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 者

為進一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積極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推出一批高質量精品力作，推動新時代中國多民族文學研究繁榮發展，日前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研究》編輯部聯合作家文學研究室召開了“中國多民族作家敘事話語體系建設”學術座談會。與會者圍繞中國各民族文學關系、少數民族文學學科建設、 民族交流與融合以及中國多民族文學經典與雙語創作、少數民族生態文學、女性文學等問題展開討論，本報選登兩篇筆談以饗讀者。

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三點認識

□鄒 紅

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豐厚的意蘊，而少數民族文學自身的特殊性又決定了研究的特殊路徑和方式，因此，除了可以作為中國古代文學和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外，更應該獲得與漢語言文學研究并列的地位。以下僅就此問題談三點認識。

完整的、名副其實的中國文學研究必須涵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

就我所知，嚴格意義上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起步較晚，大體上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事，而且可以說經歷了一個從民間文學到民族文學的發展歷程。

據百度百科辭條介紹，“少數民族文學”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是1958年，到了1960年代才有一些民族文學史出版。而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工作起步更晚，1978年召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教材編寫及學術討論會，會后出版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1979年6月，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成立。1980年建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出版研究季刊《民族文學研究》。此后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有了很大的發展，具體表現為研究隊伍不斷擴大，研究課題不斷深入，以及產生一批理論研究成果。

而在此之前，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直到1958年提出“少數民族文學”概念之前，無論高校還是學界，基本上是將“少數民族文學”與“民間文學”混為一談。以我所供職的北京師范大學為例，北師大的民間文學研究在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鐘敬文先生被譽為中國民間文學研究之父，但并未發展成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換句話說，少數民族文學在北師大只是民間文學的一部分，而不同于中央民族大學及地方民族大學（學院）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這實際上表明，大多數綜合大學的中文系其實只是漢語言文學系，并未將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的教學與研究納入其中。

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我很欣賞劉大先提出的“文學的共和”與“千燈互照”的說法，作為一種借喻，它們的確很好地描述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與中國文學研究的關系，完整的中國文學研究應該將各個民族的文學都包含在內。

真正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不能只是少數民族作家的漢語寫作

正因為有這樣一個從民間文學研究到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發展歷程，長期以來，我們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是漢語記錄或翻譯的少數民族文學，少有人關注其母語寫作。當然這與研究者的語言能力有關，也與現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多用漢語寫作的現實有關。比如說我們都知道在中國現代文學領域有老舍、沈從文、端木蕻良等著名少數民族作家，當代作家群中如李喬、張承志、阿來、扎西達娃、白先勇等，都出身少數民族，但他們都是用漢語寫作。不過，進入新世紀以來，少數民族母語創作有了長足的發展，據劉大先《千燈互照——新世紀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生態與批評話語》一書介紹，得益于中央文化方針和民族政策的扶持和地方族群精英的文化自覺，促成了《民族文學》雜志多種文字版的誕生，各種地方民族語文學雜志、書籍大量出版，中國文學得以展開了它在漢語之外豐富復雜的面貌，維吾爾文、哈薩克文、蒙古文、藏文、彝文、朝鮮文、壯文、傣文等都產生了大量的作品。另一方面，留存下來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和文化典籍，如《江格爾》《格薩爾》等史詩，《福樂智慧》《蒙古秘史》等典籍，也都為少數民族文學的母語寫作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對象。

可想而知，開展少數民族文學的母語寫作研究，不僅可以進一步豐富完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豐富完善中國文學研究，同時更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少數民族文學的文化特質和審美風貌，以及那些僅為少數民族文學所獨有的文學性、藝術性特征。比如藏戲的結構和表現形式，比如壯族民歌的體式，只有深入到母語層面，深入到文化層面，我們對問題的認識才有可能觸及其實質。此外，由于母語寫作研究要求研究者自己也通曉所研究的少數民族語言，這必然會使得研究者具備雙語或多語立場，從而有可能改變先前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單一視角，互為主客，真正實現學術研究意義上的“千燈互照”。

雙語創作問題是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

我們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實際上經歷了這樣一個發展過程，即少數民族作家的漢語寫作、少數民族作家的母語寫作、少數民族作家的雙語創作。在第三個階段，實際上還可以包括兩種情況：一是某些少數民族作家除漢語之外，還同時掌握兩種以上少數民族語言；二是某些漢族作家也具備用某種少數民族語言進行創作的能力。這些都應該是我們必須關注的研究對象，都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民族融合、語言互滲及不同民族文學間的相互影響。

