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有關“共同體”的概念廣泛見于文藝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各個領域。在文學領域，出現了諸多關于“文學共同體”的表述。從文學角度看，“共同體”概念的提出既呼應了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國家戰略，也順應了中國文學進一步融入世界文學版圖，從邊緣走向中心的文學進程。在這一進程中，當代中國文學的主體性問題尤其值得關注。

兼顧文學特性與文化品格

當代中國文學的主體性內涵具有雙重屬性，分別是文學屬性和國族屬性。20世紀80年代，曾興起過文學主體性的討論熱潮，推動文學進一步擺脫“工具論”“反映論”的束縛，向自身回歸。這一理論的提出在思維模式上表現出強烈的二元對立色彩，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今天，在中國文學日益融入世界文學共同體的時代大背景下，我們應認識到，雖然80年代以來文藝界的相關探索極大地推動了文藝思想的解放，但當前的文藝建設仍存在廣闊空間。我們應從文藝本身出發來處理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的關系，尊重文藝自身的生產規律與創作規律，以辯證的眼光看待作為價值哲學和國家戰略的“共同體”概念與文學藝術自身的關系，從而推動文學自身的進步與發展。

當代中國文學的主體性還具有國族屬性。在融入世界文學“共同體”的過程中，我們既不能“削足適履”，以淡化乃至消解本國文學的特性為代價推動世界文學共同體的達成，也要警惕文藝層面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滋長，避免以二元對立的思維來處理本國文學與他國文學的關系。同時我們還須認識到，當代中國文學雖然以新型的現代民族國家作為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但還從屬于在時空層面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體系。因此，這一文學的主體性本質上也是一種文化的主體性，乃至文明的主體性。在構建世界文學共同體的過程中，我們既要承認民族國家、社會環境對文學藝術的內容、形式等方面的客觀限制，也要認識到文學藝術自身所擁有的超越特定時空的內在力量，對內鞏固“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對外推動不同文化的交流對話，使文學藝術協調“必然”（時空性）與“自由”（超時空性）的特性得到更為充分的發揮。

繼承遺產與推陳出新

要真正保持中國文學的主體性，應當在繼承優秀的文學、文化遺產和持續推動文學創新的基礎上，保持中國文學自身的活性。

在繼承遺產方面，我們既要繼承“五四”之后的優秀文學遺產，也要繼承“五四”之前的優秀文學遺產，并堅持從實際出發，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與此同時，我們還應當注重繼承與文學遺產存在密切聯系的文學和文化傳統。傳統既是本國文學賴以維持主體性的靈魂，也是本國文學不斷生長的土壤。賡續文學和文化傳統，才能真正使當代中國文學對接中華民族的千年文脈，培筑更加穩固的發展根基。除了繼承本國的優秀文學遺產，我們還應當以開放的心態對待他國的優秀文學遺產。每一國族的文學都與本國、本民族的語言、文字、文化心理乃至文明體系血肉相連，因此我們既要認識到學習與借鑒的必要性，也要認識到不同國族的文學之間存在的客觀差異。學習與借鑒并不意味著盲目復制、模仿他國文學遺產中的文學語言、創作技巧、思想內容等，而是將之視作“文學營養”，結合本國文學發展的實際狀況對其進行消化吸收，進而使當代中國文學在自己的發展道路上穩步提高。

在繼承遺產的同時，我們還要努力做到推陳出新。周揚在1956年談及“推陳出新”問題時強調：“一方面不離開原有基礎，另一方面又要有變動。陳的是基礎，新的是結果。”對當下的中國文學而言，要想出“新”，同樣要重視“陳”的基礎性作用，在發掘整理文學和文化經典的基礎上為創作提供源泉。此外，要注重對文學和文化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使之順應當代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演進邏輯，真正發揮推動文藝創新的作用。另外，“出新”應該是一個大膽探索的過程，本著堅持“雙百”方針，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前提下，一切以“人民性”為導向、把握人民需求、能夠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學藝術作品，都應得到支持與鼓勵。

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經驗

今天，真正意義上的“世界的文學”仍在形成之中。在此過程中，中國文學在保持自身“主體性”的前提下，應當且能夠為世界文學提供獨特的文學價值。

一方面，中國文學具有“和合”之美。“和合”思想是中華文化的精髓，早在春秋時期便已具雛形。在中華民族長期的文學實踐中，作為哲學思想和價值觀的“和合”逐漸內化為一種成熟的美學風格，廣泛融入文學創作。“和合”美學包容美學元素之間的沖突與融合、中和美學元素之間的差異。中國文學由此得以不斷構建新的審美“和合體”，并以此保持自身的生命力。中國文學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融會了儒家的“里仁”、道家的“淡然無極”、佛家的尚“空”等多重美學元素，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意境”這一獨具中國特色的美學范疇。其后，中國文學又在追求審美“現代性”的過程中廣泛吸收了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魔幻現實主義等美學風格，在融會世界范圍內現代、后現代美學元素的基礎上不斷向前發展。另外“和合”不僅是一種美學風格，還是一種思想境界。中國文學中對悲劇結局的“大團圓”式處理，對人與人和諧相處的“大同社會”的描寫，對人與自然“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都是“和合”理念的具體反映。因此，對于世界文學而言，中國文學提供了一種能夠巧妙處理“自我”與“他者”關系的書寫模式。這不僅有利于協調不同國家和地區文學觀念上存在的差異與沖突，也有利于作為文學創作主體的人類更好地應對“后人類”的挑戰。

另一方面，中國文學講述了獨特的中國故事。文學層面的中國故事根植于中國獨特的政治、經濟、文化現實，相關文學書寫反映了獨特的中國經驗。以有關鄉村的文學書寫為例，從傳統的田園書寫到現代的鄉土文學，再到當代的農村題材文學和鄉村題材文學，其發展流變既反映了中國社會主流審美觀念的變遷，也反映了作為傳統農耕文明的中國在建設現代化過程中個體身份、心理、思想觀念、生存方式的變化。與此同時，不同鄉村在面對現代化、城鎮化進程時表現出的認知和情感上的差異、地域經驗和國族經驗之間的普遍偏差，均使得中國故事具有別樣的內涵與深度。目前，中西文化之間依然存在隔膜，因此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基礎上，應進一步推動中國故事在國際上的傳播，使世人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國故事所蘊含的文化心理和情感結構，才能真正使中國文學從世人眼中的“奇觀”變為“風景”，為世界文學共同體建設貢獻中國文學力量。

（本文系江蘇省研究生培養創新工程研究生科研與實踐創新計劃“周揚與新時期文學主體性的生成研究”（KYCX20_2640）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