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云南作家秉持現實主義的創作法則，以文學的方式觀察世界、思考人生，并努力探索文本表現形式，拓展審美意蘊空間，構建起這個時代的精神圖譜。

小說：歷史記憶的書寫與民族心理的重構

胡性能的《恐低癥》寫了底層小人物在商業浪潮中幾經沉浮造成的巨大心理創傷，透視出當代人面對生存困境的心理掙扎；潘靈的《叫了一聲》寫的是小人物和雞毛蒜皮的小事情，但是以小見大，凸顯出這個世界可貴的善意；呂翼的《逃亡的公式貀》以烏斯都自述人生經歷切入，講述了他從青年到壯年時代，在金錢引誘下，從盜獵販賣野生動物兼而參與非法融資，深陷罪惡泥潭，在債主追殺下逃回馬腹村，這時，新冠肺炎疫情侵入沙城，他不幸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成了父親和村人視為被公式貀這個惡魔纏身的罪人，身為祭司和彝醫的父親吉薩，就為烏斯都及其逃回山寨的同伴阿搏等人，做法驅除纏身的公式貀惡魔，采集中草藥醫治病體，小說體現出彝族傳統文化對現代人心靈的療救功能，昭示著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容忽視的積極作用；段海珍的《封山》講述了彝族畢摩為了保護村里的風水林，故意讓妻子去砍樹而被巡山的人抓到，懲罰他家殺羊請村里人吃喝三天，從此立下不準隨意砍伐森林的規矩，以別樣的方式保護自然生態；羅家柱的《阿妹馬幫》講述了彝族姑娘施增美從馬鍋頭成長為騎兵隊長，為滇中地區的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小說塑造了彝族兒女的英雄群像，對他們為尋求光明和民族解放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崇高精神給予熱情禮贊，和曉梅的《落地生花的銀》以多條線索的交叉敘述，講述了作為恒昌號小伙計的外公為紅軍渡江提供渡船而遭到國民黨軍警搜捕，經過重重磨難最終走向光明之途，小說重點表現了小人物在風雨飄搖中的堅守與選擇，凸顯了人性的光輝；胡子龍的《顧發順的長征路》描寫了鹽巴小販顧發順在父親被敵人炸死、答應為他打白匪的椿子哥也犧牲之后，于悲痛中萌發了復仇意念，促使他去追趕紅軍從而走上長征路，體現了在艱難革命之途中的人物成長史；包倬的《馴猴記》寫了猴子在人的馴化之下無法回歸自然，隱喻的是人在重重壓力之下的性格變異；竇紅宇的《牛美麗的手腳》寫了易地搬遷扶貧中人們對于故土的留戀，鄉愁是當代人永恒的情感體驗；崔玉松的《羊啊羊》書寫了人們習焉不察的社會痼疾，小說中二叔每一次辦理爭取養殖大戶的手續，都義無反顧地宰羊招呼那些能為他辦手續的人們，為的是“伺候好了，事情就好辦了”，揭露了重人情輕規則的陳規陋習；陳鵬的《麋鹿》以虛實相間的手法，不斷探索文體表現形式，希望“據此探索孤獨、偏執、堅持及有希望又相當無望的人性悲劇”；愛松的《第二季》追求語言的混雜與意義的多解，大量意象與典故的運用，表現了豐厚的審美意蘊；蘭夢醒的《流不出水的水龍頭》《桂花山的紅狐貍》；劉珈辰的《原野上的閃電》等系列兒童文學作品，想象力奇特，語言清新自然，充滿童真童趣。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年度的兩部云南長篇小說，海男的《青云街四號》直面生命主題，以一條老街映現人世間的悲歡浮影，把碎片化的如煙往事與當下生活詩性勾連，柔情的筆觸消融無常所帶來的陣痛和憂傷，是一部穿越生死之場、撫慰歲月之殤的溫柔之書；存文學的《眾神隱退》書寫人類文明的多元并存，以不同族群之間文化差異性的對比，顯示原生態文化的生命活力，強調倡導生態意識對于修復人類文明缺失的重要意義。此外，雷杰龍的《記骨》，陳偉的《無需鞭笞》《珍珠牢籠》，馬碧靜的《花斑蟒》《錯覺》《老年記》《大魚》等都是本年度云南的優秀小說。