在通常意義上說，所謂雙語創作，主要是指跨國別的雙語創作，亦即某一作家同時用兩種語言從事創作，尤其是在中英、中日、中韓領域最為明顯。少數民族作家雙語創作的情況大體與此相似，只是語言限定在一國之內，但研究目的、方法并無本質的不同。從我個人的專業來看，這種研究其實還可以拓展一些，可以關注某些用漢語寫作的少數民族作家創作中母語或民族文化因素，比如老舍的小說。進而言之，學界關注較多的如京味話劇、京味兒與滿族文化、滿語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關聯，似乎也是可以討論的問題。有學者考證，北京的“胡同”一詞即來源于蒙語“忽洞格兒（井）”，而像“帽兒胡同”“取燈胡同”“扁擔胡同”等北京地名也都源自蒙語。除此之外，老北京的禮儀、稱謂等也多與滿族文化相關。這雖然超出了嚴格意義上的少數民族作家雙語創作的范圍，但確實是一個與之相關的研究領域。

我們欣喜地看到，與半個世紀前相比，今日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理念更趨成熟，方法更趨多樣，隊伍更趨壯大，成果也更趨豐碩。這樣一種發展態勢，對于促進民族融合、繁榮社會主義文學創作無疑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元代民族融合與文學關系的思考

□查洪德

“民族融合與文學關系”這個題目，可以做兩種理解：一種理解是民族融合對文學的影響。從這方面說，民族融合、民族文化的交融，決定了中國文學的風貌。也就是說，中國文學的面貌，正是在民族融合中形成的。各民族文化的不斷融入，形成并推動著文風的發展變化，使中國文學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背景下展示著不同風貌。沒有民族文化的融合，就沒有今天我們看到的中國文學的面貌。另一種理解是，在多民族融合、多民族文化融合的過程中，多民族文學之間的關系。從這方面說，民族文學的交流，是以民族融合為背景的；文學的交流與交融，又對民族融合發揮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從這方面看，文學關系與民族融合，兩者是雙向互動的。不管從哪方面理解，把這個題目放到元代，都是重要話題，都可深入探討。比如元代的上京文學，就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個獨特標本。在遠離中原與江南的草原地區，形成這樣一個文學中心，并且影響著全國。上京文學是獨特的，但又是元代文學的重要部分。它融匯了草原因素、中原因素、江南因素，而又不僅僅是草原的、中原的、江南的。擴而大之，元代文學的獨特風貌，是以中原文化為主體，融匯了草原文化、西域文化，甚至安南文化與海洋文化，造就了元代文學的多樣化與整體風貌。

就元代民族融合與文學關系的研究，我簡單談幾點個人的看法。

第一，元代是中華精神共同體形成時期，而文學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元代，多民族及其文化發展的方向是多源匯流，這是歷史的客觀。這一基本方向，在研究中永遠不應該淡忘，要有正確而客觀的認識與表述，并用具體的文學研究加以揭示與展示。

第二，元代多元文化的交融，基礎是兩個認同，即政權認同與文化認同。從整體上看，元代多族士人是認同并擁護元政權的；元代多族士人也是認同并向往中原文化的。政權認同，使得大元朝成為穩固的政治共同體；文化認同，形成了大元王朝治下的精神共同體，如此才有整個天下的一體性。在這兩個方面，我們的研究都出現過偏失。這些偏失，可以概括為兩個“強調”：一是強調漢族士人特別是南方士人與元政權的對立，將一些士人的個體行為普遍化并加以夸大。二是強調蒙古色目作家作品的獨特性，還努力尋找其獨立性，淡化整體上與基本面的一體性。這兩種偏失，都不符合元代文學史的客觀、多主觀解讀。

