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湖北報告文學（非虛構）創作的豐收年，作家們立足新時代社會語境，圍繞“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和“脫貧攻堅”這兩個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主題，對報告文學（非虛構）寫作的現實主義風格、人文精神內涵、生命在場意識和藝術審美特色進行了深入探索，創作出一批具有較高藝術價值的作品，為“中國故事”的當代書寫做出了巨大貢獻。

一、

時代命題的全景式記錄

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全人類的生活產生了非同尋常的影響，身在“疫區”、親歷“疫情”的湖北作家以英勇無畏的“逆行者”姿態行走在抗疫一線，對這一人類命運史上的重大歷史事件進行了真實記錄，彰顯出深厚的生命情懷。劉詩偉、蔡家園的《生命之證——武漢“封城”抗疫76天全景報告》入選“2020年中國當代文學最新作品排行榜”，兩位作家以真實、冷靜、細致的筆觸對武漢抗疫期間的生活進行了全景式書寫，將國家的宏觀決策與指導、抗疫英雄們的奉獻和犧牲、社區工作者和志愿者們的緊張與忙碌、患者及其家屬的經歷與心情、普通市民的恐慌與堅守……匯聚在一起，力求盡可能客觀地展示這場“戰疫”行動的每一個層面，使每一種生命體驗都能被聽見、被看到，呈現出“武漢戰疫”的整體性過程及意義，用文學的方式為這場抗疫戰爭留存了原生態的檔案，并對之做出了超越個體視角的深入思考。兩位作家秉持著求真和求證的精神深入到抗疫一線，呈現了大多數人并不熟悉的一線抗疫英雄的真實狀態，如與死神跳貼面舞的“插管隊員”、被稱為“黑夜提燈人”的護士、火神山雷神山醫院的建設者等；而對于大家在新聞里看到比較多的鐘南山、李蘭娟、張定宇等抗疫英雄，兩位作家則選擇將其還原到疫情進展的整個過程中，著力展示科學家精神在關鍵時刻的力量和表現，給人們更多的人生啟迪。

湖北省作協組織全省50多位作家參與寫作的抗疫報告文學《較量》，同樣將目光聚焦于武漢抗疫行動的全過程，通過武漢加油、舉國援鄂、守望家園和大愛荊楚這四個章節，匯聚了院士專家的為國出征、醫護人員的身先士卒、定點醫院里的緊張奮戰、援鄂醫療隊的俠義豪情、方艙醫院的修建與使用、逝去患者的痛苦與悲傷、社區工作者的堅守與忙碌、各界人士的家國情懷……作家們依據親歷性體驗和個案式深入采訪還原武漢抗疫行動的真實全貌，呈現各行各業、各條戰線上一個個鮮活個體的生命狀態，彰顯文學記錄現實、追問現實的價值。

同樣是書寫“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這一時代命題，程文敏的《抗“疫”者說》采用采寫和自述的方式，以湖北省咸寧市為中心，真實還原了抗“疫”膠著期政府、醫護、公安、民政、教育、交通、農業、媒體等各個領域，各行各業的抗“疫”場景和一線故事。沈嘉柯的《生命擺渡人》詳細講述了志愿者汪勇參與抗疫活動的全過程，包括他如何下定決心接送醫護人員、如何組建車隊和志愿者隊伍、怎樣對接各方力量解決各種問題，以及他個人的成長經歷。周芳的《英雄有淚》以“五滴淚水”為線索，串聯起孝感中心醫院和孝感東南醫院的醫生、護士們的堅守。普玄的《他們的名字叫美德》記錄了“美德志愿者聯盟”在抗疫期間的奔走和行動，再現了武漢抗疫期間廣大志愿者的無私奉獻。肖靜的《剪一個春天來》講述了身患殘疾的美發師宋忠橋志愿為醫護人員理發，還設計了一款適合醫護人員的發型的故事。戴軍的《嶺上梅花開》記錄了江夏區婦幼保健院的涂岑梅醫生在僑亞醫院奮戰58天的抗疫經歷；羅胸懷的《在隔離病房披荊斬“疾”》《云南醫療隊在赤壁》采寫了赤壁市人民醫院醫護人員的戰疫工作；孫劍的《綻放“疫線”的“迎春花”》講述了湖北省嘉魚縣魚岳鎮櫻花社區龍梅同志的社區抗疫故事；彭定旺的《一個湖北人的封城日記》（從一個湖北人的日常生活入筆，反映了老百姓在疫情期間的真實狀態；馬億的《黃岡封城日記》（上、下）以返鄉者的視角記錄了黃岡封城以后的家庭生活；付開琦、萬華偉的《最寂靜的溫暖》敘述了荊州市沙市區崇文街辦的抗疫工作；楊國慶的《“自有青青松柏心”》聚焦黃岡市老藝術家們的文藝抗疫行動……這些作品將抗疫書寫鋪設到醫院、社區、家庭等各個場域，記錄下一個個感人的瞬間和各種真實的生命體驗。

