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是人類的生存家園。

文化興，則民族興。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家園。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不能沒有靈魂，作為精神文化事業的文學，是一種關乎人類靈魂工程的創作。

那么，生態文學的創作和生態文化的創造，就是關乎生態環境保護的靈魂性的培根鑄基的事業。

生態文明是人類和民族的生存精神的綠色結晶，生態文學和生態文化則是生態文明的生動樣本。

而山西的生態文學創作活動，一直追著山西生態環境保護乃至生態文明發展的歷史和時代脈搏。

2019年沁源獲得“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示范縣”稱號，2020年山西組織了“美麗中國·生態山西”省內作家走進沁源生態文學采風活動。山西作家創作了《沁源綠》系列文學作品，是這次走進沁源生態文學創作的成果，也是沁源生態文明建設的成果。

前不久，國家生態環境部宣傳教育司司長劉友賓在中國環境報社宣傳工作會議上談到大力發展生態文化時講，山西建立了一個作家群，把作家們團結起來，堅持組織生態文學采風，推進生態文學創作，出了很多很好的作品。山西有一批實力派作家在全國是有影響的，把這些作家組織起來，以文學創作的方式聚焦生態文明主題，營造生態文化氛圍，擴大生態環保影響，就形成了我們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社會力量。

山西生態文學的組織和創作活動，受到國家生態環境部的首肯，這對山西生態文學事業的歷程，是一次好的回望；對山西生態文學事業的發展，也是一種新的鼓勵。之后山西生態作家作為唯一省級代表，應邀參加了中國生態文學座談會。

可以說，生態環境文學，是生態環境保護的一種記錄，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一種標志。生態環境保護，是中國歷史發展的標志，生態文明建設，是中國時代進步的旗幟。作為記錄與標志，生態文學，最負歷史使命也最負時代責任地刻錄著中國生態環境保護年輪和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進度。毫無疑問，山西的生態文學創作活動，也深刻地記錄著山西生態環境保護發展的年輪和反映著山西綠色轉型發展的進度。

一

形象地說，誕生于中國及山西現代化進程的生態文學，始終追著“黑”批“黑”，伴著“綠”繪“綠”，追著“美”寫“美”，歷史而現實地充當著記錄、反映、表現的角色。

在環境保護時代，環境文學擔當了揭露批判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的曝光者的使命。中國產生了徐剛的《伐木者，醒來！》、劉貴賢的《中國的水污染》、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岳非丘的《只有一條長江》等報告文學；山西也產生了麥天樞的《挽汾河》、哲夫的《黑雪》《毒吻》、趙瑜的《第二國策》、景平的《基地之憂》《黑色焦慮》《晉水危機備忘錄》等環境文學。

在生態文明時代，生態文學承擔了記錄反映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的記錄者的責任。中國產生了何建明的《那山，那水》、李青松的《一種精神》《塞罕壩時間》、哲夫的《水土中國》《愛的禮物》等報告文學；山西也產生了景平的《流淌進一條河的文學行走》《汾河消息》、李云峰的《汾河行思錄》、王秀琴的《活出山一樣的高度》、王芳的《以樹的名義》等生態文學。

早在20世紀末葉，中國作家就提出“作家是環境保護的天然同盟”，而山西作家也提出“環境保護是文學的永恒主題”。中國發起包括生態環境文學在內的大型征文活動“中國潮”；山西開展生態環境文學專項征文活動“環保潮”。進入21世紀，中國作家開展“大地文心”生態文學創作采風活動，山西作家也鋪開“美麗中國·生態山西”文學創作采風活動。山西文壇始終與中國文壇合在同一個節拍上，山西生態環境文學始終與中國生態環境文學跳在同一個脈搏里。

應該說，多少年來，一面綠旗，始終是山西省生態環境廳與山西省作家協會合力擎舉的綠色旗幟；一條綠線，始終是貫通在山西環保人和山西作家之間凝結關愛的綠色紐帶。

而今，生態文明時代，山西作家更是追著山西的綠色。從污染汾河追到生態汾河，從綠色右玉追到綠色芮城，從綠色芮城追到綠色沁源，山西作家始終是追綠者也是播綠者，播種和傳播生態文明的綠色種子。

二

在山西生態文學發展的進程里，開展了“生態汾河行”作家采風活動、“美麗中國·生態山西”征文活動、“美麗中國·生態山西”作家采風活動，陸續推出了《山西綠色散文選》《走進一條河流》《黃河邊上的綠太陽》《沁源綠》。山西已經有近300位作家參加。

山西的作家，不僅僅是采風者，還是寫作者；不僅僅是寫作者，還是行動者；不僅僅是行動者，還是思想者。作家不僅采訪生態環境保護，寫作生態環境保護，而且，從心靈深處融入了生態環境保護，融入了生態文明建設。由靈魂深處的融入融合到寫作行動的外化實踐，深切體驗到了什么是生態文明，什么是生態文學。生態文學的采風體驗，實際也是作家的情感理性經歷。山西作家終將自己觸發的關于生態文明的體驗和理解，轉化成為了自己的生態文學創作實踐。

