名字，更像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很多外國漢學家在給自己起中文名字時，也參考了這一做法。曾擔任過燕京大學校長、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英文本名John Leighton Stuart完整音譯應為“約翰·雷頓·斯圖爾特”，斯圖爾特是一個典型的英美姓氏，前兩字發音與中國姓氏“司徒”類似，這樣的中文名字令人眼前一亮。

林紓譯作的書名大多采取了“歸化”的策略。例如，我們現在所熟知的《湯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國作家哈里特·比徹·斯托（斯托夫人）于1852年發表的一部反奴隸制長篇小說，林紓將其翻譯為《黑奴吁天錄》，很有清末小說的意味，讓中國讀者一眼就覺得親切。1907年3月，在日本東京留學的曾孝谷讀到《黑奴吁天錄》的小說時激動不已。他認為，這部小說正好警醒國人民族獨立之魂，便與同窗好友李叔同等人商量，改編成劇本，于是，中國的第一部話劇就這么誕生了。

再如，林紓于1908年將英國作家阿瑟·柯南·道爾創作的偵探小說《Sherlock Holmes》（《夏洛克·福爾摩斯》）翻譯為《歇洛克奇案開場》，大有設桌說評說的架勢，吊足了讀者閱讀的興趣。值得一提的是，據傳林紓也是第一個將Holmes翻譯作“福爾摩斯”的人，因為按照音譯規則應譯為“霍姆斯”，而林紓是福建人，受福建方言的影響區分不清h和f的發音。事實上，早在1903年，文明書局出版了《續包探案》，福爾摩斯的譯名已經和現在的標準譯名完全相同；1904年至1906年，周桂笙、奚若合譯出版了《福爾摩斯再生案》，自此，“福爾摩斯”一直沿用下來。由此可見，“福爾摩斯”并非林紓首創，但林紓確實借鑒了這一譯法，為這個名字增添了一絲“福建”色彩。

來到現代，我們在翻譯實踐中更多地會去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幾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讓中國和中國人變得更加開放和自信。一方面，我們接觸到了更多的訊息，對外面的世界了解越來越多；另一方面，我們也逐漸找回文化自信，不再在西方文化面前表現自卑。因此，在翻譯時就會注重保留原文的原汁原味，精準地呈現給中國讀者。

不同時期 不同表達

不同時期的譯文，語言表達和譯文風格也有所不同。

語言的發展具有歷時性，所謂歷史性指的是一個系統的歷史性變化情況(過去—現在—將來)。在近代，白話文處于萌芽和剛剛興起的狀態，很多表達還不夠成熟，文言文向白話文過渡的痕跡比較明顯。例如，“你底”“那末”這些專屬于那個時期的詞匯，如今已經不再使用，被“你的”和“那么”這些詞替代。現在的讀者讀到這些詞時，可能會感到有些奇怪，甚至會當成錯別字。這一點不僅體現在本土文學作品中，在中文譯作中也會有所體現。

另外，除了一些表達發生了改變之外，譯文風格也存在差異。相比較而言，由于清末和民國那部分譯者、翻譯家文字功底都比較強，在遣詞造句上更為講究，更注重文辭，文風相對更雅一些。例如，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戲劇全集》至今仍是最受讀者歡迎的版本之一，他把《哈姆雷特》中那句“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翻譯成“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在令人拍手叫絕的同時，也引發讀者對于命運的思考。王佐良翻譯培根的《談讀書》文辭優美，朗朗上口，成為眾口相傳的佳作，他的那句“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數學使人周密，科學使人深刻，倫理使人莊重，邏輯修辭之學使人善辯”不知被引用過多少次。

正是朱生豪、魯迅、周作人、梁實秋、鄭振鐸、羅念生、郭沫若、茅盾、傅雷、錢鐘書、季羨林、楊憲益、豐子愷、楊絳、王佐良等聲名赫赫的翻譯家，把英文、法文、俄文、日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多種語言的作品翻譯成中文，世界文學才真正地走進了中國。

有人甚至評價說這些翻譯家們“為中國翻譯了整個世界”。

若論譯作的數量和成書速度，當今時代確實是過去所望塵莫及的。但如今的譯作良莠不齊，佳作比例很低，而且“翻譯腔”比較嚴重，從觀者的角度來看這跟譯者自己的母語水準和對待翻譯的態度有著很大的關系。后世譯者應當學習前輩們埋頭苦干的精神，也要不斷提升自己的水平。

此外，近代與現當代翻譯除了上述不同之外，還有一個很突出的問題。清末、民國時期的譯作并無統一的標準，所以對于同一本書或書中的人名，會有不同的譯法，這就為讀者的理解帶來了不便。當然，“一千個讀者眼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譯者對源文有不同理解，不同解讀，以不同的譯文詮釋，倒也無可厚非，在文學作品中尤是如此。不過，我們如今作為后來者，就擁有了一些前人沒有的便利。那就是我們可以從這些不同的版本中選出一個最受歡迎的版本，后世的重譯或是引用多會以這個版本為準。

我們如今對于人名的翻譯已經有了一套完整的標準，經過這么多的翻譯浪潮，絕大部分外文人名已經出現過，實現定名是非常必要的。

當年周恩來總理考慮到新華社作為國家通訊社，接觸各界新說法、新名詞幾率更高，于是作出明確要求：“譯名要統一，歸口于新華社。”新華社的翻譯工作與時俱進，發展出“名從主人、既定不咎、音義兼顧、譯音循本、音系對應”等大的原則，成為中國翻譯界的業務財富和倚仗，標準化可謂是其翻譯地位的立身之本。外國人名地名的中文定名問題于是迎刃而解。

語言是不斷變化的，翻譯作為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也會隨時發生變化。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近現代還是當代，翻譯都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既改變著我們的物質世界，也豐富著我們的精神生活。對于翻譯，我們不必厚古薄今，也不可驕傲自滿，而是傳承翻譯前輩們精益求精的態度，繼續通過翻譯創造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