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以來，湖北省的中短篇小說創作在全國文壇都產生了較大影響，近年來，湖北作家沿續了這一優良的文學傳統，立足現實，關注世道人心，書寫當代中國的現實生活，在藝術探索上呈現出多元開放態勢。2020年湖北中短篇小說創作有諸多亮點，由中國小說學會主辦的2020中國小說排行榜上，湖北四位作家作品榜上有名，除網絡文學作家貓膩、吱吱上榜網絡小說排行榜外，曉蘇的《泰斗》、謝絡繹的《一只單純的野獸》榮登短篇小說排行榜榜單，是2020年湖北中短篇小說創作可喜的成果。此外，資深的實力派小說家在2020年也依然保持了旺盛的創作力，貢獻了不少中短篇力作，展現出獨特的藝術魅力。如池莉的《封城禁足99天腦子閃過些什么》、陳應松的《青麂》、於可訓的《鄉人傳》系列、普玄的《生命卡點》、曹軍慶的《紙上的父親》、韓永明的《大事》等。同時，湖北的青年作家也奉獻了不少佳作，以其先鋒姿態與探索精神，使湖北的中短篇小說創作呈現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一、

直面疫情：現實關懷與人文憂思

2020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迅速席卷全國乃至全球。面對嚴重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人類面臨著共同的危機與挑戰，大大激發了小說家的現實關懷與創作沖動。湖北作家在情感激蕩之中，從自身經歷出發書寫了不少直面疫情的中短篇小說作品。還有一些小說看上去雖與疫情沒有直接關聯，但充滿了對社會、生命、自然的終極關懷與對人類生活的反思。

池莉的紀實性中篇小說《封城禁足99天腦子閃過些什么》（《北京文學》2020年第7期），以2020年冬春之交新冠病毒爆發，武漢封城為背景，以作家本人長達99天居家隔離生活的親身經歷為藍本，從個體經驗出發，真實記錄了疫情爆發之后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小說記錄和見證了疫情肆虐的嚴峻時刻，災難之下世道人心、人性冷暖的真實狀態，坐困愁城時武漢市民們的守望相助。小說兼具社會價值和文學價值，一方面對疫情進行了真實記錄與再現，展現了武漢封城前后的社會情態，另一方面將個體命運放置在群體命運中書寫，展示人類在面瘟疫時的苦痛與堅強。小說從親歷者、平民化的個人視角出發，表現出在封城76天前后的疫情防控措施下，武漢市民與新冠病毒的頑強搏斗與生死較量，人們之間相互鼓勵、共同堅守的抗疫故事。小說更將作者對生命與自然的反思貫穿其中，對疫病和人類病相的關注與表現，以獨特的方式表達了對人類處境的深邃思考，在真切的個人的生命體驗中包含了對人類群體命運的關懷和體察。在自省與反思中，表現出面對宇宙與自然，人類這種生靈的渺小與偉大，使小說更具哲學韻味。

普玄的《生命卡點》（《人民文學》2020年第10期）則聚焦新冠疫情下的“正面戰場”——武漢某醫院的隔離病房。小說以章醫生陪伴自閉癥兒子休假結束，回到醫院崗位就進入發熱門診，繼而來到隔離病房開始“戰疫”為開端，通過章醫生的眼，講述了隔離病房里面對疾病與死亡，在生命“卡點”上各種各樣的生命故事，其間穿插著章醫生對自閉癥兒子的艱辛養育與所感所悟，展現生之艱難與生命的韌性。小說開頭著重書寫了“寂靜”這個意象，并用多層次的感覺手段去表現“寂靜”。“寂靜”既是武漢封城后“見不到人”的城市的真實情形，也是隔離病房里客觀世界的狀態，同時也是身處隔離病房里章醫生聽不到患者家屬哭聲的“比死更靜”“心酸”“可怕”的主觀感受。作者將這種寂靜與自閉癥兒童的寂靜的世界相關聯，而章醫生同時作為自閉癥兒童家長與醫生，是見證這一切的“處在兩個世界之間的人”。“寂靜”一方面暗示著來勢洶洶的疫情下充滿壓抑的社會和醫院，同時也表現了“寂靜”背后涌動著的生命與激情，正是章醫生這樣與病毒賽跑的白衣天使，在寂靜之中“一直在捕捉生命”，表現出“逆行者”的精神境界，弘揚著向上的精神力量。作者巧妙將自閉癥患兒與新冠病人的行為遙相呼應，促使我們反思人類的行為與觀念：人類面對自然的災害、疾病與死亡時，高度發達的科技與現代文明亦是脆弱的，面對“生命卡點”，只有迸發出對生之渴望的強烈的生命意志，才能度過難關。小說表現了人類在面對困境時生與死的搏斗，體現了作家對生命的悲憫意識與人文關懷。

