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生態文學這個話題，我躊躇了很久，百般思索的結果是，只能夠以一個門外漢的姿態來談一談生態文學與現代化想象的問題。之所以要專門談論生態文學與現代化想象的問題，主要原因在于，當下時代已經大熱的生態文學，從根本上說，是一個現代化時代才可能出現的命題。無論如何，在基本生存都難以得到充分保障的前現代，人們哪里會有閑暇的心態去關注什么生態問題，更遑論文學生態或生態文學。也因此，對于那種動輒便要把生態的觀念上溯到遙遠的古代，比如老子或者莊子那里的所謂學術研究，我個人一向是不以為然的。

然而，盡管生態文學肯定生成于現代化時代，但如此一種看似特別政治正確的文學觀念的生成，卻仍然是晚近一個時期，最起碼，也可以說是西方社會進入所謂后現代化之后的事情。在現代化時代更長的一個時段里，作家詩人們其實更多進行著的是一種反生態的文學書寫。這一方面的典型例證之一，就是五四時期《女神》那個時候的郭沫若。比如，他的一首《筆立山頭展望》。全詩內容如下：“大都會的脈搏呀！／生的鼓動呀！／打著在，吹著在，叫著在……／噴著在，飛著在，跳著在……／四面的天郊煙幕朦朧了！／我的心臟呀，快要跳出口來了！／哦哦，山岳的波濤，瓦屋的波濤，／涌著在，涌著在，涌著在，涌著在呀！／萬籟共鳴的Symphony，／自然與人生的婚禮呀！／彎彎的海岸好像Cupid的弓弩呀！／人的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黑沉沉的海灣，停泊著的輪船，進行著的輪船，數不盡的輪船，／一枝枝的煙筒都開著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紀的名花！／近代文明的嚴母呀！”正如標題所言，郭沫若很顯然是在假想中立于城外的某個山頭上眺望著現實或者想象中的一座現代化大都會。那么多的感嘆號，所強烈傳達出的，正是郭沫若對一個現代化城市，或者也可以說是未來現代化中國的某種激情想象。其中的輪船這一意象，毫無疑問是現代化的象征。不管怎么說，我們都不能忽略詩人關于煙筒的那樣一種想象性書寫。將煙筒里冒出的一股股黑煙，想象為“開著了朵黑色的牡丹”，當然帶有不容置疑的肯定性色彩。更關鍵的一點是，郭沫若干脆把這“黑色的牡丹”，理解成為“二十世紀的名花”與“近代文明的嚴母”。如此一種理解和認識，所充分說明的，就是在詩人看來，只有煙筒里煙霧騰騰那樣一種簡直就如同黑色牡丹花一般的景象，方才稱得上是現代化的突出標志。

關鍵的問題在于，并不只是郭沫若一個人在進行如此一種明顯帶有反生態特征的文學想象與書寫。最起碼，在我個人的有限視野里，一直到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甚至到本世紀初葉，絕大多數中國作家關于現代化的文學想象，都依然停留在如同郭沫若一樣真誠地歌頌肯定黑煙滾滾的狀態之中，都還在簡單地把類似于黑煙滾滾的這樣一種景象理解為現代化的突出癥候。究其根本，之所以會是如此，或許與中國這樣一個后發被動型的現代化過程緊密相關，總是想著能夠早一天實現所謂現代化夢想的中國人，他們的文學想象也更多是怎么樣才能夠讓中國變得黑煙滾滾，才能夠“多快好省”地真正成為一個現代化的中國。

不管怎么說，我們都不能不承認，生態文學作為一個文學樣式的崛起，只能是中國人生態意識普遍覺醒之后的產物。而且，更進一步地，依照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程式來說，我們某一個成規模文學思潮的形成，很多時候都是受到西方文學影響的緣故。因為不是這方面的專家，所以我并不清楚生態文學在西方出現的具體時間。但生態文學在西方的出現肯定會早于中國，卻是一個無論如何都應該不會離譜的判斷。事實上，無論具體的形成時間是什么時候，也無論早于或者晚于西方也罷，在當下時代的中國，能夠有生態意識的普遍覺醒，能夠出現一種明顯帶有現代性反思色彩的生態文學，總歸是一件值得慶幸的大好事。