除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還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之年。至2020年底，湖北脫貧攻堅工作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現行標準下37個貧困縣全部摘帽，4821個貧困村全部出列，581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全部脫貧，這些成果凝聚著無數干部群眾的心血，也演繹著各種動人的故事和人生。這些都在作家的文字中得到了真實的記錄和呈現。朱朝敏的《百里洲紀事——一線脫貧攻堅實錄》把脫貧攻堅的國家政策、底層人民的真實生活和作家個人的生命體驗揉合在一起，在反映時代文化心理和探尋精神救贖方面進行了深入挖掘，建構了豐富的現實主義審美意蘊。作家從百里洲的歷史和地理環境追溯了這個特殊地域對人們生活方式的影響，同時選取了百里洲脫貧攻堅工作中的12個故事，以個案探尋的方式深挖鰥寡孤獨者、貧困獨居者、留守兒童、身患殘疾者等底層農民在面對命運時的選擇、困惑和出路，也記錄了精準扶貧工作者在面對不同貧困戶時采取的方案、投入的情感和深入的反思，由點及面地折射出中國脫貧攻堅工作的巨大成就，也深刻探討了當下鄉村在發展中遇到的歷史問題和現實困難，引發人們對脫貧攻堅的深切關注與思考。

在對“脫貧攻堅”這一時代命題的書寫中，覃太祥的《來自武陵山的報告》以農民的視角對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扶貧工作進行了全景式書寫，詳細記錄了全州產業扶貧、文化扶貧、旅游扶貧、教育扶貧、醫療扶貧、易地搬遷、駐村幫扶所取得的成就。羅愛玉的《龔店村脫貧記》講述了湖北省作協扶貧工作人員通過抓好黨建工作、改變思想觀念、不辭辛苦解決問題、注重精神文化扶貧等方法，將龔店村從省級貧困村改變為“全國文明村”“全國民主法治示范村”“湖北省新農村建設示范村”的全過程。羅胸懷的《蘇醒的村莊》敘述了張司邊村通過鄉村旅游帶動一系列產業從而脫貧致富的故事。爾容的《溫暖》《黃茂兵創業記》聚焦村民個體，挖掘出少年楊蕭輝、殘疾人楊仕軍在扶貧工作中感受到的溫暖，以及青年黃茂兵在村干部和扶貧干部幫助下的創業幸福。脫貧攻堅工作的推進離不開扶貧干部的付出與奉獻，作家們在記錄貧困村脫貧致富的同時，也紛紛將目光投向這一群體。曉蘇的《去一個叫龍坪的地方》記錄了?？悼h文旅局扶貧干部孟娟去探望自己負責的5戶貧困戶的一天行程，既寫出了各家貧困戶遇到的問題及問題的解決情況，也突出了孟娟對自己所幫扶的貧困戶的深厚情感。楊義祥的《扶貧之路讓我歡喜讓我憂》講述了自己如何幫助貧困戶求醫、追債、就業的故事和對進一步深入推進精追扶貧工作的理論思考；孫劍的《投我木桃報瓊瑤》以湖北省嘉魚縣陸溪鎮邱家灣村扶貧專干杜群瑤為采寫對象，記錄了她加班奮戰摸清貧困戶信息、調解貧困戶糾紛、承擔風險為貧困戶貸款做擔保等事跡。作家們將筆觸深入到脫貧攻堅工作的每一個環節、每一個群體和每一個細節，真實地呈現出這一工作的全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每個個體的生活和命運都緊密相連，成為承繼歷史、深耕當下和構建未來的命運共同體。