呂金華的《抗疫團》（《民族文學》2020年第9期）講述了抗疫的另一個戰場——湖北鄉村抗疫的故事。庚子年春節前，劉核桃從工作的恩施城回到家鄉農村過年，不料武漢封城，在武漢讀研學醫的兒子滯留在漢。劉核桃按捺住內心對兒子的擔憂和焦慮，和村里的發小們一起組成了鄉村抗疫團，共克時艱、共抗疫情，用熱情與智慧在鄉村筑起一道堅固的抗“疫”生命防線。劉樹成《武漢愛情》（《長江叢刊》2020年第10期）講述疫情時期人間的美好情感。小說通過一個愛情故事從一個側面表現了疫情之下普通人物的情感糾葛與內心變化，展現出凡人英雄身上散發出的人性光輝與人間溫情。彭定旺的《尋蟬》（《荊江》2020年8月創刊號）以武漢為背景，講述了祖孫三代一家四口處于病毒肆虐、生命關口時的生死困境，以及在社會關愛下，家人互相勉勵共度難關的脈脈溫情。周嫻的《貓年》（《啄木鳥》2020年12期）將疫情與一系列失竊案聯結在一起，表現了人性的善與惡。鴿子的《一聲冷汗》（《長江叢刊》2020年第4期），則通過秋生“妻女共染新冠肺炎并不幸去世”的南柯一夢，表現了對動物生命主體價值的尊重與人的自我懺悔。

還有的小說并不直接寫新冠肺炎疫情，而是以疫情為起點，進而對生態危機進行反思，將社會生態、自然生態、人文關懷等綜合起來思考。在庚子大疫之中醞釀產生的《青麂》（《上海文學》2020年第4期），是陳應松在2020年完成發表的一部中篇小說作品。《青麂》應歸入陳應松最負盛名的“神農架系列”。2020年陳應松發表的“神農架系列”小說還有《聲音》（《長江文藝》2020年第9期），《青麂》是陳應松生態文學系列的又一力作，陳應松沿續自己的自然和生態寫作，在這篇小說中繼續書寫著人與自然的關系這一主題。青麂是神農架的山中神獸，一種美麗而有靈性的動物，代表著天地之靈、生命之美。而人類為了一己之私欲，將其捕捉、折磨、殺害。人已不是人，變成了惡魔。而人終究因自己的殘忍、貪婪遭到反噬。小說中還描寫了人對動物的迫害，致使動物進行報復，自然環境發生變異。山中竹鼠的肉煮湯味道鮮美，于是被人類瘋狂捕殺而食。竹鼠本來在地下吃竹根，是不吃葷的，為了報復人類，就開始逮著石蛙瘋狂噬咬。石蛙為躲避竹鼠只好裝作“假死”，并從身體里發出一股濃郁的尸臭味，讓竹鼠趕緊走開，致使原本秀麗的山谷臭氣熏天，人畜不能踏入。這個類似蝴蝶效應的寓言一樣的故事喻示著，人類并不能凌駕于自然之上而存在，而只是自然生態鏈中的一環。人類中心主義讓人面對大自然一直肆無忌憚地進行攫取、掠奪，人類文明高速發展到今天，已對自然生態造成巨大的危害，而大自然必會對人類進行復仇和懲罰，最終會影響人類的生活與生存。在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的現實下，《青麂》如同一則警世通言，告誡人類必須敬畏自然，善待其他生物，牢固樹立生命共同體意識，與萬物生靈和平共處，才能走出困境。

