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梁啟超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明確指出，“中華民族”指稱的是漢族和各少數民族在內的所有民族，同時亦強調了中華民族由多個民族混合而成的特點。此后，在救亡圖存的時代大背景下，李大釗的《晨鐘之使命》、吳文藻的《民族與國家》、顧頡剛的《中華民族是一個》、傅斯年的《中華民族是整個的》、費孝通的《關于民族問題的討論》等理論文章紛紛面世。盡管這些文章因立場不同而見解各異，但卻在持續的討論和爭鳴中使得“中華民族”這一概念得以流布。由此，有識之士進一步意識到各民族經過長期的交往交流交融，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與共的血肉聯系。

20世紀80年代，費孝通先生提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他認為，中華民族的形成，“是在很早的時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黃河中游出現了一個若干民族集團匯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稱為華夏，它像滾雪球一般地越滾越大，把周圍的異族吸收進了這個核心。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成為中華民族。”由此可見，中華民族并不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而是一個有著共同的歷史文化、共同的集體記憶和共同的前途命運的歷史命運共同體。

此種認同意識在國家面臨危亡之際便會集中表現出來。例如，“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本法西斯的悍然進犯，全國各族人民心手相連，責無旁貸地投入到抗敵斗爭的愛國行動中。在文學界，各民族作家懷著對祖國母親的深切摯愛，控訴著日本侵略者的殘暴，以高昂的愛國激情奮力吹響抗日戰爭的號角，以此召喚各族兒女保家衛國的抗日斗志與家國情懷。

在1931年至1945年的抗戰文學譜系中，多民族作家在抗戰文學的寫作中采用現實主義等藝術手法，悲憤地控訴日本侵略者對各族人民的凌辱和殘害。典型的作品為老舍的《四世同堂》、李輝英的《萬寶山》、金昌杰的《罷課》、穆青的《搜索》、萬里云的《一支槍》、陸地的《鋼鐵的心》、華山的《雞毛信》等。這些作品控訴了侵略者在我國犯下的滔天罪行，悲憫著在血淚中掙扎的世間眾生。在李輝英的長篇小說《萬寶山》中，作家揭露到：“他們把高麗人漸漸往北趕，趕到東三省，空出來的地方，他們就占過去，到現在，高麗人自己沒有一寸土地，窮透了。……他們又想出剝削高麗人血汗的方法，強用我們高麗人給他們做工，不管是在工廠里或是到田間里，都一定一天從早做到晚，做得一個人不剩一點精力！他們不給工錢，不給飽飯吃，鐵打的人也擔當不住呀，所以每個人都黃皮瘦弱，漸漸衰弱了。”在這段文字中，作家借人物之口，控訴了日本侵略者的狡黠殘暴以及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從而有力地確證了中華民族反抗斗爭的必要性和正義性。

