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卡夫卡《判決》手稿第一頁

“最難的生活是無關痛癢的生活”，克爾凱郭爾在《人生道路諸階段》里有這么一句，初讀未解其意，再讀似有所悟。對我而言，若想在流逝的日子里抓住些什么，讓自身有所傍依，有所專情，便是寫和譯這兩樁事。借由文字，筑起敏銳的自衛，在生活的平庸河流中保存一個小小的精神島嶼。不過，這也是近年來才有的認識，世上總有人早早明白了自身的使命，規劃井然，成果斐然；也總有人后知后覺，糊涂度日，進入人生下半場才有所悟。看似“頓悟”，實質是過去種種經驗的疊加匯聚，在某個時刻從心靈深谷陡然升起一聲召喚。瞬間，仿佛所有的日子都是為了迎接這一天的到來而做的準備。

雖然，數數過去譯的，也不算太少，拉拉雜雜近一百萬字，但所譯的大都是些“無關痛癢”的東西。有時是沒得挑選，有時是情面難卻。總之在沒有遇到心儀對象前，翻譯無非是一樁“差事”，而非一項“志業”，更談不上為之魂牽夢繞、衣帶漸寬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我把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合作，為“文學紀念碑”系列翻譯德國學者萊納·施塔赫的著作《卡夫卡傳——關鍵歲月》視為個人譯路的轉折點。這一回，圍繞著卡夫卡，編輯與譯者之間達成了高度共識。這是理想譯事的起點：欣欣然、躍躍然，又鄭重其事，如履薄冰。

比起閱讀卡夫卡，翻譯《卡夫卡傳》更能讓我進入到心愛作家的生命內部，聆聽那顆“布拉格德語靈魂”的孤獨與狂喜，柔弱與堅韌；試著理解這位世界文學的著名單身漢的憂懼和矛盾，甚至可以大著膽子，剖析他與他筆下人物那些迷障重重的言行背后的心理機制。但是，這一切的最終目的，是在他者的生命中發現自我生命狀態的實然與應然。我想，翻譯文學傳記的理想境界，是生命與生命的相互體認與呼喚。偶爾，夜深人靜，譯到深處，會在心里嘆一聲“嗨，你這個弗朗茨呀！”仿佛感嘆的是一位鄰家兄弟、同學友人。在這種時候，叫他“卡夫卡”終究聽起來生硬了，隔膜了。 “卡夫卡”代表著疏離警惕、獨孤執拗的一面。而“弗朗茨”卻是個頭腦發熱、內心敏感的小伙，總是寫著長信、訴著苦衷；或者興致勃勃地四處閑逛，劃船游泳、唱歌爬樹，乏了也不肯回家，寧愿一頭躺倒在朋友家的長沙發上，愜意自在地聊天。我很愿意和這個弗朗茨做朋友。

卡夫卡的寫作節奏映照著我的翻譯節奏。施塔赫總結了卡夫卡寫作的特征：創作的漲潮期總是突然來臨，卡夫卡可以一天數小時高強度、高產能地寫作；接著便是連續數周的退潮期，想象力漸漸消退，就算拼命掙扎也難以為繼，最后只能偃旗息鼓，陷入持續數月的停滯期，卡夫卡稱之為“可恥的低谷”。卡夫卡的想象力和藝術表達力仿佛受著某種秘密法則的指揮，時而欣然開放，時而黯然關閉。每次他都投入太猛、太深，似乎要把短暫開放的靈感蓄水池一次抽盡。我由此對照自己的工作方式，發現了驚人的相似。在翻譯的“漲潮期”，日工作量可達三千字。在這樣的日子里，我的心思情感與文本緊密咬合，就連吃飯睡覺，詞語也四處游弋，在菜湯里、枕頭邊、夢境里；到了退潮期，每日只能譯幾百字，思路緩慢，行文澀滯，心情忽明忽暗；甚至有過長長的停滯期，一瞥見書封上卡夫卡望著我的憂郁模樣，就想拔腿逃離……

即使在嚴格自律的狀態下，也很難保證勻速前進。翻譯即理解，或者“解譯”，這個過程是似是而非、矛盾重重的。當我把自己所理解的卡夫卡換作母語呈現，隨著手底下一串串語言符碼產出，屬于漢語的獨特屬性，混雜以我個人語言體系偏愛的氣味和色彩，產出的卡夫卡形象和原著必然呈現出不同的“性狀”。如何把卡夫卡復雜幽深的生命密碼恰如其分地傳遞給中文讀者？如何讓原著中的聲音激起盡可能精確的回響？為此，我會提醒自己與文本保持適度疏離，甚至隱身。斯坦納在《巴別塔之后：語言與翻譯面面觀》中提到“化身的懵懂”，（transubstantial ignorance），這里頭“蘊藏著翻譯事業的悲哀，但也隱含著修復傾塔的方法”。故而，我提醒自己，譯得順暢得意之際，就越要小心“過猶不及”。反過來，在磕磕碰碰處，反而倒更“安全”些，因為速度放慢了，心里敬畏，則筆下更為小心。

