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意義的確應該從目的轉向過程

1990年代的時候，我讀到了現在已去世的史鐵生先生的作品，其中最讓我震撼的，是《我與地壇》。

《我與地壇》如今已經成為中國文學的經典，這個經典與其說是文學性的，不如說是精神性的，史鐵生寫出了我們這代人的精神創傷和受傷后重新尋找理想的心路歷程。

理想主義最重要的問題是什么？如何確證我的生活意義？這些問題解決不了，人就沒法確證自己。

雖然北島很早就說“我不信”，但是一個不信的人是很孤獨的。而按照崔健的說法，孤獨的人是可恥的。因為孤獨的人不再與宏大的目標聯系起來，就變得非常渺小。

我們這代人一定要將自己的人生與某種理想和意義聯系起來，但是我們曾經所信仰的那些東西都幻滅了，看不到理想有成功的時候，那怎么辦？

史鐵生告訴我們一種新的理想主義，我稱之為“后理想主義”。傳統理想主義是目的論的，把理想建立在一個宏大的烏托邦目標之上，這種目的恰恰與過去的革命悲劇一樣，過于實質化，為了實現理想，踐踏路邊的小草都在所不惜，最后走向了其反面。這是一種實質性的理想主義。

實質性的理想主義，到了1990年代初已經幻滅。在這片信仰的廢墟上，一個虛無主義的時代到來了。如何既克服傳統理想主義的虛妄，又避免虛無主義呢？史鐵生講得非常好：

“意義的確應該從目的轉向過程”

“生命的價值，就在于你能夠鎮靜而又激動地欣賞這過程的美麗與悲傷，從不屈獲得驕傲，從苦難獲得幸福，從虛無創造意義。”

這需要人生的一些閱歷去感受它。

史鐵生年輕的時候是一個很健康的人，后來因為生病坐在輪椅上，就像一頭猛獅囚禁在牢籠里面。在最絕望的時刻，他每天獨自駕著輪椅到地壇公園沉思默想：我活著到底有什么有意義？

這是一個哈姆雷特式的生與死的問題。最后史鐵生想明白了：

對于我們這個時代的理想主義者來說，最有意義的不是你最后實質性地獲得了什么，真正的意義在這個理想的過程。至于最后你是否實現了理想，這不是最重要的。

這種人生過程論的理想主義看上去好像比較荒謬，卻有深刻的哲學意蘊。

法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加繆寫過我最喜歡的《西西弗的神話》。

西西弗因為得罪了宙斯，被罰每天推著沉重的石頭上山，但是一推到山頂，石頭就會隆隆地滾下來，他的命運就是周而復始的，每天重復做著一件似乎沒有結果的勞作。

西西弗的人生是夠荒謬、夠悲慘的。但是他有一天想明白了，自己的命運的確很荒謬，但是只要他意識到這個荒謬，他就戰勝了這個荒謬，他就成為一個永遠不能被打敗的英雄。因為他人生的意義不在于結果當中，而是他能夠向這個荒謬的命運抗爭。

西西弗的精神不是西方人獨有的，也是中國古代士大夫的精神。孔子說“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是這個意思。

孔子也很悲慘。他當年周游列國，去傳播儒家之道，但沒有君主把他當回事，但是孔夫子還是堅韌地實踐他的理想，激勵他與后來無數代士大夫的，正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這種精神與西西弗的精神是相通的。

魯迅曾經寫過一篇《過客》，是我最喜歡的魯迅的散文，他筆下的那個過客，明知前面是一片墳地，人家都勸他不要往前走，都是死亡和鬼魂等著你，但過客依然要往前行。

這就是后革命年代的后理想主義。

在史鐵生、西西弗、孔夫子和魯迅身上，有這樣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在虛無的命運中超越了宿命，成為反抗虛無的英雄。

到了1980年代后期，能夠支撐我與一批80年代的過來人，大概就是這種“后理想主義”。我們受到的挫折實在太多，如果是過去那樣的在乎結果的實質論理想主義，大概是支撐不下去的。能夠讓我們堅持下去的，正是這種帶有虛無感和荒謬感的“后理想主義”。