詩歌：從世界的本真狀態中汲取詩意

雷平陽的《鮮花寺》鋪展開一幅云南的歷史與人文畫卷，展示了個人幽微的生存經驗及破解當代人精神困境的求索努力，恰如其分的修辭效果和不懈的精神追問，使詩歌氣勢渾厚、匠心獨妙；海男的詩歌含混多義，《活著詠嘆調》《靈魂為我而躍起》《魔笛》等以時空穿插的文體結構，構筑復雜斑斕的精神圖景；王單單的《花鹿坪手記》是關于扶貧題材的作品，詩人虔誠地進入生活現場，謙卑地審視當下的鄉村和農民，以充滿詩意的筆觸寫出讓人感動的脫貧力量；趙之逵的《扶貧手記》《憶建檔立卡戶老彭》以密實的細節勾畫脫貧攻堅的場景，詩人將悲憫與責任化為實際的社會行動，又從生活的現場不斷汲取詩意的靈感；師立新的《入村回訪錄》以寥寥數語，刻畫了農村干部奮戰脫貧攻堅第一線的形象，《疫災之下的百姓年》以流水賬式的記述，折射中國在新冠肺炎疫情籠罩下的老百姓日常生活情態，散發著濃郁的煙火氣息；魯若迪基的《春殤》（組詩）書寫疫情籠罩下的心靈律動，以凝練的筆法直抵生命之本質；楊碧薇的《武漢》以個體記憶呈現時代情緒，“我看見白云在替武漢的天空擦去淚水”傳遞的是全體中國人對武漢祝福的心聲；嚴瓊麗的《我所要表達的》通過日常生活場景的描摹，再現詩人關于生命本質的追問；子空的《民間方言的弦外之音》是詩人與雄渾大怒江之間的靈魂對晤，在大自然的偉力面前，人類應該收斂起驕傲，以謙敬的姿態沉入世界底部，積聚起與自然之力相匹配的精神力量；胡興尚的《晨光微藍》寫了兒童天性，女兒面對每一項晨起所需做的工序，都以童話般的語言來陳述磨蹭的理由，是孩童天真無邪心性的自然流露，《我住在藍色風暴中心》表現了詩人面對天空的抒情，在空曠無垠的世界面前，抒情的場域變得闊大，詩歌意象宏大、氣勢充沛；何曉坤的《云朵之下》（組詩）以奇特的想象書寫個人在自然規律掌控之下的命運歸宿，既有形而下的生活本真記錄，又充滿著形而上的哲思意味；唐果的《我又把灰塵請到詩里》（三首）以清新的語言勾勒生活的原貌，在日常生活的流動中思考生命的內涵。

