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當我聽見哥哥背英文兒歌“星星眨眼睛”時，卻又覺得好聽：Twinkle,twinkle,little star,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這是我第一次學到的兩句英文詩，卻是我后來翻譯幾千首英文詩的第一步。

——引自《許淵沖西南聯大日記》

今年4月18日，是許淵沖先生百歲生日。

最近一次見到先生，是2019年6月29日。經由清華大學外語學院王敬慧教授引導，我和清華大學外語學院博士生李若姍去先生家拜訪。他住在北大暢春園一棟普通的老式住宅樓，每到夏日，樓體兩側覆蓋了旺盛的爬山虎，寧靜而又生機勃勃。先生住二樓，每天堅持自己上下樓。

2019年6月，許淵沖先生在暢春園的家中接受中國作家網記者采訪

接受采訪的屋子面南，屋內陳設簡單，一張單人床，一張寫字臺，一個沙發椅和茶幾。談話時，先生坐在沙發椅上，喝一杯紅茶。他聲音洪亮，講到激動處，雙手揮舞；談到開心處，又像孩子一樣仰頭靠在椅背上，哈哈大笑。“從心所欲不逾矩，我翻譯是遵循這個，生活也是這樣。”他告訴記者。

“這個孩子命大”

1921年4月18日，許淵沖出生于江西南昌。據家里人說，他出生時嘴張得很大，哭聲響亮，算命的說“這個孩子命大”。許淵沖幼年喪母，哥哥、弟弟和妹妹或被過繼給親戚，或做了童養媳，家里只剩他一個孩子。父親是個小職員，社會地位不高，因此希望孩子們好好讀書，爭一口氣。許淵沖的大堂兄淵澤“是全家公認的人才”，后來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學，對許淵沖的學習和升學有很大影響；另一個影響許淵沖的人是他三姑爹最小的堂弟、創作英文話劇《王寶川》并在紐約百老匯上演的雙語作家熊式一。

1926年，許淵沖進入小學，四年級開始學習英文。起初，他對英文的興趣并不高，覺得很多單詞的音、形、意都沒有關系，不如中文好記，但聽見哥哥背英文兒歌“星星眨眼睛”時，又覺得好聽，晚年回憶起來，那兩句兒歌，竟然成了他后來走上詩歌翻譯的第一步。

少年許淵沖（圖自《許淵沖西南聯大日記》）

1932年夏天，許淵沖考入南昌第二中學。據他在《許淵沖西南聯大日記》中記敘，六年的中學生活豐富多彩，日常閱讀、集郵、看電影等愛好之余，還參加體育比賽、軍訓、英語演講、戲劇演出，成績也一直名列前茅，英語進步尤其大。1938年7月，許淵沖中學畢業，第一志愿報了西南聯大外文系。1938年12月，許淵沖辭別江西，輾轉到柳州，坐汽車經貴陽到達昆明。

在西南聯大學習期間，許淵沖聆聽了錢鍾書、吳宓、葉公超、潘家洵、陳福田、聞家駟、莫泮芹等先生的英文課或文學課，選修了法語和俄語，還系統學習了哲學，閱讀了大量文學、歷史、政治和哲學書籍。大一時，他將林徽因寫給徐志摩的詩《別丟掉》翻譯成英文。從他聯大時期的日記可見，當時許淵沖對于翻譯已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和認識，產生了做文學翻譯的念頭。1940年，許淵沖報名參軍，在援助中國對日作戰的美國志愿空軍第一大隊做英文翻譯。在一次有外賓參加的紀念孫中山誕辰75周年活動上，許淵沖自告奮勇，將“三民主義”翻譯成“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得到在場外賓的贊賞和聯大外文系主任陳福田的表揚。。

1944年，許淵沖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莎士比亞和德萊頓的戲劇藝術。抗戰勝利后，他于1948年赴巴黎大學留學，1951年回國后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教法文。1959年，許淵沖與照君結成終生伴侶，攜手度過了半個多世紀。

許淵沖部分翻譯作品：《李白詩選》《唐詩三百首》（中譯英）、《中國古詩詞三百首》（中譯法）

回國后許淵沖經歷曲折，30年間只出版了4本書，但他從未放棄翻譯事業，十年動亂期間，還用韻文翻譯了毛澤東詩詞——直到1978年，他翻譯的《毛澤東詩詞》英文版才得以出版。改革開放后，許淵沖雖過耳順之年，卻帶著澎湃的激情迎來翻譯事業的春天。除翻譯了《埃及艷后》《紅與黑》《包法利夫人》等眾多英法名著之外，許淵沖先生更重要的貢獻是將中國詩詞和典籍翻譯成英文和法文，包括《唐宋詞選一百首》《中國古詩詞三百首》（中譯法）、《西廂記》《詩經》《宋詞三百首》《楚辭》《李白詩選》《唐詩三百首》（中譯英）等。錢鍾書曾評價他：“足下譯著兼詩詞兩體制,英法兩語種,如十八般武藝之有雙槍將,左右開弓手矣!”