二、

現實書寫：價值批判與人性拷問

除了關注社會重大問題，湖北作家也繼續著現實主義傳統，關注當下的現實人生，關注人們的生存困境，挖掘人的精神困境，剖析人的心理成長歷程，展現社會紛繁的眾生相。曉蘇的《泰斗》（《清明》2020年第5期）是他的“大學系列”小說，繼承了《圍城》的知識分子書寫傳統，以大學校園里知識分子為主要書寫對象，表現了面對著物欲橫流的社會，在消費主義與享樂主義觀念的沖擊下，當今某些知識分子的精神蛻化和靈魂墮落。小說通過“我”的視角可以觀察到小說里的所有人物和行動。他們的面目隨著小說的層層展開而徹底暴露，整個知識圈層的卑微的精神狀態也顯露無疑。通過塑造這些靈魂潰敗、人格卑瑣的知識分子，曉蘇對學術腐敗、權錢交易，學術與資本相媾和等校園亂象與時代病灶也進行了尖銳而有力的諷刺與批判。

曹軍慶的《紙上的父親》（《長江文藝》2020年第10期）講述了一個謊言與真相的故事。余世冰在強制戒毒所戒毒兩年，他的妻子林美芬為了給兒子余萬聰制造一個完美而高潔的成長環境，決定掩蓋這個不光彩的事實，她編造出了一套說辭，將余世冰“塑造”為見義勇為的英雄。為了兒子，兩年后余世冰從強制戒毒所出來時決心做一個“新人”、“好人”，然而他回到家中，發現人去屋空，妻兒早已離開，不知所蹤——為了將余世冰的完美“人設”繼續下去，妻子早就攜子離開這個知道他們底細的小鎮，遠走高飛……當人們陷入生活的迷霧之中，是愿意選擇充滿善意而慈悲的謊言，還是赤裸而痛苦的真相？小說沒有直接做簡單的道德評判，在檢視人物內心時賦予了理解，并冷峻地剖析了生存本相，窺探了生活中隱秘的角落，揭示了人性的復雜和幽微之處。

精神的創傷和存在的迷茫，死亡的陰影和生存的艱辛，生命中難以回避的沉重和痛苦，人何以去面對？青年作家丁東亞的《生事彌漫》（《天涯》2020年第4期）中，年近七十的老楊頭，生活的主旋律就是獨自照料著中風的老伴，默默忍受照料病人的瑣碎和老伴古怪暴躁的脾氣。兒子在十二歲那年落水死亡，是他心頭隱秘的痛苦。在丁東亞的筆下，原罪永恒存在，老楊頭也是一個背負著原罪十字架生活的人：年輕時的他因醉酒和妻子發生口角，惱怒中踢向妻子，導致女兒差點流產，夫妻感情破裂。老年的他似乎屈從于無奈的日常生活，有部分原因是對自己過往的贖罪。人的肉身在現實的深淵中無法掙脫與逃離，只有在老盲子講述的流浪經歷里，他的靈魂才能隨之一起出走，仿佛找到了生活的美好與詩性。小說帶著先鋒文學的余韻，在現實、回憶、幻想與夢境之間游走，在敘述中不經意道出人性存在的內蘊，文字間氤氳著濃濃的詩意，充滿著神秘與感傷。

三、

鄉土敘事：鄉村紀實與想象虛構

湖北有著較為濃厚的鄉土文學傳統，過去一年中鄉土題材的中短篇小說也是精品迭出。湖北作家中有不少曾是鄉土生活者，現在則大多在城市里工作生活，這讓他們一方面有著鄉土情結，熟悉鄉土題材，一方面又帶著“他者”眼光來審視現代化、全球化的進程中，商品經濟大潮沖擊下鄉土社會的變遷。同時，作家們也在藝術形式上做出了種種探索和創新，或借鑒中國古典小說敘事方式、或采用魔幻現實主義手法，豐富了鄉土題材小說的面貌。