抗戰文學不僅揭露出日本侵略者的丑惡嘴臉，更深情地禮贊了各族英雄兒女赤誠的愛國情懷。在此時期，詩歌以其迅捷性和便于宣傳的特質成為抗戰文學中頗受青睞的文學體裁。1936年，滿族詩人金劍嘯便發表了歌頌東北抗日聯軍的長篇敘事詩《興安嶺的風雪》。該詩描寫了抗聯小分隊與敵人展開的殊死搏斗，當隊伍只剩下18個人時，戰士們用他們的鋼鐵意志，毫不畏懼地去迎接新的殘酷斗爭：“我們是鐵的/我們要前進/我們攜著手/前進，前進/完成我們的使命/我們爬過了死亡/前進/待到光明的來臨。”滿族作家關沫南也發表了一系列抗戰詩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詩作有《狹的籠》《沙地之秋》《某城某夜》等。老舍在1939年也發表了長篇敘事詩《劍北篇》，悲切地描摹了戰火中的中國哀鴻遍野的凄慘情境。朝鮮族詩人尹東柱則接連發表了《序詩》《悲哀的族屬》《故鄉的故居》等一系列蘊藉深廣的詩歌作品。蒙古族詩人納·賽音朝克圖的詩作《壓在苫笆下的小草》呈現了抗日力量不可阻擋的態勢。被稱為“抗日戰爭的英雄詩人”的維吾爾族詩人黎·穆塔里甫創作了《中國》《我們是新疆的兒女》《直到紅色的花朵鋪滿了宇宙》《愛與恨》《致人民》等詩篇。這些詩作彰顯出新疆兒女對祖國母親的熾熱深情，表達出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樂觀精神以及建設美好國家的愿景。這些作品體現了當時全國各民族作家的創作活力和家國情懷。詩人們以其質樸的描寫、昂揚的情緒、熱烈的贊頌、悲壯的詠嘆，堅定地相信戰爭的勝利一定是屬于中國人民的，并熱切地期盼著和平安定時代的到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盡管各民族同胞在精神信仰、文化倫理、地域習俗、情感態度等方面存在不同，但國民的自豪感和榮譽感的疊加進一步增強了各族同胞的中華民族意識，結成了基于感性共識的命運共同體關系。201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六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指出：“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由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被進一步廣泛認知，并經歷了從“自在”到“自覺”的范式轉換——“自在”的階段與歷程，確證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具有形成與發展的本體性和必然性；“自覺”的體認與抉擇，說明中華民族共同體能夠被廣泛認知并達成共識。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精神紐帶是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各民族人民依靠承認共同的文化特征獲得中華民族的認同，即“文化認同論”或“價值認同論”。錢穆在《文化與教育》中說：“中國文化，無疑為世界現文化中最優秀者。取證不在遠，請即以中國文化之‘擴大’與‘綿延’二者論之。”作為地域廣袤的多民族國家，中華文化是全國各族人民智慧的結晶，是在歷史的文化河床中淘洗出的文明碩果。事實上，中華文化的真正魅力，植根于它多樣共生、和而不同的淵源與博大。各民族同胞在文化的交流與互動中意識到“非彼無我”的道理，在互為鏡像的借鑒中將各民族獨特的文化與經驗的涓涓細流，融于中華文化的主流之中。

新世紀以來的少數民族文學，不再將所有的目光停留在對前現代文明的深情回望中，也不再單一而凝滯化地陷溺在“民族寓言”的反復表述里，而是站在時代歷史的縱深處，強調并書寫了“共同”的民族實體意義——共同的精神文化、共同的歷史征程、共同的責任擔當、共同的前途命運，以主動積極的姿態擁抱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阿古拉泰的詩歌《百年尋夢》深情歌詠全國各族人民豪情在胸、攜手并進、共同逐夢的時代主題。阿舍的散文《我不知道我是誰》以獨特的個體經驗，在往事漸次回流的場景里，娓娓講述了中華民族雜居共處、自然融合的歷史進程。經由“我不知道我是誰”的哲學發問和探尋，呈現出多民族融合的后裔們在文化認同和族屬身份上由迷茫彷徨到開闊暢達的心路歷程。海勒根那的小說《過路人，歡迎你來哈吐布其》通過一個異鄉人在哈吐布其的短暫停留，頗具匠心地描摹出精準扶貧政策下蒙古草原和民眾生活發生的深刻巨變。小說中，作者對中宣部派來的幫扶干部的言行描寫雖只有寥寥數筆，卻意味深長地揭示出漢族與蒙古族親如一家，在繁榮富足的道路上攜手同行的厚密情感。

概而言之，新世紀以來的少數民族文學注重從中華民族“一體多元”的格局中去理解“一體”和“多元”的辯證關系。少數民族作家能夠認識到中華文化和本民族文化是一個辯證統一的關系。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既有“各美其美”的自由，又有“美人之美”的敬重，從而實現了“美美與共”的繁茂盛景。作家們在深入具體地反映民族的地域文化和精神肌理的同時亦挖掘出各民族文學共同的精神內核，明確表達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意識和構建統一多民族國家認同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