云南的詩人眾多，詩歌創作活躍，好作品也不勝枚舉。2020年，如范慶奇、何永飛、雷煥春、李聿中、影白、舒瓊等詩人均有不少佳作。

散文：摹寫當代人的生存經驗

于堅的散文隨筆獨樹一幟，《暗盒筆記》和《棕皮手記》等作品呈現那些被日常生活遮蔽的意義，在常人看來土得掉渣的場景，經由他獨具只眼的觀察和敘述，便有效凸顯日常生活的哲理，那些遠離攝影家審美選擇的景象，竟都暗含著不一般的存在意義，描寫入木三分，時見哲思涌現；葉淺韻的《生生之土》寫出了大地母親的寬厚與溫暖，即使年成不好的時候土地也能損余相補，讓人們渡過難關，“一季一季的土地，變著花樣，喂養著人們的腸胃”，運用比擬手法表達對土地的感恩，隨著作家年齡的增長和人生閱歷的豐富，對土地的依戀之情越發濃厚，《災難后的重建》反思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災難，強調了人類應該自律和自覺，因為“只有我們醒著的時候，黎明才會到來”。《鳥的故鄉》和《想把自己推倒》關注弱勢者的生命遭際，體現了作家強烈的悲憫情懷；陳洪金的散文有大開大合的力量，《金沙江的幽暗處》對滇西歷史爬梳剔抉，文字縱橫捭闔，收古今于一篋、視野開闊、氣象宏深，《滇西草木記》極盡細致的筆墨描寫了鳥巢、猴群、葵花、水碓、荒渠、泥墻等自然物象，以細致入微的觀察與描摹，透視在這些鄉村景觀之下潛藏的生命秘密；李達偉的散文向來注重思想的維度，無論是面對高山峽谷還是茫茫人世，他都力圖在塵世中找到牽連萬物的線條，探尋隱藏在自然背后的生命奧秘，《面孔》《影》等作品向著人類的生存經驗挺進，那些易被忽視的存在之境在他的逼視下逐一現身，《高黎貢》在向一座雄山致敬的同時，執著地表現清潔的人類精神與純凈的自然之間形成的平衡之美；半夏的散文《我是一個生物多樣性保護志愿者》《與蟲在野》《在勐海大地上看植物》著眼于山野之間的小蟲小花帶來的誠意和美好，“萬物皆奇跡！季節更替，草木榮枯，各有生命秩序，無論生與死，皆有尊嚴和傳繼。”用對蟲類的友愛之心，生動闡述了生命物種的周期節律；左中美的散文是面向大地的獨語，《時間，或者身體史》談落發、談鄉村氣味、談美食，鋪展開一幅充滿煙火氣息的人世圖景，生命的蔥郁與衰微，身體之潮的朝起夕落，總是脫離不了自然規律的把控，散文有沉思，亦有淡淡感傷；余繼聰的散文布滿密實的鄉村細節，他站在城里眺望故鄉，懷想天真的童年，《草命》《碗里鄉愁》《屋檐》《故鄉的模樣》等作品，以城市寄居者的姿態回顧故鄉往事，書寫溫馨親情，濃郁的鄉愁溢滿字里行間；李光彪的散文是一曲鄉村生活的贊歌，他謳歌母愛、感恩親情，《松毛上的圖騰》《雪罩鼠年》《我是鄉村復制品》《母親的風干菜》《楚雄的菌子》等作品，將滇中農村的地理物象和風土人情刻畫得可觸可感，具有鮮明的地域文化標識；西木的散文《愛的傳遞》以四個“傳遞愛”的故事，勾勒出志愿獻血者的形象，書寫了傳遞人間大愛的感人力量，抒發了對志愿獻血者的由衷敬佩與贊美。此外，黃立康、彭愫英、韓衛賢、刁麗俊、何建安等作家也發表了一批意境清新、意蘊深沉的散文作品。

報告文學：為時代放歌

云南省報告文學學會組織創作的《云嶺醫師——抗疫2020》是為省內外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醫師們所唱的贊歌。在災難面前，廣大醫務人員和“抗疫”一線工作者逆行而上，甘灑熱血譜春秋，他們大無畏犧牲的精神值得記錄進歷史。張慶國的《犀鳥啟示錄》以散文的筆法和跨越時空的結構，展現了盈江縣推廣觀鳥旅游產業，助推本地脫貧的生動實踐；徐劍、李玉梅的《怒放》以精巧的構思和布局，從眾多鮮活的事例中展現獨龍江鄉黨員干部群眾脫貧致富奔小康的成績，書寫了以高德榮為代表的共產黨員不忘初心為民謀幸福的崇高品質；帕男的《大沖刺——云南15個特有民族脫貧記》以大量翔實的數據勾勒了云南歷史發展的脈絡，特別是15個民族的歷史記憶與當下發展面貌之間的鮮明對比，形成了強烈的視覺沖擊，增添了文學的感染力；米切若張、賀明輝合著的《歷史的跨越》聚焦國家級貧困縣武定縣在脫貧攻堅進程中的歷史功績，忠實記錄了武定消除絕對貧困的艱難歷程和成就，彰顯了各行各業在這場偉大斗爭中創造的偉大精神。云南省作家協會編輯出版的《跨越》多角度展示云南決戰脫貧攻堅、決勝全面小康中的動人事件，以文學的形式記錄和見證脫貧攻堅偉大壯舉，謳歌和禮贊先進人物和感人事跡，為歷史留下了一份形象性的文學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