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鄉村越來越隔膜以至缺乏想象了嗎？我們以城市為標準而認定的城鄉“差距”，并不是多元化“差異”，是否誤導我們所瞻望的未來？那些離土的人，不愿回望回去的人，停留在他們心中的鄉土世界，只剩下模糊的記憶還是再次迸發鄉土實踐的激情？起初，我是帶著這樣的疑惑走進那些村莊的，而舊有的鄉土經驗生成也在真實的走訪中被打破。

過去兩年，我隨省里的脫貧攻堅督查組前往湘南山區十余次，每次下鄉十天半月，實地走訪了一百五十多個村莊。同行者中有人駐村扶貧好幾年，流過汗也傷過心，建過功也留有遺憾，但屢屢談及這片土地上的變化，都無不充滿深情和自豪。他們給我講山林田野溝壟上的真實經歷，我像聽故事般新奇；走村入戶遇見的人，都當生命中要經歷的人那樣對待。行路中的觀察，讓我對此刻發生在中國鄉村的大事件有了新的認知與確信。城鄉的差序，鄉村的變化，帶給我一次次心靈地震。有時候，深受感動會變成一種堅定的信念：我要去寫一寫那些不同的面孔和表情背后的人生。

這些面孔和表情既清晰又模糊，靈動又呆板，像是一個個矛盾體。又如每一個人面對現實，遙探理想，總會陷入無從把握而又信心滿滿的兩難時刻。我的小說集《燈火夜馳》（花城出版社2021年1月），正是對這些“兩難”的文學書寫。

記得2019年5月下旬的一次走訪，沿著修好的鄉村公路進山，房子零星，屋門緊鎖。問詢得知，主人不是到山上種地，就是到鎮上或外地打工，留下少數的老人孩子。山路多彎，每拐一個彎都有家戶居住，但多是門戶緊閉，我們扒窗探望，看不出異樣。走到一個坳口，一幢矮舊的房子建在一塊拐角的平地上，前渠后溝，孤獨的存在。一個長相奇特的老人坐在屋檐下，冷漠地看著突然跑到他面前的我們。無論我們問什么，他都不吭聲，仿佛沉默就是他的語言。老人七十來歲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他放牛遇到大雨，從山上滑倒摔落陡崖，被一棵樹攔腰救下，額頭重重磕在樹干上，整個腦門凹進去一塊大缺。老人有一個兒子，1977年出生，七年前離家后不知所蹤，像是突然消失了。以老人的生活能力，已不再有獨立能力外出尋子。我們問，村里（村干部）幫著尋找過兒子嗎？老人沉默。村干部補充，去年某副市長走訪到此，已經幫著尋人了。沉默的老人后來成了中篇《空山》（原發《十月》2020年第三期）中易地搬遷釘子戶“彭老招”的原型。但他又是無名氏，是鄉野大地蕓蕓眾生的代言人。離開“彭老招”的家，我們都沉默不語。

是不是不說話，世界就安靜了。當然現實永不會非此即彼。從鄉村回到城市，從寧靜回到喧囂，我的腦海中多了一張沉默的臉，心中多了一些與“鄉愁”、鄉村現實有關的思慮。它們像一根尖細的針，挑著心中的“刺”。老人的境遇連同家庭的秘密，也許隱藏在過往每一個具體的日子里，并不為我們所知。土地是農民“看得見”的財產，也是看不見的靈魂。現實中的“彭老招”被扶貧干部反復勸說，最終搬到鎮上的安置小區，開啟了新身份、新生活。但引發我思考的是，鄉土生活的常態就是終老是鄉，“彭老招”搬不走土地，不離不棄既是主動的，也是被動的。以農為生的人，如何讓他心中有一片永遠的土地，依靠的不是政策，而是情感的溝通。有時在路上，我想，這些是我看到的，那我沒看見的呢？也許正是那些看不見的，那些人背后的世界、情理、故事、命運，才存在著文學的極大可能性。

生活的奇妙之處，也就在于我們以為在遺忘的，棄之如敝屣的，亂棒打飛的，依然在離你不遠的角落看著你。山野行走，曠野風霜，屋檐飛雨，荷塘月色，諸多鄉村現實的記憶、行進和改變勾連交織，遇見者的曲折經歷和悲歡離合，不被人注意也見證著季節輪回的草木一生，像一顆石子投進湖潭，濺起一圈圈往外推開的波瀾。

后來的一段時間，他們反復在我的眼前浮現，反復讓我追問鄉土生活中人的存在。在鄉村建設摧枯拉朽的當下，他們注定是不可能獨立的。大時代里的小人物，他們的表情如此令人難忘，強烈地喚起了我書寫的熱情。更深層的原因是，“他們”就是“我們”，誰都不是獨立的存在。