此外，王敬東、朱向軍合著的《“華龍”騰飛》選取了“工業題材”這一時代重大命題，以8個篇章約36萬字的篇幅，全方位、多角度地記錄了我國自主創新、自主創造、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三代核電技術“華龍一號”的騰飛之路，謳歌了“兩彈一星”精神和新時代核工業精神。同時，該書還塑造了“華龍一號”的參與者、經歷者、見證者群像，充分展現出科技工作者們為國爭光、獨立創新、無私奉獻的精神與情懷。郭良原的《開始：我的六十年》回顧了自己多難的童年、求學的少年、立足詩壇又進軍媒體的人生歷程，通過個體命運的變化折射出一個時代帶給個體的巨大機遇，彰顯出“個體命運永遠與國家命運血脈相連”的理念，為后來者的人生拼搏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啟迪和警示。楊國慶的《花甲耄耋霞滿天》記錄了湖北黃岡師范學院副教授林桂生從花甲之時到耄耋之年二十多年專注公益教學、奉獻社會、提升書法技藝、推行規范漢字的事跡。羅胸懷的《為志愿軍烈士尋親》講述了人民警察余發海從2005年開始為羊樓洞142位烈士尋親的經歷，抒發了和平年代人們對于烈士的尊重和敬仰之情。這些作品從不同領域入手，記錄著社會發展和時代命題對人們的召喚，用文字勾勒出一代人的生活與記憶。

二、

深入生命的在場式書寫

報告文學是一種生長于社會生活土壤的文學體裁，它及時感應、呈現并參與不斷發展變化著的社會生活，彰顯出鮮明的現實主義風格和強烈的歷史使命感。近年來，“非虛構”寫作的興盛又一次引起了人們對于報告文學這一文體的重新關注。雖然“非虛構”寫作目前還存在很多有待深入探討的命題，如是否存在“非虛構文學”這一說法、如何區分非虛構寫作在不同學科領域中的共性特征與個性化特征、怎樣界定“非虛構”與報告文學之間的關系等。但當我們暫時擱置概念上的爭議，就會發現“非虛構”作為一種寫作態度和寫作方式，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對文學寫作“真實性”的重新召喚，因而與報告文學的創作理念根系相連。與此同時，“非虛構”還強調了作家本人的在場式書寫，要求作家深入到書寫對象和寫作者本人的心理層面，去探索內在的生命感悟和精神世界，從而呈現動態發展著的、更加完整豐富的生命狀態。這種具備一定革新意味的文體意識和創作理念，在2020年湖北報告文學（非虛構）創作中成為了大部分作家的自覺追求。

《生命之證》的兩位作者親赴武漢抗疫前線42天，既深入到無數醫生、護士、患者、志愿者、社區工作者、公務人員和普通市民的真實生活，也不斷向內體察自身的情感思維變化，從恐慌、憤怒、沮喪寫到理解、同情、憐憫，再寫到溫暖、力量和希望，最終確認了生命至上的文明根基和價值意義。兩位作家一開始就提出“面對疫情，尤其是特大疫情，人類免不了被打回生命原形。這不是休止也不是終結，倒是有可能以生命為起點，直截了當并毋庸置疑地生發和確認真理的邏輯，從而把人類的真理重新敘述一遍”的深刻見解，并在這一哲學思考的引領下去探尋人類命運重大歷史事件中個體的內在生命體悟和信念重建、人與人之間的命運相連和休戚與共、現代文明的憂患與危機、社會生活方式的重新建構等生存命題。類似的思考和感悟貫穿文本始終，充分體現出作者不是以旁觀者的身份而是以親歷者的身份和我們一起經歷了“戰疫”的整個過程：一起體驗最初的恐慌、憤激和憂傷，一起見證醫護人員的英勇與無畏，一起感恩國家“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的決策，一起感受社區工作者和志愿者門的忙碌，一起思考人類在苦難中對文明和詩性的堅守與向往，一起慨嘆戰斗中生長起來的積極因素對于我們彼此攙扶對抗瘟疫的重要意義……正是兩位作家從人類命運歷史大局著眼的客觀寫作態度和他們發自內心的真誠，使這種“在場感”和“介入性”呈現出更加豐富、多元的生命意識，帶給讀者強烈的情感共鳴和深刻的人生體悟。