我不在乎是否成功，而是自我價值、自我意義的確認，不管結果如何，為自己的理想努力過了，奮斗過了，就樂在其中。為信念而活著，為享受過程而活著，除此之外，別無他求，如此而已。

02

工具理性成就不了大才

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進入了一個世俗社會，整個社會開始市場化、世俗化。社會發生了大變化，理想主義變成非常可笑的東西，社會上下出現了一種新的理性，叫做工具理性。

韋伯指出，現代人就采取了一個新的理性標準，用工具理性代替價值理性。終極的目的和價值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設定一個具體的、功利的目標，理性的功能就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

采取什么樣的方式是最合理和有效的？比如說許多人要當公務員，但他不會去考慮當公務員有什么意義，是否適合自己，他考慮的只是為了考公務員，如何安排自己的行動計劃。

人的一生就變成設計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具體人生目標，以及為實現這些目標而采取的努力步驟。這就是工具理性的人生。

這樣的工具理性人生，同樣從社會，影響到大學。工具理性不僅在社會上，而且在校園里面，也逐漸成為一套主流價值觀，一個沒有價值的價值觀。

然而，一個真正有意義的人生，不是自我設計的結果，而是有一個理想的大目標，根據自己的個性和愛好，將自己打造成器，然后順應機遇，一步步接近自己的理想。通往理想的道路，不是只有一條，而是有可能有多條。

今天這個社會千變萬化，人生不會跟著你的設計走，而是設計跟著人生走。因此，人生不是靠工具理性設計出來的，不是設定一個一個具體的目標，關鍵是讓自己成為優秀的人，有理想，有抱負，但是理想和抱負又不能太具體。要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東方不亮西方亮。

智力中等的人也能干大事，只要你不那么功利，有一份興趣，有一點勤奮。為什么？今天這個時代，聰明人太多，總是在窺測什么是時髦的，什么是賺錢的，就在后面跟風。但是你們發現沒有，太聰明的人成不了大事。為什么？因為他沒有自我，總是不斷在變，結果沒有一個行當他是站得住，有大成就的。

如果你要成功人生大事業的話，比拼的不是看誰更聰明，而是誰更傻，是傻子精神。所謂傻子，就是對某個東西有興趣，而是以游戲的心態去鉆研，不在乎成功不成功，他的動力不是要以此換來世俗的好處，而只是自己喜歡。

游戲是一種最高的境界，只有在游戲里面，你才能超越平日的焦慮感，以一種喜悅的心態來欣賞自己的努力。游戲所成就的，要么不成功，要么就是大成功。

同學們，不要太聰明，要有一股傻勁。今天看起來是為聰明人準備的時代，實際是為傻子準備的時代。

你看喬布斯傻不傻？一定要去搞一個工藝與藝術完美結合的玩意兒，精益求精到了極致。這只是因為他有完美主義的追求，一種在所不惜的完美主義，這也是一種理想，竟然最后脫穎而出，成功了，而且是大成功。

沒有興趣就沒有天才，天才首先是從興趣里面產生的，不要老是去想做這事有用還是沒用。有的時候，沒有用的東西恰恰是有大用的。

比如，在大學里面，究竟學什么？許多同學可能以為是學本領，學知識。然而，這種理解不說是錯的，至少也是膚淺的。本領和知識不必到綜合性大學，到一般的職業學校就可以學到，甚至效果更好。

在大學里面，最重要的是要使自己成為博雅之士，一個有智慧的人。智慧這個元素，就像撒在湯里的鹽一樣，看不見，摸不著，但品得出來。

沒有鹽的湯，淡而無味，缺乏智慧的知識，也是這樣。

智慧這個東西，看上去好像沒有直接的用處，實際是有大用。一個人是否優秀，是否可以成為卓越人才，關鍵看有多少智慧。

近兩年，許多企業家和高管熱衷于學習歷史、文化、哲學和宗教。我問他們為什么突然迷上了人文知識？有一個中歐國際商學院畢業的大企業高管這樣告訴我：

“要論管理知識，最尖端的我們都了解了、掌握了。但到我們這個層次，發現要進一步提升，必須有大智慧。而大智慧，在管理學里面是沒有的，都在文史哲里面。”