2020年是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隨著精準扶貧工作在全國范圍內的不斷推進和深入，鄉村面貌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湖北作家也緊扣時代脈搏，生動書寫著脫貧攻堅戰中的人物和故事。韓永明的《酒是個鬼》（《長江文藝》2020年第2期）講述嗜酒如命的老塤被派到雨村做駐村扶貧工作。老塤的任務之一是幫扶村里的貧困戶謝石頭改造危房，而謝石頭是個酒鬼加懶鬼，對村干部的勸說油鹽不進。老塤在“酒”上找到兩人的共同點，以此為突破口慢慢贏得石頭的信任，讓其重獲生活信心，決心改變貧困命運，老塤也勝利完成了扶貧工作。同時，老塤也因扶貧和戒酒而經歷了個人精神上的轉變和心靈的升華，走出了庸庸碌碌的人生困境，從單位里的“多余人”變成扶貧先進工作者，贏得了人們的尊重和贊許，重新找回了人生價值。《酒是個鬼》在關注社會重大問題的同時，著重描繪了普通人的精神狀況，通過“人的轉變”表現了精準扶貧不僅僅是物質扶貧，亦是“扶心扶志”的人的精神扶貧，書寫出當代鄉土社會中的人心人性及農民心理的嬗變。

著名學者於可訓在學術研究之外從事小說創作已有三十多年，近年來文學創作成果頗豐。2019年於可訓教授在《長江文藝》開設《臨街樓》專欄發表小說，先為鄉村教師書寫立傳，2020年又以“鄉人傳”系列接棒。從第一篇《看相細爹傳》至第九篇《博士外公傳》，是一組表現鄂東地域風情、農村民間生活及其奇異人事的筆記體小說。“鄉人傳”系列小說用虛實結合的方式書寫了時代變遷中鄉土社會中的蕓蕓眾生相，歷史的風云變幻和人物命運的跌宕起伏在小說中交相輝映。叱咤扒界的“賊王”、能通鬼神的陰婆、懂醫會武的江湖“教師”（教頭）、參加革命多年卻身份特殊的“遺烈”、兒子變成魚的飯鋪老板娘、巧手雕花的“細博士”（細木匠）……組成了一組鄂東鄉村的“俗世奇人”畫卷。於可訓教授自陳，他筆下這些鄉人傳奇，“不是英雄傳奇，也不是歷史傳奇，而是普通人的人生傳奇或生活傳奇。”他們是鄉村手藝人、江湖游醫，甚至就是普通的村夫村婦，他們的傳奇來自于他們所具有的超乎常人的技能，如描龍畫鳳的技巧，神奇的接骨醫術，也來自于他們從鄉村社會中保留下來的自然純真、樸實善良的品格，這讓他們在滄海橫流的年代中歷盡劫波也依舊保持著人的尊嚴頑強活著，將凡俗的人生過成了傳奇故事。透過作者筆下的鄉村人物群像，我們看到了時代變遷的詭譎，觸摸到歷史的溫度，感受到平凡鄉土生命的厚度。“鄉人傳”系列小說取法唐人傳奇，接承中國古典小說敘事傳統，令人想到汪曾祺和林斤瀾的小說。當然，於可訓先生對他書寫的家鄉黃梅的鄉土意識和奇人異事有著與他人絕不相同的藝術感受和文學體驗，而是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敘事趣味和文學風格。

以散文著稱的舒飛廉，擅長用質樸溫暖的筆觸回憶過往的鄉村生活，他的小說《溫泉鎮》（《西湖》2020年第2期）依舊描寫的是作者熱愛的“蛋白質鄉村”。不同于一般湖北作家鄉土小說的現實主義特征，《溫泉鎮》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鮮明的人物形象，只是“我”帶女友回到老家度過夏天，在這個江漢平原上的村莊里進行漫無目的的游歷。小說通過魔幻與現實的交匯，碎片化與夢囈般的敘事，將民間傳說、神話故事、童年回憶和現實生活相互交錯和聯結，以此來抵抗鄉土的荒蕪和凋敝，建構出一個奇幻神秘、亦實亦虛、詩意盎然、萬物有靈的鄉土世界。