在對“戰疫”行動的在場式書寫中，周芳的《英雄有淚》延續了她鮮明的非虛構寫作風格，以充盈的情感提煉出“哭泣也是一種力量”這一主題，將重癥醫學科專家還原到他對患者的關愛、對親人的眷戀和因同行逝去而迸發的悲傷中，將支援湖北的女護士還原到她們對家人的不舍中，將一線醫護人員還原到因為防護服被刮破而帶來的緊張和強忍著胃部不適吞咽下即將噴涌而出的嘔吐物時的困窘中。這些無法回避的淚水，正是英雄們重新煥發勇氣和力量的生命之源，也承載著作家構建自我與生活關系的又一段心靈之旅。《抗“疫”者說》的作者程文敏在書的序言中明確提出“要發動一場抗‘疫’戰士記錄抗‘疫’一線人和事的寫作戰爭”的寫作初衷，正因為是“我手寫我心”，抗疫一線的戰士們生動細致地寫出了自己的真實體驗和情緒：有對那些明哲保身、自私自利者的不滿，有面對違規蠻橫者時的委屈，有被“問責”后仍奔走在抗疫一線的擔當，有滯留家鄉主動推行中醫治療的專家的使命……這些抗疫戰士發自內心的在場式講述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書寫了大疫之下萬眾一心抗擊疫情的感人故事，也從普通人的視角展示出生命至上、舉國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學、命運與共的偉大抗“疫”精神。沈嘉柯的《生命擺渡人》深入到志愿者汪勇的心路歷程，寫他最開始進金銀潭醫護人員需求群的目的是想多了解一些信息來保護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接送第一個護士時頭都不敢回、腿在發抖，后來開始意識到大家的命運是捆綁在一起的：“我覺得他們如果一崩，我的小家也會隨著覆滅，我不可能跑得了，這種疫情怎么可能跑得了？絕對會出問題。”于是在志愿接送醫護人員的行動中逐漸積累起經驗、勇氣和智慧，組建包括小汽車、電動單車、滴滴網約車在內的綜合出行用車車隊，對接商家為醫護人員提供盒飯，隨時解決醫護人員和志愿者們在衣食住行中遇到的問題……汪勇在自述中說到：“只要醫護人員呼喚，我們隨時都在。”“我覺得他們在為我拼命，他們覺得我在為他們拼命?！边@種在抗疫行動中成長起來的普通人的質樸心聲，以個體之間的守望相助回應了命運給予人類的重大考驗。

這種深入生命的“在場式”書寫也使脫貧攻堅主題的寫作凸顯出了“注重內在精神溝通”的特征，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同主題寫作中的概念化和模式化困境。朱朝敏在寫作《百里洲紀事》時首先就強調了自己對故鄉百里洲的深厚情感，提出精準扶貧的關鍵除了解決物質貧乏之外還要關注貧困戶的精神和心理層面、幫助他們獲得價值感和尊嚴。正是基于這兩個寫作原則，作者在12個精準扶貧的故事中呈現了更為幽深層面的心理隱疾、精神障礙、道德信仰和人性人心，以及她作為寫作者和親歷者的悲憫、溫暖與力量。于是我們跟著她一起探幽查微，進入更為內在的“精神現場”：對于因農藥中毒而腦部受損、妻子失蹤多年的楊勇來說，除了國家的扶貧政策外，支撐他努力生活下去的還有等待家人歸來的希望，這希望就猶如燈塔一樣撫慰了人們的悲傷、構建了未來的念想。對于同樣因農藥而家庭破裂的覃老太來說，她的精神期盼不僅是撫養被遺棄、被傷害的女孩金蓉，還要讓壞人罪有應得、讓金蓉擁有安定的生活，更要拼盡全力整治當地被農藥破壞的土壤和水環境，為故鄉爭取更多的生機和未來。對于沒有子嗣的孤寡老人來說，扶貧辦和福利院在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外，還應關注到他們深入骨髓的孤獨感和無力感，從心里健康層面進行幫扶……當作者以參與者的身份回到故鄉、回到生命的本源、回到鄉村生活的原真狀態，作為文字工作者的責任和使命使她敏銳地觸探到貧困戶內在的心靈障礙和他們的精神期盼，從而在心理分析層面像剝洋蔥一樣一層層剝開人性的復雜與鄉村發展帶來的問題癥結，賦予“脫貧攻堅”題材寫作更加鮮活、生動、豐富的審美內涵。