譯者就是在一片霧靄中摸索的人。就翻譯卡夫卡傳記的體驗來說，是既要摸索卡夫卡欲拒還迎的古怪心意，深情又絕情的矛盾態度，又要摸索施塔赫時而博學饒舌的雄心，時而善感細致的多情，這使我如同行于霧中霧，照著鏡中鏡。正如博爾赫斯在詩歌《羅盤》中關于翻譯的洞見： “我自己也不了解的生命/難解之謎、機遇、密碼的痛苦/還有通天塔的分歧不合。”可見翻譯是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舉動。不過，等熬到了修改校對的階段，就能時不時品味勢如破竹之暢快；再等到一章章打印出來，就可以高高興興捧著溫熱的紙張坐到餐桌邊，進行二校工作了：就著一杯茶、一碟零食，用紅筆去掉虛詞冗贅，修正標點符號——恰如繡工完成一件經年累月的繡品，清理最后的細碎線頭，自有一種疲憊的滿足。

寫作的專注也是要以犧牲俗世樂趣為代價。29歲時的卡夫卡在日記中寫道：

“我在自己身上很容易察覺到一種對寫作的專注。當我這個‘有機體’顯示出本性中最可能出成果的方向是寫作，一切便朝它奔涌而去，導致其他方面的能力，比如性的樂趣，吃吃喝喝，哲學思考，尤其是欣賞音樂的能力都停滯不前了。所有這些領域的能力都在衰退。這也是必要的，畢竟我的力量的總和實在太少，只能半道匯聚起來，統統交付給寫作。”

與其說這段話反映了卡夫卡的自知之明，不如說反映了他對寫作使命的高度自覺。為了寫作，卡夫卡自愿壓縮、甚至放棄生而為人的需求和愛好，試問世上有幾人能做到這樣的“絕情”？若論起卡夫卡寫作的狂熱，則我翻譯的熱度根本無法與之相提并論。卡夫卡會進入一種全然忘我的，同時又高度自控的創作狀態——寫作的烏托邦之境。短篇小說《判決》是極少數令卡夫卡滿意的作品。在此之前，他長期處于自怨自艾、自我否定的情緒里，說自己寫得“又少有差勁”。在經歷了《判決》誕生之夜后，卡夫卡突然明白了，什么才是他真正想要的寫作狀態和品質：

“我在22日（1912年9月22日——筆者注）夜里開始寫《判決》這個故事，一口氣寫到23日早上6點。我從書桌下艱難地挪出因久坐而變得僵硬的雙腿。心力交瘁的感覺，還有看著故事在眼前漸漸展開的快樂，像在水中不斷向前泅行。在這個夜里，我多次用我的脊背扛起全身之重。什么都義無反顧了，我為所有的一切，為那些最陌生奇怪的念頭準備了一把大火，目睹它們在火里滅亡和復活。”

即成作品的魔力讓卡夫卡身心“敞開”，他這一回迫不及待地、充滿自信地為一小群朋友朗讀了《判決》。“讀到最后，我的雙手不聽使喚，竟捧住臉，眼里都是淚水。這個故事的成功已經是確定無疑的了。”譯到這一句，我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一個以寫作為生命的人的心境，凡間的痛苦都比不上寫作失敗帶給他的痛苦，凡間的快樂都抵不過一部作品成功帶來的快樂。卡夫卡這樣的人不需要外界的認可，自己的認可是他唯一的也是最高的文學標準。卡夫卡才活了41歲，也許是自我燃燒得猛烈了。他那極度的神經質完美主義也是我只愿遠觀，不敢也無法效仿的。在過去的生活里，我不知不覺踐行著中庸之道，走著平凡之路，警惕著周圍過于激越或極端的一切。但是，通過翻譯，我觸摸到了一顆特殊心靈的質地，感受到了他創作強力的輻射波。在和卡夫卡接近的時刻里，在作家、傳主和譯者三人構成的壓力場里，我仿佛感覺自己的生命的銳度和力度也增加了。唯有如此，才能經受住語言的“力之舞”。

一場譯事如同一次對生命的漫長侵占，人漸漸習慣了獨處的清冷和獨語的自在。那天，交付譯稿后，我突然萌生了去住處附近中山公園走走的念頭，平日里怵它集市般喧鬧，每每避而不入。這一日，進得公園，發現尋常的花朵樹木皆有了新意，耳邊的吹拉彈唱也可愛動聽，陽光下移動的一張張臉那么坦然、愉快。這讓我想起卡夫卡對普通人的羨慕，因為他們“從來都是在生活的中央，而不是邊緣”。我也想起卡夫卡最為關注的一點，也是他小說中的核心要素：人的姿態、動作和表情。眼前公園的情景透著世情百態的活潑與生機。我甚至想，假如卡夫卡出現在此地，會有什么反應？在他難以接近的孤獨軀殼下，其實藏著一顆火熱的、渴望接觸人群和渴望親密感的心。也許，他會欣然坐到草地上，久久地觀察四周；甚至他會克服害羞，加入草地一角圍繞著民歌吉他手的合唱，就像當年他在“新生”療養院度假時加入合唱隊那樣勇敢。夜里，他將打開日記本，興奮地寫下這一天的經歷，并再一次確認他在1916年5月誕生的想法： “從根本上而言，我是一個中國人。” （出自卡夫卡寫給菲莉絲·鮑爾的明信片）

而我作為卡夫卡傳記的譯者，完成了該扮演的“媒介”角色，就到了退出卡夫卡生命舞臺的時刻。我將在巴別塔的周圍繼續逡巡，直到遇見下一位讓我甘心交付時間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