作為湖北鄉土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曉蘇的“油菜坡”系列在2020年也推出了數篇佳作，《過陰》（《紅巖》2020年第6期）借一場農村喪葬習俗，表現了欲望與金錢腐蝕下親情與人性的深刻變異；同樣關注鄉村葬禮禮儀，韓永明《大事》（《長江文藝》2020年第21期）則從許子由這個走出鄉村的知識分子“外來者”角度來觀照，表達了作家對市場經濟沖擊下鄉村文化倫理秩序的崩壞、農村空心化等問題的深刻思考，表現了傳統與現代化的尖銳沖突；異曲同工的是葉牡珍的《還禮》（《長江叢刊》2020年第6期），以德明和匡子叔侄兩代人對鄉村喪禮的不同態度，表現了傳統民俗在現代社會的逐漸沒落及鄉村倫理的演變。

四、

女性書寫：精神困境與命運抗爭

湖北有著一批優秀的、活躍的女作家群體，她們在文學書寫中發揮自身性別優勢，以女性為書寫主體，敏感而細膩地捕捉女性的獨特情感體驗和生活經歷，自覺關注女性生存狀態與生命經驗，探討女性人生價值，表現時代巨變下，不同背景、不同階層的女性生存命運。

謝絡繹《一只單純的野獸》（《鐘山》2020年第3期）通過對年輕女孩胡桃的創傷書寫，表現了“逃離”與“等待”的主題，展現了轉型期家庭倫理失序與人的精神困境。小說里的幾個人物都是有血緣關系的親人，然而每個人之間都無法溝通理解，相互之間漠不關心，孤獨、隔膜似乎是他們每個人的宿命。胡桃的母親一生都沒有真正關愛過她，對女兒人生中的困難和離家出走都毫不在意，只揚言“找回來我打死她”。“我”聽聞外甥女胡桃出走，姐姐向“我”求助幫忙尋人，“我”也一拖再拖不愿動身。“爸爸”找到自己的私生女胡桃，沒有給予她愛和關懷，只想拉她去做親子鑒定。庸俗暴躁的母親、長期缺席的父親、破碎無愛的家庭，讓每個人都在“逃離”。胡桃內心的真實想法是“任何地方召喚我我都樂得前往”。胡桃的弟弟住校幾乎不回家，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家中惡劣環境的逃避。“我”也有意考取遠在北方的大學并留下來工作，母親去世后更常常托辭說忙而不回家，目的是遠離姐姐家一地雞毛的生活，對他們“不聞不問”。造成胡桃一家生存困境的原因是現實的殘缺、親情的缺失、人的異化。現代社會雖然物質生活水平極為繁榮，但人們的精神世界卻陷入一片荒蕪，現代人人與人之間充滿著疏離與隔膜，信任難存。等待“爸爸”的胡桃，如同等待戈多的孤獨者。“爸爸”什么時候來？“爸爸”的到來真能給胡桃帶來希望和救贖嗎？些許荒誕的情節，讓文本跳出了一般的女性書寫，上升到對人終極命運的拷問，也讓小說散發著現代主義文學的色彩。小說最后，疲憊至極的胡桃將身體浸在浴缸里泡澡休息，像嬰兒一樣不受驚擾地睡去。盛滿水的浴缸象征著人類的母體子宮，充滿羊水的子宮是人的第一個溫暖的家。自我無處安放的現代人，面對著精神的荒原，只有回歸到最初的母體中，才能找到自我的存在感、安全感。

胡雪梅的中篇小說《后皇嘉樹》（《北京文學》2020年第9期）講述了一個尋求真相的女人的故事。小說塑造了一個類似《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我不是潘金蓮》里的“李雪蓮”這樣有點“軸”，一心要“討公道”的女性劉善喜。雖然劉善喜不是農村婦女，還曾是個官太太，但市長丈夫去世后，階層地位的滑落、拜高踩底的人群，讓她同樣感到了人情的冷暖，命運的虛無。中年喪夫本就生存艱難，女植物人被眾人認定是市長的“二奶”“情人”，更成為她和過世的丈夫洗不去的“污點”。只是她無法走法律途徑“討說法”，只能寄希望于女植物人蘇醒開口，為此不惜掏空家底醫治女植物人，甚至親自動手伺候她，以致女植物人容顏煥發，自己卻面黃肌瘦。在眾人的不解與嘲笑中，劉善喜執拗地堅持自己的想法，把自己所有的時間和金錢都耗在了治療女植物人上，為的只是兩個字：“清白”。她在流言蜚語編織的牢籠里執拗地突圍與尋找，尋找自己生命的尊嚴，然而正是這種尋找讓她陷入孤獨之境。劉善喜抗爭路上的無助和孤獨不僅折射出了個體生命與社會秩序、倫理道德之間的沖突和抗爭，也體現了作家對人類的普遍生存狀態的哲學思考。

