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近年我國出版業一個有趣的現象談起。

2017年，如果你稍加細心觀察就會發現：中國的老舍和美國的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在這一時間成了國內眾多出版社競相推出其代表作的兩位熱點作家，他們一些代表作的中文版本數量在這一年激增。中美兩位文學大師如此殊途同歸，其緣由無非就是因為從這一年起，他們的著作權開始進入了公版期。

其實又何止是老舍和海明威成為一眾出版單位搶手之熱點？環顧一下我們的文學圖書市場，本土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中哪一種沒有數百個重復版本？而域外20世紀前包括巴爾扎克、雨果、司湯達、狄更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大師的經典名篇，哪一種不同樣也都有三五十乃至近百個以上的版本？這個現象往好里說，自然可以歸結于我們某些出版商的眼神好，識貨！換個角度看呢？如此一哄而上的背后恰暴露出了我們文學創作與文學出版原創力的嚴重匱乏和原創性的極端不足，況且在許多重復版本中，質量平庸低劣者也并不在少數。這一切無疑已成為影響我們文學創作與文學出版高質量發展的嚴重障礙。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已明確了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改革為主線，到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等一系列發展目標。作為建設文化強國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創作和文學出版要實現高質量發展，關鍵就是要進一步推動創作和產業發展由數量擴張向質量提升轉變，不斷增強優質作品的有效供給能力，提升產業的市場競爭力，為滿足新時代廣大人民群眾對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糧。“內容為王”是文學創作與文學出版的鐵律，如果沒有一定數量的優質原創產品做支撐，沒有大量具有創新精神的從業人員積極主動地進行文化創造，則無異于靈魂的缺失。近些年來，我們的文學在創作與出版方面成績顯著、名家頻出、佳作紛呈，但問題也不少，一個突出的重要表現就是“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具體點說，就是一些作品過于偏向瑣碎的日常經驗和一己之內心，而展示時代主潮與人民心聲、體現家國情懷、黃鐘大呂的優質原創作品則相對較少，我們近現代以降諸如抗日戰爭、改革開放等重大事件，本都應該出現與之相匹配、可以傳之后世的扛鼎之作，但遺憾的是，這些依然還處于期待的過程之中。因此，抓優質原創，理應成為文學創作與文學出版永恒的主題。

所謂“原創”，本質上就是對既定參照物的一種懷疑與否定。它既不是對某種既定形態的提升與修補，也不是對已有存在的一種注釋與重復；原創是一種蛻變，具有非連續性的特點；原創在尊重傳統、質疑傳統的同時，更在于創造新的傳統；原創來自創造者自身的綜合能力，雖不排他但又必然在自己的作品中烙出一個鮮明的新“我”。

“原創”者，重在一個“原”字，這個“原”區別于一般的創新。它強調的是初始性，即一切來自本源、根本、大地和生命；這個“原”具有不可復制性和排他性，它是新鮮的、獨特的，又是抗平庸、反陳舊和拒重復的；這個“原”是一種對世界和人生的新把握，一種新生命形式的藝術顯現。

就整體而言，文學創作首先是一種個體性極強的精神勞動，優質文學原創作品的產生，首先當然需要廣大寫作者——無論是專業的還是業余的、傳統的還是網絡的、個體的還是集體的——創造性的精神勞作，但文學出版業的積極參與——無論是前期的聯手還是后期的制作推廣——同樣不可或缺。中國現代以來的歷史告訴我們：文學與出版的良性互動為這一時期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發展留下了一道靚麗的軌跡，在這條歷史的長河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學界最好的時期也是出版業最好的時期，反之亦然。文學創作在關注外部世界的同時，也需要反顧自身；出版不僅是傳承，同樣也是一種創造。如何再造文學創作與文學出版良性互動的燦爛景觀就是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要工作。