誠哉斯言！

如果你覺得人文知識沒有用，那只是說明，你所從事的工作層次還不夠高，還用不上大智慧。

03

公共生活熏陶出來的卓越

比較起今天，1980年代大學校園的特點是雖然私人生活比今天枯燥得多，但公共生活要豐富得多：各種講座、學生社團、時政座談會、人大代表競選……校園整天是熱火朝天，沸騰一片。

而一個學生的健康人格，是需要在公共生活里面熏陶出來的。

今天的大學生們，不少人一方面覺得自己很孤獨，另外一方面很不愿意參加各種社團和公共生活。如果有交往的話，很多是通過虛擬的網絡：人人網、QQ群、微信，還有微博。現實生活中的面對面交往反而少了。

然而，一個人的青春，一個人的能力，一定是在公共空間里面才能獲得滋養。

楊振寧先生回憶他在神奇的西南聯大的大學生活。戰爭年代的西南聯大，最沒有錢，沒有圖書設備，缺乏實驗設備，條件是最艱苦的。然而，就是這么一所只有8年歷史的臨時大學，培養出了3個諾貝爾獎獲得者，150個兩院院士，無數個人文社會科學大家。

其成功的秘訣在哪里？楊振寧先生說，我在西南聯大最大的收獲，不是從老師那里學來的，而是同學的相互交流獲得的。許多關于學術的爭論，從圖書館爭論到宿舍，躺在床上，一團漆黑，還在繼續爭論。

所以臺灣中研院的院士、著名歷史學家王汎森教授說過一句話：“天才總是成群結對而來。”

不要以為你有一批豬一樣的隊友你便能成為天才，錯了，天才都是成群結隊而來的，豬圈里面很難出一頭雄獅，因為只有通過相互磨礪，才能出人才。

你的隊友越強，你的競爭對手越強，你也就變得越強大，一個人的水準是以他所設定的對手來衡量的。

現在越是好的公司和機關，招聘大學生的時候主要不看你出身什么專業，而是具有什么樣的素質。具體的專業本領，只要素質夠好，培養三個月、半年就能教會。但是一個人的素質沒法培養，要靠四年的時間熏陶出來，而且大學四年下來，差不多已經定型了，要變也難。

除了素質之外，還有氣質。氣質這玩意兒最虛，但是不同學校出來的學生，氣質是不一樣的。

在素質和氣質之后，第三個是品位：學術的品位、文化的品位、生活的品位。

所謂品位，簡單地說，是能夠鑒別什么是好的、卓越的，什么是差的、平庸的。

04

青春精神是一種內在的價值追求

青春精神是什么？在我看來，青春就是對內在價值、內在品質、內在卓越的追求。

2012年倫敦奧運會閉幕式上中國代表團旗手，是之前并不出名的帆船運動員徐莉佳。她從小一只眼睛的視力和耳朵的聽力都不好，腳還開過一刀。但她喜歡大海，喜歡帆船，不計功利去努力，還很動腦筋，英語一流，最后戰勝了眾多好手，在西方人的強項、東方人從未染指過的帆船項目上，在人家家門口拿了金牌。在獲得2012年CCTV體壇特別貢獻獎的現場，她發表獲獎感言：

“我贏或者不贏，團隊都在那里，不怨不悔。我開心或失落，朋友都在那里，不悲不喜。我安康或傷痛，父母都在那里，不離不棄。男或女，老或少，高或矮，貴或平，帆船都在那里，等著大家去玩。”

在這段充滿文藝范兒的獲獎詞轟動網絡之后，她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女青年，沒什么特殊的東西，唯一特殊的是我對帆船的那份熱愛。”