“從心所欲不逾矩”：真是最低標準，美是最高標準

在翻譯實踐中，許淵沖逐漸形成了富有創見的翻譯觀，豐富和發展了文學翻譯理論。為了表彰先生的翻譯成就，2010年12月，中國翻譯學會在北京授予他“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2014年8月，93歲的許淵沖獲頒國際翻譯界最高獎項之一——國際翻譯家聯盟（國際譯聯）“北極光”杰出文學翻譯獎；2015年，又榮獲“中華之光”年度人物。在“中華之光”年度人物頒獎典禮上，許淵沖先生談到中國經典的翻譯問題時說：“‘優化論’或‘創譯論’繼承發展了嚴復、魯迅、郭沫若、朱光潛等人的理論，對‘中國學派的文學翻譯理論’進行了總結。”

李肇星為許淵沖頒發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圖自《許淵沖西南聯大日記》）

所謂“優化”，就是盡可能選用最好的譯語表達方式。在優化論中，許淵沖討論的重點是翻譯中語言對等的問題。“我中學的時候看林語堂的書，說《牛津字典》最好，進了聯大就去借《牛津字典》。結果（圖書館員）給了一本法文的《牛津字典》給我，因為長得很像嘛，但我看了一下發現竟然能看懂，我那時候還沒有學法文。我心說：‘法文這么容易呀！’”給記者講這些，許淵沖是想說明，西方文字中，英文和法文的字形和字義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相通的，可以找到對等詞，因此翻譯的時候可以用對等翻譯（直譯）；但中英文翻譯無法遵循此理。“因為西方文字多為拼音文字，是一種近似科學的文字；而中文是象形文字，是藝術的文字。用公式來表示的話，西方文字、科學的文字是對等的，1+1=2，而中文與西文只有一半是對等的，還有一半不對等，不對等的翻譯是1+1>2或1+1<2。”許淵沖認為，中文和西文互譯與西文互譯之所以不同，主要在于兩種語言一個是科學的語言，一個是文學藝術的語言——語言性質不同，翻譯策略也不同。

“從心所欲不逾矩”語出《論語》第二章《為政篇》“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錢鍾書曾在《談藝錄》中寫道：“蓋藝之至者，從心所欲，而不逾矩”，以此來說明藝術的最高境界。許淵沖將這一觀點應用到文學翻譯理論上，提出文學翻譯應遵循“從心所欲不逾矩”，“從心所欲”指主觀上要發揮能動性，“不逾矩”指客觀上不能違反客觀規律。“從心所欲”是優化，“不逾矩”則是兼顧對等。許淵沖說，翻譯中不對等的情況也就是無法直譯的時候，此時“從心所欲”就是優化的表達方式。即使是可以對等翻譯的，也沒有百分之百的情況，也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許淵沖給記者舉了一句唐詩的翻譯為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美國譯者譯為：You widen your view three hundred miles，By going one flight of stairs.許淵沖說：“千里目，一層樓，還要直接翻譯千里、一層樓，為什么是一層樓，兩層樓不行嗎？我翻譯成You can enjoy a grander sight, By climbing to a greater height .更廣大的眼界，更偉大的高度，既有音美，又有意美，比直接翻譯更好。”

“Translation is an unit of two languages”,許淵沖說，翻譯是兩種語言的統一。特別是文學翻譯，不只要科學準確，“文學翻譯有很高的藝術性，藝術性少的話翻譯相對容易，藝術性多的話，翻譯很難。”說到翻譯的藝術性，許淵沖將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引申開來說明，“知之就是真，好之就是善，樂之就是美。翻譯也要有真善美，我是根據這三點衡量的。真是基礎，但真不一定美。我和宇文所安的矛盾就是在這兒。從心所欲是講美，不逾矩是講真。真是最低標準，美是最高標準。”

“我不怕辯，我歡迎”

認為翻譯是美化的藝術，或許是很多人對許淵沖的翻譯觀不完全認同的一個原因。許淵沖先生對自己的翻譯理論很自信，認為從概念到語言觀、翻譯歷史和翻譯經驗，都表明好的文學翻譯大多是不對等的。除了翻譯理論，他還有八十年的翻譯實踐，中譯英、英譯中、中譯法、法譯中，翻譯作品上百部。“中英文是使用最多的兩種文字，研究翻譯一定要研究這兩種文字，而這兩種文字不能夠雙語互譯不行。”許淵沖先生認為，真正的翻譯家，不能夠雙向翻譯，是不太有資格爭辯翻譯問題的。

先生提到了“爭辯”。很多對他的記述都提到“許大炮”這個綽號，他性格率真耿直，遇事認真，堅持自己的看法，喜歡和人爭論。這一點從他的西南聯大日記中可以看出。其中記載了很多與同學因為某個問題發生的爭論和事后的反思，包括對老師授課的內容也提出不同觀點。他與人爭論或爭辯當然源于自小有之的好勝心，但其背后是他對于某一個問題的認真思考，是希望通過爭論能夠解決問題。