優質的原創文學因其對人類發展進程和審美經驗獨具個性的觀察、表達和書寫而最能反映一個民族文化創造的活力，而這種文化原創力的強健與否恰是構成我們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礎。從詩經到漢賦、從唐詩到宋詞、從元曲到明清小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標志性文學，表現了所處時代獨特的文化原創力。今日之中國已然進入了我們歷史上各個時期都無法想象與難以企及的繁榮與強盛之新時代，大題材、好故事，豐藝術、強傳播，是我們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無法比擬的。這個偉大的時代當然需要也有條件產生與之相匹配的優質原創文學，在現有文學高原的基礎上隆起一個優質原創文學的新高峰。時代抵達的高度，思想和文學應該努力攀登，而思想和文學抵達的地方，出版就沒有任何落伍與掉隊的理由。

今年恰逢新中國成立時間最早、文學出版規模最大、文學品類最齊全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建社70周年，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在紀念該社建社7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有這樣一段感慨：“最近，我看到一張照片，是42年前人民文學出版社召開中長篇小說部分作者座談會的合影。那是1979年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結束不久……我想，這張照片不僅有歷史價值，它還體現著人民文學出版社70年一以貫之的精神，那是開風氣之先的使命感，是引領潮流的自信和勇氣，是鼓勵創造與探索的胸襟，是與廣大作家緊緊連在一起的熱情與溫暖”。而人民文學出版社在為自己的70周歲生日慶生之際也出版了一本名為《文學名著誕生地》的圖書，該書收錄了90余位作家、評論家、學者、翻譯家與編輯家回憶他們與人民文學出版社交往的種種經歷。我之所以引述這樣兩段事實無非是想說明：盡管文學出版處于整個文學產業鏈的后端，但在促進與推動優質原創文學發展與繁榮的過程中絕對不僅僅只是一個被動的等候者與二傳手。在一定意義上，它既能夠參與和協同作家的創作過程，也可以在編輯和出版過程中進一步優化原創文學作品的品質，放大其影響力與傳播力，最終實現原創者與出版者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雙豐收的最佳效果。

如此論斷絕非妄言。鐵凝在談到人文社召開的那次中長篇小說部分作者座談會時，特意強調了“那是1979年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結束不久”。什么意思呢？要知道，那還是一個乍暖還寒的時點，當時一些與會作家身上背負的種種“莫須有”枷鎖此時尚未卸下，而這次會議的邀請于他們而言無異于就是一次精神上的昭雪。至于馮雪峰之于《保衛延安》、龍世輝之于《林海雪原》、王維玲之于《紅巖》……這些編輯給作家提出懇切意見提升作品質量的故事更是可以續寫許多。

優質原創文學作品的創作和傳播，在某種意義上恰猶如科技創新一樣，需要時間與精力的大投入，如果將這些量化為經濟計量也同樣是一次大投入。但這種投入無疑是值得的。它一方面為我們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建設提供優質的精神文化精品，同時也是在為文化企業提供獨有的核心競爭力，且降低了在復制、生產、傳播和衍生開發等后續價值延伸增值過程中的成本，這種產業鏈越長，優質原創文學作品無形價值的開發和利用就越充分，企業的長期競爭力就越強。

盡管理論上如此，但由于當下種種復雜的因素，一些優質原創力在一定時間內未必完全能夠釋放出它本該產生的強大文化影響力及經濟效益等現象也并不鮮見。對此，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優質原創文學的產生有其自身的運作規律，美成在久。相關部門特別是管理部門，一定要保有足夠的耐心，摒棄那種急功近利的政績觀與業績觀，充分尊重藝術生產規律。堅持以強原創為基石。一方面，在各種資源配置以及政策扶持等方面，都應旗幟鮮明地圍繞著原創力堅持黨和國家的標準與尺度，大力扶持、表彰和獎掖原創，尤其是現實題材的文學原創，在全社會倡導與培養尊重原創、呵護原創的社會風氣；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事前審核和事后監管等多種手段，抑制低端重復出版現象，比如明確規定中外文學名著單位的專業出版資質與門檻，對校勘者、譯者和責任編輯等相關人員的相關資質與能力進行基本審核等。

無論如何，強原創都應該成為文學創作與文學出版永恒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