三、

社會生活的審美化表達

作為一種及時感應和回應時代召喚的文體，報告文學在反映深層集體心理、見證社會生活風貌、探求歷史發展趨勢方面具有天然優勢。與此同時，作家們也在不斷探索如何賦予這些作品更高的藝術審美價值，追求“真實性”與“文學性”的高度結合。這一點，在2020年湖北報告文學（非虛構）創作中有鮮明體現。

《生命之證》的兩位作者在創作記中明確提出“為社會留檔、為歷史存真、為民族鑄魂、為人類問道”的創作主旨。與之相應，在藝術策略方面，《生命之證》采取了全景記錄的寫作方式，通過國家、社會、個體在疫情中的反應，在過程中全面呈現特定社會事件中的政治、文化、經濟以及日常生活細節。作家們秉持科學精神，通過調查式寫作來探尋真相、還原本來、呈現意義。為了更加生動地講述“中國故事”、展現“中國精神”，《生命之證》著力描寫了一個個行動中的“小人物”，通過刻畫他們的靈魂來彰顯中國人、武漢人的英勇無畏和大義擔當。在此基礎上，兩位作家立足總體性視野對瘟疫與人類、災難敘事、文學療治等命題進行了哲學層面的審美思辨，構建了獨特的文本空間敘事美學，如將一個個碎片化空間匯聚在同一種情緒基調中，形成了克制而充盈的情感體驗；將“各大醫院產科中的新生兒誕生”放在最后一章來書寫，與之前那些生命逝去的悲痛相鏈接，形成了更加深邃的情感召喚；將各個地理空間排列組合成具有審美意味的文本空間，表征著更具時代意義的社會生產關系和更加豐富的社會文化內容。

同樣從社會生活的審美化表達這一角度入手，朱朝敏在《百里洲紀事》的后記中進行了關于“精準扶貧的鄉村文學意義”的思考，認為“今天的鄉村承載了歷史的演變和時代的痕跡”，是民心民情最集中的地方，是生命根源的指認和時代社會發展的見證，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呼愁。因此，她選擇了心理分析的敘述策略，透過表層的行為舉止去探尋內在的意識流動，深入闡釋卑微靈魂的希望之光、無私奉獻背后的潛在愧疚、倔強固執掩藏著的自卑孤獨和主動救助承載著的自我救贖。作者還將筆觸深入到集體無意識層面，從那些樸素自發的人物行為中細細勾勒出近似于大地母親、英雄、逐日、因果等原型，從而引領讀者一起回到童年的記憶和生命的本源。同時，整個文本還洋溢著濃厚的詩意化審美風格，扉頁上的詩句“此際/大地在，流水在，天空在，孤島在，/我在，你在”奠定了寫作的情感總基調，“燈塔”“我們想要虞美人”“從前的暴風雪”等標題和每個故事開始前的感知性序言、結束后作者手記中的情感共鳴，和故事本身一起，以互文的結構形成了有意味的形式。

此外，2020年的湖北文壇還在報告文學領域收獲了一定的成績、啟動了系列推動報告文學（非虛構）創作的活動。湖北省作協副主席田天與田蘋合著的長篇報告文學《父親原本是英雄》（2019年出版）獲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報告文學獎，入選第五屆全國黨員教育培訓教材展示交流活動獲獎教材名單。在中國作協2020年扶持項目中，王玲兒的報告文學《艷陽天——湖北、貴州搬遷扶貧實錄》入選“決勝全面小康、決戰脫貧攻堅”主題專項。劉醒龍的報告文學《如果來日方長》、劉詩偉和蔡家園的報告文學《生命之證——武漢“封城”抗疫76天全景報告》、普玄的報告文學《疫病里的城市和蒼生》、葉傾城的報告文學《我在我的城》、嚴輝文的報告文學《軍安南路的春天》等項目入選“抗擊疫情”主題專項。2020年6月，湖北省作協舉辦“決戰決勝脫貧攻堅·荊楚作家走鄉村”采訪創作活動；2020年9月，湖北省作協攜手湖北省婦聯、中國婦女出版社啟動了《致敬了不起的她——中國女性抗疫故事》的采寫活動。湖北報告文學（非虛構）創作還將繼續迎來更加豐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