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盡管遭遇了病魔肆虐和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機，但海外華文文學的發(fā)展，似乎勢頭并未減弱，甚至平穩(wěn)中有所提升，仍見佳作連連，人才輩出。我把清代詩人趙翼的詩句改幾個字，用在這里，也許還可以：“百家不幸作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疫情帶來了封閉，封閉形成了獨處，獨處造就了靜思，靜思出產(chǎn)了人才佳作。周勵的《親吻世界》把古今中外的旅游探險寫成了歷史的考察、人性的拷問，嚴謹而厚重，深刻而耐讀。而張翎一改自己的擅長，憑學者出身的文史功底，寫出了非虛構的感情充沛的理性分析大作《三種愛》，對19世紀三位具有獨特個性的著名女作家勃朗寧夫人、狄金森、喬治桑作了鞭辟入里的深刻剖析，頗有經(jīng)典價值。此外，還有不少長中篇值得誦讀，也是本年度的重要收獲。如黃宗之、朱雪梅的《幸福事件》《艱難抉擇》，施瑋的《獻祭者》，山眼的《行醫(yī)者》，梓櫻的《恩典中的百合花》，杜杜的《中國湖》，秋塵的《彼岸人》，瑛子的《大維的叛逆》等。詩集有休休的《我不能握住風》、趙廉的《我生命中的鹽》、饒蕾的《輪回》，令人難以忘懷。散文更是大豐收，王鼎鈞、痖弦、林楠、劉荒田老當益壯，不時有驚震文壇的佳作問世。如劉荒田的《夕陽陪我吃晚飯》情景交融，點評犀利，寓意深刻。中年作家陳九、陳瑞琳、少君、沈寧、王威、盧新華、孫博、戴小華、鄭南川、北奧、葉周、薛海翔、陳浩泉、林婷婷、沈家莊、任京生、樸宰雨等以及一大批女作家如顧月華、江嵐、梅菁、陳屹、陳謙、吳玲瑤、呂紅、華純、南希、美英、莊雨、張惠雯、孫寬、二湘、虔謙、楊慰慰、董晶、劉松、王哲、張?zhí)摹⑾膵O、瑛子、安靜、昔月、方麗娜、張琴、阿心、朱頌瑜、曾曉文、朗莉、馮玉、青洋等等，異常活躍，成為近20年華文文學的一大亮點。陳九的《被幽默掩蓋的寂寞》、方麗娜的《疫情中的阿爾卑斯》從不同的角度寫出了新移民面對這世界性的世紀寂寞感所表現(xiàn)出的人性的變異和選擇。“讓我們重新定位自我在宇宙中的位置……任由凡事俗物吞噬，被利益與暴力左右的人類，慢待蒼生，傲侵自然，帶來什么惡果？世界病了，痊愈尚待時日。”此話實在發(fā)人深省。

新世紀的孤獨和陌生感所形成的世界性的寂寞，在20年華文文學中可以說是普遍存在的。這一發(fā)現(xiàn)對于華文文學創(chuàng)作打開視野、拓展思路，很有裨益。然而，我以為，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本文我要說的是問題的另一方面，也許是當今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我們總該超越這令人煩惱的寂寞，走向積極、樂觀、更有意義的人生。我想，追根溯源，這問題是否與我們的內陸文化傳統(tǒng)觀念有關。內陸文化講究落葉歸根，你可以向外發(fā)展，但最終還是要回歸故土。長期遷徙漂泊，心神不定，何以家為？難免平添孤獨寂寞。而海洋文化卻認定四海為家，落地生根，“好男兒志在四方”。在當今全球化的網(wǎng)絡時代，我們的人生觀念是否也要開通開放、與時俱進呢？主張落葉歸根的，是正常健康的情感，我們支持歡迎，期待擁抱他們。由于主客觀的種種原因，愿意滯留異邦、落地生根的，也許更不在少數(shù)。我們同樣也該尊重他們的選擇，祝愿他們生根發(fā)芽，開花結果，為人類也為生我養(yǎng)我的祖國作出應有的貢獻。從歷史發(fā)展的觀點來看，移民對于人類往往是促進文明進步的一種動力。在廣大移民中，可說是藏龍臥虎：有先知先覺的，有勇敢進取的，有默默無聞埋頭苦干的，有事業(yè)成功甘于奉獻犧牲的。他們的落地生根，是正大光明理直氣壯的。愛祖國，不看身在何處，要看心在何方。至今思洛夫，何故不留溫？有了這種清醒開明的觀念，我們海外的作家們，就可以放下一切思想包袱，擺脫無盡寂寞的困擾，輕裝前進，為我們的華文文學創(chuàng)造出更多更好更美的優(yōu)秀華章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