是的，熱愛與玩的心態是最令人珍貴的。

美國倫理學家麥金泰爾《追尋德性》里面講，人對利益的追求有兩種：一種是外在利益，另一種是內在利益。

所謂的外在利益，就是以工具理性的方式追求成功，而這個成功，可以用世俗的名利標準來衡量。外在利益是可以替換的，哪一個更容易獲得名利，就從事哪一個。

今天的許多人，不知道自己究竟愛好什么，鼓勵自己努力的動力都是對外在利益的追求。

然而，價值理性追求的卻是內在利益，這種利益可以稱為“金不換”，就是在從事自己愛好的事業的時候，能夠獲得一份獨特的快樂，而這種快樂是不可交易、不可替換的，具有內在的價值和內在的快樂。

麥金泰爾認為，人雖然同時有這兩種利益在追求，但對于一個完整的人生來說，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內在利益，能夠不計功利地追求自己所喜歡的東西，這是真正能夠讓你安身立命的意義所在。

如果沒有這個內在利益，即使你一生在外在利益上很成功，可能也會很痛苦、很彷徨、很糾結。因為你總是在與別人比，覺得無論是名譽還是權勢，總是有不滿足。比起無窮的欲望來說，你所得到和擁有的，總是有限的。

然而，一旦你有了愛好，有了自己的內在利益追求，就不會與別人比，就不會用世俗的標準來看自己的人生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而是有一種樂在其中的境界。

美國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一書中，很深刻地指出：

知識分子就是一種業余精神。所謂業余，就是不為稻粱謀，不計功利，不在乎成敗，以業余愛好的游戲狀態去做，不僅可以得到真正的快樂，而且可以安身立命。不期而然地，也能干出一番大事業。

喬布斯就是這樣玩出來的，因為他沒有將job當作一回事，最后成就了Jobs！

05

在一個小時代里面，理想主義如何可能？

不一定要像我們當年那樣胸懷祖國、心系天下。你是否關心家、國、天下，是你個人的選擇，無法要求所有人都成為范仲淹、王安石。

但是理想主義這種精神，如果抽離出具體的時代，作為一種精神傳統繼承下來的話，那么，在我們這個小時代里，會有另外一種理解，就是對內在價值、內在利益的追求。這種內在價值，正是你的志業。

馬克斯·韋伯寫過兩篇重要的文章：《學術作為志業》和《政治作為志業》。志業與傳統的天職有關。

但到今天，那些宏大敘事已經消解，天職已經世俗化，轉換為一種世俗的志業。也就是說，每一個行業都有自己獨特的專業品位和專業價值，如果你喜歡它，對它有深刻的理解，那么你就有可能不計功利地將它做得完美，從而獲得自己的內在利益和內在快樂。

如果我們都能夠將自己從事的工作做得完美，做到極致，不僅僅是一個養家糊口的飯碗，而且是一份安身立命的志業的話，那么這就是一種新理想主義精神了。

有一次我在電視上看記者采訪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華裔學者崔琦。記者問：你每天在實驗室里，工作一定很辛苦吧？崔琦回答說：哪里！我每天都帶著好奇的心情進實驗室，不知道實驗的結果會給自己帶來什么意外的驚喜。每天的實驗就像過節一樣快樂！

有同學問我：如果我從事的職業與我的愛好有沖突怎么辦？

我回答說有三種選擇：

第一種是想辦法將職業發展為志業，只要是兢兢業業地做好它，追求完美，最后你會先結婚、后戀愛，即使在平凡的、枯燥的崗位上也會發現其內在的價值和境界。

第二種是將愛好變為職業，業余的鉆研久了，也就成為專家了，成為吃飯的職業了。

第三種是飯碗與愛好并存，白天為飯碗，晚上為愛好。這大概是大部分人可以選擇的方式。

最優秀的人才，不一定是考試得第一、第二名的。教育中有一種叫第十名現象。研究者發現，十年、二十年以后真正有出息的、成大器的，往往不是那些考試拔尖的，而是第十名左右的學生。

這些學生也是很聰明的，如果拼一拼也能名列前茅，但是他們不愿意為增加三五分而去整天重復地做習題，而是在保證基本功課的情況下，玩自己喜歡的，最后玩出了大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