對于一直存在不小分歧的翻譯問題，許淵沖的態度就是“辯”。在一個有關翻譯的頒獎儀式上，許淵沖提出，針對當時關于翻譯的兩種意見進行辯論，“主辦方說會上辯論非常亂，結果沒有辯，我就沒有去。但是我認為我有理，我現在敢跟任何人辯。”先生說，涉及到怎樣翻譯的問題，不辯論不行。但他說自己也不是一開始就認同現在這種翻譯觀的，“我最初是支持西方翻譯理論的，也受到魯迅直譯說的影響。但后來發現此路不通，走不過去了。”當直譯無法達成更好的翻譯，就要創造。《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可以用法文直接翻譯，但是中文不行。許淵沖認為“生存還是毀滅”“活著還是不活”都有值得討論的地方。“我認為生存可以用來翻譯to be，毀滅不能用來翻譯not to be，因為毀滅不用于個人，而用于集體，而哈姆雷特是以個人角度說的這句話。‘活著還是不活’好像也不對，因為哈姆雷特面對的不是活下去不活下去的問題，而是死不死的問題。”在許淵沖看來，這就是為什么一定要爭論的原因，道理“越爭越明”。

許淵沖先生堅持自己的看法還有一個出發點，他認為西方翻譯學派的翻譯方法不能很好地傳達中國文字的內涵和美感。“他們都不是我的對手，外國人還沒有人是我的對手。”而“優化論”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翻譯論能夠更好地結合翻譯的“真”和“美”，“不這樣的話，中國文學不容易傳出去”。

“很多人都對我有看法，”先生坦誠地說，“我是有支持有反對的。我不怕別人反對我，只要有理由，我歡迎，我不怕辯。”

趣味最重要

一次活動上，許淵沖曾談到正在翻譯《莎士比亞全集》，這次采訪時問到進展，先生笑答，翻譯到《暴風雨》，覺得作品中矛盾很多，也有很多需要分辨解決的問題和考證，都是對于作品解釋的問題，“我興趣不大了”，于是終止了翻譯。“我后來改翻譯王爾德了，王爾德比莎士比亞晚，作品中的矛盾（需要解決的問題）比莎士比亞少。我把王爾德翻譯完了！”說著，先生往椅背上一靠，朗聲大笑，“而且他比莎士比亞好翻！”

許淵沖先生朗聲大笑

“我翻譯就是有趣味才翻，沒有趣味就不翻了。趣味最重要。”除了翻譯王爾德，許淵沖先生還翻譯了亨利·詹姆斯的小說The Portrait of a Lady，作品名字通常譯為《一位女士的畫像》，但先生將其翻譯成《伊人倩影》，他認為這樣比直譯有詩意，更能引起人的聯想。“我開始也是直接對等翻譯的，可是沒有趣味呀，這樣翻譯有什么意思呢？”許淵沖所謂的趣味，大概就來自于翻譯過程中的不斷推敲，直至找到那個符合自己心目中美的標準的譯文。他對記者說，“（研究翻譯問題）是要把中國文化的美宣揚出去，并不完全是怕別人誤解中國文化”，先生的最終追求還是美。

許淵沖先生翻譯The Portrait of a Lady的打字稿

“我們年輕人都特別佩服您，您這么大年紀了還這么有干勁！”李若姍特別感佩先生的這份活力和毅力。先生擺擺手，略顯羞澀，“希望還在你們。我30歲回國，回國后一待就是30年，翻譯了4本書，到60歲的時候才回北大，所以很難的。那些翻譯都很難，我翻譯羅曼·羅蘭，后來又挨批了；我翻譯了毛澤東詩詞，當時無法出版。一本一本翻譯下來，翻譯了一百多本書，我已經很滿意了。”

先生一直習慣于夜里工作，有時翻譯到凌晨四點多才睡。年紀大了，他每天就翻譯一頁，自由自在，累了睡一會兒；有興趣的時候，不累的時候，就接著干。他認為人生也要從心所欲不逾矩。“人生能做到這樣就很不容易了。從心所欲，做喜歡的事。用更簡單的話說，‘和喜歡的人在一起做喜歡的事，就是幸福’。”

每天早上和晚上，先生要下樓去轉轉，“不動是不行的，我走到公園去做做操”。家里幾乎每天都有人來拜訪，“和人談談，也不能不和社會接觸”。他對記者說：“你們來我也很歡迎的，大家聊，可以共同進步。收獲是相互的，和你們聊天，我能了解年輕人是怎么想的，下一代是什么樣的。”

聽到我們說現在有很多年輕人也加入到文學翻譯的隊伍，先生說：“恐怕不容易。如果沒有探索自己的翻譯道路，是不行的。能夠超過我，我不反對，我覺得很好。”

祝許淵沖先生百歲生日快樂！

參考資料：

《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翻譯理論》，許淵沖，《中國翻譯》，2016年第5期

《中國經典外譯只能靠漢學家嗎？》，許淵沖，《國際漢學》，2017年第3期

《新時代：中國詩詞如何走出去》，許淵沖，《國際漢學》，2018年第1期

《許淵沖西南聯大日記》，許淵沖 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