青年作家喻之之的《四月的牙齒》（《作品與爭鳴》2020年第1期）前半截似乎是一個精巧、時尚的武漢都市愛情故事，紅男綠女坐在優雅的洋房咖啡館里，講著精致的笑話和故事，撲朔迷離、充滿機鋒的對話中，浮動著都市欲望和小資情調。然而小說最后突然筆鋒一轉，通過女主人公莫莉的講述對準了都市高樓大廈陰影背后的尋常巷陌，漢口里分中陰暗破舊的老式廂房，這曾是舊社會有錢人的住所，現在卻是武漢底層城市平民的蝸居。逼仄的居住條件、惡劣的生存環境，漢口弄堂姑娘莫莉的底層市民身份是她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她在貧困、卑微、窘迫、爭斗中長大，被現實生活訓練得機敏伶俐、精明有為。她從社會底層拼命往上爬，在世俗的泥沼里為生存搏斗，希望改變人生和命運。面對城市“富二代”男生的青睞，她可以通過婚姻跨越階層，選擇更為輕松的生活。生命的存在與價值取向是每個人都無法回避的問題，如同米蘭·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對生命“輕”與“重”的叩問：“那么，到底選擇什么？是重還是輕？”。莫莉最終舍“輕”就“重”，沒有為改變階層而違背內心嫁給不愛的“富二代”，而是選擇自己直面現實人生。莫莉身上有“來雙揚”、“李寶莉”這些池莉、方方筆下漢味小說中市井女性的影子，但又帶著新世紀女性獨立干練的特點。作者對城市底層女性的成長秘辛與生存困境寄予了深切的關懷和脈脈的溫情，在書寫苦難的同時，也展現了人性的復雜，通過對生命輕與重矛盾辯證的展現，表達了作者對現實的關照和人道主義情懷。

此外，趙麗的《穿旗袍的老女人》（《解放軍文藝》2020年第６期），菡萏的《好婆》（《朔方》2020年第12期）都將女性命運放置在20世紀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中進行考察，圍繞著抗戰、革命等一系列波瀾壯闊的重大歷史事件，表現了歷史背后生命的尊嚴，書寫了人世滄桑。

除上述作品之外，2020年還有不少中短篇佳作，如葉梅的《碧云天》（《民族文學》2020年第9期）將歷史真實與當代精神融為一體，表現出作者的審美追求與個體意識；朱朝敏的《倒立》通過對苦難的書寫來詮釋生命的堅韌與可貴；涼爽的《雙胞胎》（《莽原》2020年第3期）用巧妙的構思描寫了一對互為鏡像的雙胞胎兄弟，用善與惡、強與弱的對比道出人性真相。此外，樊芳的《藥引子》、李菊的《牽手》、呂先覺的《石桶麥田》、吳遠道的《村民小組長》、宋離人的《難以啟齒》、李偉的《哪邊高，哪邊矮》、周瑩的《掐一把藍花給你》等等，都有可圈可點之處。限于本文篇幅，本年度還有很多精彩的中短篇小說未能在此詳述。縱觀2020年湖北中短篇小說創作，雖然取得了不錯的創作實績，但如放在全國的版圖中來看，優秀、亮眼之作并不算太多。從創作觀念來看，不少作品仍略顯陳舊、簡單，寫作手法相對單一，題材也需要進行深度的開掘。此外，推出湖北中短篇小說扛鼎之作的，仍以50、60后作家為主體。放眼全國，近年崛起的以雙雪濤、班宇等為代表的80后“新東北作家群”，周嘉寧、張怡微、王占黑等80、90后“上海青年作家群”，他們尤其擅長中短篇小說創作，并以集中化的敘事主題與獨有的美學風格受到了國內更多的關注。湖北作為中國文學的一方重鎮，青年作家還需繼承文學前輩的優秀傳統，在中短篇小說創作中繼續前行、努力耕耘，創作出更多的精品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