但就在我們高度肯定生態文學所具重要意義和價值的同時，卻也必須意識到某一種悖論的必然存在。具體來說，這一悖論就集中體現在人和大自然之間的關系問題上。一方面，我們都知道，整個社會的生成，都是以人從大自然那里剝離出來為標志的。當人依然和大自然混沌一團，依然是大自然一個組成部分的時候，根本就談不上什么社會的生成。只有在人成為一種與大自然隱然對立的獨立存在物之后，才會生成以人為唯一主體的所謂人類社會。文學，作為一種精神意識形態，只有在人類社會不僅形成，而且發展到一定文明程度之后，方才成為可能。很大程度上，正因為人類社會的形成過程乃是人克服大自然的一個過程，所以，在生態觀念生成之前的漫長的所有歷史階段，作為精神意識形態存在的文學，所集中表現的是在征服大自然的過程中，人怎么樣確立自身主體地位的內容。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應該是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我們都知道，《魯濱遜漂流記》所主要講述的，是出生于中產階級家庭，打小就志在漫游世界的魯濱遜，因為在一次航海的過程中遇到罕見的大風暴，被迫一個人漂流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小島上，從此便開始了一段孤獨而又堅韌的生存過程。到后來，憑借著自身強大的生存意志，他不僅自己頑強地生存下來，而且還成功地馴化了星期五。就這樣，在島上生存了28年2個月零19天后，他最終得以返回故鄉，或者套用中國話來說，也可以叫做衣錦還鄉。在我們的外國文學教科書中，講到《魯濱遜漂流記》的時候，一般總是會把他指認為是一位上升時期帶有擴張性體現了一定殖民色彩的所謂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但實際上，假若我們超越所謂的階級觀念，把魯濱遜看作是人類強力生存意志的化身，那么，這一部《魯濱遜漂流記》所著力表現的，也就是人類如何征服大自然的一個過程。人要憑借自身的強力意志征服大自然，這樣的一種文學作品，當然也就是所謂的反生態文學書寫。

只有到了晚近一個時期，當人們清醒地意識到，人類的很多行為，尤其是進入工業時代之后的一系列行為，在強烈地擴張著人類自身主體性的同時，也已經不僅嚴重地傷害著人類所寄身于其中的大自然，而且這種對于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正在反過來威脅著人類自身的生存的時候，所順理成章出現的，自然也就是所謂的生態意識。一方面，只有在生態意識的基礎上，才能不僅進一步生成某種生態文學，而且這生態文學的意義和價值，也無論如何都不容置疑，都政治正確。從生態文學的角度來說，對于大自然，人類的確應該在放棄很多帶有欺凌性行為的同時，如同很多原住民族一樣地打心眼里敬畏大自然。但問題也就由此而生。如果過分，甚至不無偏激地強調生態的重要，強調對大自然的敬畏，那就極有可能會傷害到人類自身在世界上的主體性地位。畢竟，這是一個以人的存在為根本尺度的世界，有了人的存在這個基本前提，所謂自然也罷，社會也罷，也才有了相應的意義和價值。由此可見，假若從人的主體性出發有一種人道主義的話，那么，從生態文學的角度出發，相對應的，也就有一種可以叫做物道主義或者自然主義的東西。我們所謂悖論者，就是如果過分地在生態文學中強調敬畏大自然，就很可能走到背離人的存在本位的這樣一個問題。也因此，在承認生態文學合理性的同時，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就是怎樣才能夠真正做到不過度，怎樣才能夠在人類與自然之間取得或者說保持某種難能可貴的均衡。以呵護大自然的方式保護生態，絕對沒有問題，但如果由此而比如說干脆就傷及了站在屬人的立場上所謂的文學啟蒙精神，那就的確是罪莫大焉！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我對于那些刻意地試圖召喚所謂生態意識的生態文學極端生態書寫才總是要保持幾分警惕。

相比較來說，一種理想的生態文學，很可能就是如同遲子建中篇小說《候鳥的勇敢》這樣一種并非刻意的、完全出乎自然的生態書寫。一方面，正如你已經預料到的，在人類的環保生態意識已經明顯覺醒的當下時代，遲子建《候鳥的勇敢》一個非常重要的意涵，就是通過候鳥的書寫來呼喚一種現代的生態保護意識。但在另一方面，你卻又可以發現，遲子建借助于筆下為作家自己所鐘情的張黑臉這位候鳥的積極庇護者所傳達給讀者的，卻又是一種溫情的、相對克制的生態意識。這一方面，一個精彩的細節就是，張黑臉對候鳥們的熱愛，簡直已經到了視之若祖先的頂禮膜拜程度。正因為如此，一旦他發現同伴周鐵牙存在著暗中偷偷獵殺野鴨的嫌疑，才會不管不顧地一個人以自己的方式宣布“免去”周鐵牙的管護站站長職務。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確希望當下時代能夠出現更多類似于遲子建《候鳥的勇敢》這樣的優秀生態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