不是嗎？置身正發生著翻天覆地變化的鄉村，置身從脫貧攻堅走向鄉村振興的時代，人們建設本鄉本土的情懷，從未因城市化、背井離鄉等原因而磨滅、消失。進而言之，這個背景下的每一個人，“捆綁”在土地上的人，都是直接或間接的鄉村建設者。他們經歷的那些事，那些基本的珍貴情感，是我們提醒自己認真面對的。于是，抱著一腔熱情的鄉黨委書記，近鄉情怯的掛職記者，藏著愧疚的副縣長，駐村扶貧的干部、守護長鼓文化的老人……在鄉土現實的泥淖中掙扎、扶助、前行。我在寫鄉村的時候，始終堅信的一點是，大地沒變，但大地一直在上升，因為大地上的人們，鄉村世界人的夢想，也是這個國家、這個時代和大地上人的夢想。

鄉村文化是鄉村建設的根基，當我面對那片千百年來就存在，卻又在悄然變化中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文化時，漸漸認知到我要表現的不僅是鄉村世界，更是鄉土中國的現代轉型。我在中篇《長鼓王》（原發《人民文學》2020年第七期）中呈現的傳承人“盤修年”，就是具有多重身份的村民，是鄉村（民族）文化最本真的踐行者、傳播者。其原型也是我在村里偶遇的長鼓國家級非遺傳承人趙明華。趙老17歲參加工作，當過26年的民辦教師，1981年拜師學習長鼓，多年來義無反顧地為長鼓舞傳承無私奉獻，六十多歲的他還惦記著幫村里建一個長鼓風情園搞旅游。費孝通說，文化是依賴象征體系和個人記憶而維護的社會共同經驗。如此細思，長鼓舞傳承人的“當前”，既有著個人“過去”的投影，也是一個民族“過去”的投影。這種“過去”即歷史，不是點綴裝飾，而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礎。有個清晰的理念在寫作中蹦跳出來：鄉村從來不是沒有文化，而是文化正在流失又亟待修復。于是，在傳承的主動與被動、記憶的存留與舍棄之間，我選擇了一個文化扶貧干部、老人與長鼓、移民新鎮的故事來講述當下鄉村文化中“三明治”式的尷尬和脫胎換骨的未來，以及鄉村（民族）文化在消失中被喚醒，被推到前臺的希冀。這也正是“鄉土中國”向“現代中國”連接的必經之路。

作家鄭小驢的父親春節來省城，這位地道的農民讀完《燈火夜馳》這部作品，評價說“很真實”。他的理解是我所寫的鄉村，是他身旁每一個真實的人。這些人“在地”，才有了村莊的活力與生機。從脫貧攻堅無縫銜接鄉村振興，村莊永遠屬于生活在大地之上的人們，這也是我將目光一次次投向那些村莊生命一起摸爬滾打、耳鬢廝磨的人的根本原因。我們思考和探討的宏大或微觀的問題，歸根到底都是要從日常生活的具體個人和零碎經驗（情感、生活）中獲得落地的答案。

每一個村莊里都有一個中國，這不是文學修辭，而是時代印證。時代的巨輪滾滾向前，無論身陷何等龐雜的愁困，鄉村總要在建設中完成又一次蛻變與生長，切換與聚變。鄉土社會常態下的“遷移”與改變，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全面小康進程中面臨的難題與突圍的奮勇，是我的小說置放所有人物情感、生活、生命的背景。作家不是弄潮兒，但他要看得清潮起潮落，他在寫作中應該往后退，不要畫地為牢，而要用更銳利的體察更深刻的體悟，寫出此時中國、時代的榮光和艱難，以及個體的痛和歡笑、愛和淚水、掙扎與奮進，來重建時代大潮、鄉村世界里的藝術新形象。因為中國的鄉村已經與城市和世界交錯、膠結，那些邊界、邊際正漸漸消融而成為一體。

2020年已經過去，這是一個載入史冊的時間節點。但生活不會因任何節點停滯、中斷。舉目張望，過往將來，生活仍在繼續，鄉村大地依舊是日光流年、萬物生長，在守與變之中完成了新的能量守恒。當我與走過的鄉村建立起越來越密切的聯系，那里的人們自然而然活生生、神采煥發地走進我的筆下。我所書寫的不僅是此刻大地上的事，活著之上的鄉土現實，也是在試圖發出對鄉村命運未來的思考聲音，探尋著何為“美好生活”的時代之問和去往之路。

其實，這就是那些面孔里的現實——塵土之上永遠鮮活、光亮且正信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