就像報告文學作家黃風所說，生態文學，是以文學表現生態，就如山水詩，是以詩表現山水情懷。那么，無論寫什么樣的“生態”，都不能忘記文學性，而且只有強調文學性，筆下的“生態”，才能風光無限。若輕視文學性，生態文學會很糟糕。若拋棄文學性，就不是生態文學。

就像紀實散文作家蔣殊所說，越來越多的人關注生態文學，越來越多的人書寫生態文學。只有生態和諧了，穩定了，大自然才會賦予人類最佳的生存環境。關注與書寫生態文學，就是保護大自然，就是親吻大地！每個書寫者，都應持有這樣一份關愛生態的義不容辭的責任與使命！

就像青年詩人悅芳所說，生態文學的特質之一，就是回歸自然的浪漫與和諧，而自然的浪漫主要來自對家園——物質性的家園和精神性的家園的美好憧憬。自然是人類的哺育滋養者，也是人類的良朋益友。人類不僅在物質上依靠依賴于大自然，而且在精神上也受到大自然的熏染和陶冶。人類生存的最高境界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他人、人與自身的一種詩意的和諧關系。所謂詩意地棲息在大地上是也。

就像作家、詩人趙樹義說：文學即對話。生態文學即人與自然的對話。 生態者萬事萬物之關系也。歸根結底，世間萬事萬物皆關系，寫作者僅是發現并記錄這種關系而已。發現，記錄，這也是人與自然的對話方式，只是這種對話只能用心，用人的心，用自然的心。沒有人便沒有文學，沒有自然也沒有文學，沒有人和自然之心，萬事萬物皆枯木。生態文學便是人與自然的心心相印，從古至今，唯愛可以成就。

就像作家、評論家王芳所說，生態文學是社會發展歷程中的必然結果，是人類在經過發展與環境的思辨以后的對天地的叩問。生態文學賦予作家新的使命，就是要從古代文明到現代文明，從東方哲學到西方哲學，從現實發展到未來文明發展，在不斷追求理性思考和感性創作的融匯中，完成綠色的構建，從而對給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個世界的運行，提供靈魂性的滋潤。因此我們任重道遠。

就像散文家、詩人閆文盛所說，我心目中的生態文學，是以個體心靈面向自然而產生感應的文學，既申訴表達自然本相之美，更為自我存在找尋一種存納容器的文學。關于生態的書寫并不是這類文學的開端與終結——我想強調的是，在這里，人與物并不割裂，而是彼此共融相互激勵。“生態”二字，兼有自然外物和人之內心兩層指涉。只有真正深入地把握了物我之間的關系，人的靈魂情境與自然物理才能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使生態文學既富有其形，更能鞭辟入里。

就像詩人趙建雄所說，生態文學以“生態”作為創作和表現對象，是人類在全球視野中探求地球生命如何相互依存共生并長的，人類與自然如何實現共同長遠和諧發展目標的，關乎地球平衡運行和地球物種整體健康冷暖命運的新的面向未來的文學。是作家對人類與自然關系的一種獨特的認知、體驗和感受，是作家對包含著人類在內的所有自然對象和生命表現感受的一種敘述。它以深刻反映自然資源開發和生態環境保護為題材和主題，承擔文學觀照生活、反映現實、撫慰人心、啟發思考、提供借鑒、共建和諧的社會責任。

可以看到，我們的作家，已經在山西生態環境保護和綠色轉型發展的現場，用腳、用筆、用心、用腦，深入地進行著生態文明以及生態文學的感受和體驗，探求和思考，寫作和實踐。我們作家在這個時代，也完成著自己綠色的嬗變。

三

山西生態環境保護的歷史，艱難曲折、波瀾壯闊、憂患深重；山西生態文明建設的現實，攻堅決戰，如火如荼，繁難艱巨。山西的建設和發展，正需要作家深入地、深刻地、深情地關注和關切，書寫和抒發，創作和創造，助力和鼓勁。

可以說，山西40年的生態環境保護，已經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新世紀的生態文明建設，正在發生著時代性的跨越。就在我們的沁源采風之后，2020年，沁源又獲得了國家“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基地的稱號。而在2019年與沁源一起獲得“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示范縣”的沁水，2020年，又被列入“世界暗夜星空保護地名錄”。而且，在繼右玉、芮城、沁源、沁水之后，2020年，蒲縣，獲得了“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示范縣”。也許，這只是生態山西一個窗口。其實，山西的河流在變清，山西的空氣在變靚，山西的大地在變綠，整個山西，山西的城市與山西的鄉村，都在變美。

已經浸染著沐浴著綠色的山西作家們，應當寫好生態環境保護的山西故事，講好生態文明建設的山西故事。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山西故事，也是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的中國故事，寫好了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山西故事，也就寫好了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的中國故事。山西作家富有著在綠色生態之上的生花妙筆。

山西省作家協會和山西作家們的參與和支持，是山西生態環境保護發展的新的文化動力。杜學文主席為《沁源綠》撰寫了序言，也為山西作家們創作生態文學標明了新的指向。

期望并且相信，我們的作家們，會以強烈綠色社會責任，博大的綠色人文情懷，誠摯的綠色關愛精神，奉獻出美麗的山西生態文明故事，也奉獻出美麗的中國生態文明故事！

應該自豪，我們書寫美麗中國的作家，是美麗的作家。

應該驕傲，我們書寫生態山西的作家，是生態文學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