第三，對元代少數民族作家的研究，我想說兩方面。

一方面是我們的研究必須建立在可靠文獻的基礎上。這個問題還需要說嗎？需要說，因為以往的研究引用的文獻，有的就不可靠?？煽课墨I，首先要依據當時文獻作出客觀的解讀，一切認識都從當時人的記載中來；也要讀當時人的議論，理解當時人的觀念。不能脫離當時文獻憑某種觀念去推理，又回過頭來用這些想象、推理出來的認識去解讀作品。20世紀一些相當流行的觀點是這樣推出來的。后代文獻也可以用，但必須甄別。以往研究中引的一些材料，現在看來是荒唐的，但有些材料至今還有人用。比如明代張燧有一部書叫《千百年眼》，里邊涉及元代的東西很多都是瞎說，可是我們的研究者卻愿意相信。我們以其中一條《中華名士恥為元虜用》為例，看看這部書有些內容多么不可靠：

勝國初，欲盡殲華人，得耶律楚材諫而止。又欲除張、王、趙、劉、李五大姓，楚材又諫止之。然每每尊其種類而抑華人，故修潔士多恥之，流落無聊，類以其才泄之歌曲，妙絕古今，如所傳《天機余錦》《陽春白雪》等集，及《琵琶》《西廂》等記，小傳如《范張雞黍》《王粲登樓》《倩女離魂》《趙禮讓肥》《馬丹陽度任風子》《三氣張飛》等曲，俱稱絕唱。有決意不仕者，斷其右指，雜屠沽中，人不能識。又有高飛遠舉、托之緇流者，國初稍稍顯見，金碧峰、復見心諸人，俱以瑰奇深自藏匿，姚廣孝幼亦避亂，隱齊河一招提為行童。古稱胡虜無百年之運，天厭之矣!

最近我讀有關元好問的東西，竟然看到這樣一則材料：

元遺山仕金，官至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隱有歸宋之志，故辭元世祖員外之命。世祖以其抗詔，怒之，命拘管聊城，自傷志不得遂，而見之于詩?！段鲌@》云：“典刑猶見靖康年?！薄舵傊菖c文舉百一飲》云：“只知終老歸唐土，忽漫相看作楚囚?！辩嬗诖税偎级坏闷浣?。以不臣二姓之義言之，金亡可不必歸宋。以種族之見言之，金元皆同種不同族耳。

這則材料出自清人徐珂的《松陰暇筆》。奇怪的是，像這樣的材料，如此荒唐，為什么有人相信呢？這段時間整理元代筆記，有一部叫《焚余錄》，撰者署名李模，說是清初發現的，近代才刊刻。從內容看，大致可以斷定為偽書。但有幾位著名文獻學家題跋，沒有人懷疑這部書的真實性。為什么呢？因為這些學者愿意相信其中的內容，也就不去懷疑。建立在這樣的文獻基礎之上的研究，自然無法得出客觀的結論。

第二方面是研究民族作家的成長過程，特別關注師承、姻親關系，其次還有朋友關系。他們的老師往往是大儒，他們的母親，大多是名人之后，具有很高的中原文化修養，不少人長期在外祖母家居住，他們中的很多人，從小所受的教育與成長的文化環境，與中原或江南文人沒有大的不同。他們是涵養于中原文化之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原文化觀念?？疾焖麄內绾卧趲熅墶⒂H緣、朋友情緣中，成為詩人作家，并且在多族士人的交往中，實現了多族士人之間心靈的深度契合，如此才能在深層次上把握民族交融對作家創作的影響。

第四，客觀把握多族士人體現的文化色彩，綜合考察其家族文化承傳與所居之地的地域文化浸染。色目士人，其原本的民族與家族文化特點與發展程度不同，接受中原文化的基礎不同。進入漢地后，所居之地不同，所受地域文化的影響不同，此外還有時代的影響，生活于元中期與元末亂世當然不同，人生際遇不同，心態也就不同。這多方面的影響，造就了這些詩人作家各自獨特的風格，使他們成為獨特的“這一個”。每一位民族作家，他們的價值就在于不同于他人的“這一個”，即其為人與為文風格的獨特性。每一位獨特的“這一個”，都是多族文化交流融合、家族文化承傳、地域文化浸染的樣本。比如廼賢與薩都剌不同，馬祖常與丁鶴年不同。他們各自特色的形成，都是這多種因素影響的結果。研究作家特色，往往從時與地兩個方面著眼，所謂“地為之，時為之”。元代多民族作家的研究，當然也應該著眼于這兩個方面，只不過這兩個方面，情況都較一般詩人作家復雜些，需要下更大功夫深入了解。

總之，所有這些研究，都要建立在可靠、客觀的文獻基礎之上，力求得出較為客觀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