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文學評論家孟繁華先生的文章《文學批評的“有用”和“無用”》。這是一篇舊文，發表在20年前的《南方文壇》雜志上，重新推出之后，仍然得到熱烈呼應，說明文章提出的問題還在觸動著文學批評領域的神經。這篇文章在簡約的歷史感下，論證了文學批評功能的實用性、工具性和有效性，但也隱含著反思，隱含著對文學批評功能局限性的思考。這篇文章其實只寫了一半，我期待“無用之學”那一半如何論述，惜乎沒有展開。那一半其實包含著對理論的呼喚。孟繁華所理解的理論感，當然不會是沒有思想的智力游戲，而是源于實踐又高于實踐、有著更高層面的思維形態或思想形態。

如果沒有一套屬于自己的文論話語體系，就成了學術“啞巴”

當代文學批評在經過一個歷史階段之后，呈現出豐富復雜的精神和結構狀態，對文學批評現狀、問題、出路的討論，既來自文學批評之外，也來自文學批評自身，包含著檢討、批評，也包含著期待。人們要求文學批評有更好的責任擔當，對文學創作實踐、同時代的文學運動投入熱情，增加適應文學現實的覆蓋面，進而增強批評話語的有效性，這些都切中問題所在。批評的缺席，批評的失語，批評的責任與承擔，這些建設性思路，不僅是整個社會文化的期待，也是文學批評自身思考的方向。事實上，如果置身于當代文學批評的場域，不難發現批評的困境。

《文學批評的“有用”和“無用”》發表的時代，正是西方文學理論學說和文學批評觀念大量涌入國門之時。當時的批評家對西方的文學批評理論方法應接不暇，而且應用起來得心應手，大多數人無暇思考中國文學批評的自身建設問題，或者說，那個時代的文學批評命題就是用外來資源壯大自身的筋骨，源于本土社會發展變革和文學現實的理論自覺還沒有凸顯。

但是，文學批評在和社會歷史、文學現實的對話過程中，已經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存在。孟繁華關于文學批評“無用之學”的思考，在現實層面說，即我們如何建構自身的文學批評理論，賦予文學批評獨特的理論品格，使文學批評不限于應用西方理論解讀中國文學現實的境地；在理論層面說，應該對應用性和知識論有所超越，應該把文學批評作為一種認識世界的理論思維方式，在理解世界、把握世界時運用自己獨特的話語，體現出理論的穿透力和洞察力。孟繁華的文章雖然沒有挑明這些問題，但是已經透視出當時文學批評的某種愧疚和自省，某種沖動和覺醒。

如果把視野放大一點，我們會看到，這些年來，樹立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體系，著眼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已經成為大家共同思考的焦點問題。例如，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問題已經討論多年，有跡象表明，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走出了文論圈子，沈從文、汪曾祺、孫犁、徐懷中、賈平凹等所傳承的具有抒情特質的敘事傳統，為中國古典文學批評的擴展提供了更廣闊的考察空間。這個問題的討論，如果結合現當代作家的實踐創造力，結合悠久傳統的現代呈現，會結出具有當代性的理論成果。

再例如，立足于文藝理論前沿，不斷追求理論思考和建構的曹順慶曾經提出：“我們根本沒有一套自己的話語，一套自己的特有的表達、溝通、解讀的學術規則。我們一旦離開了西方文論話語，就幾乎沒有辦法說話，活生生一個學術‘啞巴’”。他坦誠地指出文論界的一個基本狀況，有著很強的問題意識。這個問題的深化，已經延續到了有關西方文論“強制闡釋”的討論，煥發出反思和建設的活力。

多年之前，劉中樹和張學昕編輯過一套“學院批評文庫”，他們提出：“我們總是在不斷地強調和思索當代文學寫作的原創性問題，那么，當代文學批評與研究的原創性是什么呢？”這是針對整個文學批評現狀說的。當文學理論原創性不足時，文學批評的有效性就要打折扣。我注意到文學理論界和文學批評界都參與了“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話題的討論。這個話題涉及文學批評的內涵和外延，文學批評的心臟和臂膀，其實也深層地涉及當代中國文學批評所要依托的理論形態和理論話語。我也注意到朱國華教授關于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相戀又相離的討論，他的討論描述了一個時代濃厚的理論興趣，一個文學共同體自覺的理論追求，對文學批評理論感的建立提供了更具有人文感的思路。

南帆先生說：“當代文學乃至社會文化具有很高的理論含量，這些對象完全可以承受深度理論分析。”作為一個當代文學批評家，南帆結合自己的批評實踐，提出了更有現實感的問題，把對當代文學批評理論感的自覺要求向前推進了一步。當代文學批評理論感的建立，不僅是文學批評自身的需要，而且是一個文學實踐乃至整個社會文化向文學批評提出的一個現實課題。

當代文學批評領域有許多話題需要上升到理論高度

經典作家十分重視理論思維。恩格斯把理論思維看作人類把握世界的最高級、最重要的思維形式，是一個民族站在科學高峰的必備條件。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實踐和理論大廈，是超越經驗、現象層面的理論形態，具有長遠的洞察力。考察當代文學實踐和當代批評歷史，打量當代文學批評現狀，有許多經驗需要總結，有許多話題需要上升到理論高度。

遠的不說，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新世紀二十多年來，文學實踐和文學批評中有許多現象與思潮，既具有歷史感和時代感，又具有理論含義，但在理論層面思考、討論、總結得還遠遠不夠。

比如說，現實主義是一個長盛不衰的主導性命題。現實主義從十九世紀走到當代，遭遇過不同的社會形態，不同的時代思潮，也經過了各種文學觀念、文學思潮的沖擊，就是在當代中國，新時期以來經過現代主義沖撞之后重新興起的現實主義，在何種意義上是具有這個時代特色的現實主義？它丟棄了哪些舊質？又增加了哪些新質？或者說應該增加什么樣的新質？這些都需要有一種具有厚度和高度的理論闡釋。

有些則是基于時代發展和文學自身演變雙向促動提出的新問題。比如最近有關“小說革命”的討論。小說的變革歷史上發生過多次，為什么現在重新提出？是偶然還是必然？我們看到，創作界和批評界的有關討論，更多地限于感性層面和現象分析，而缺乏更高的理論思維。

如果我們深入當代文學現場，會看到當代文學批評家對當代創作投入巨大的熱情，一部新作剛出現，會得到熱烈、迅捷的呼應，然后就被放置了，甚至被遺棄了。當代文學批評就等于年度文學批評？對于這個現象，人們或許要問，當代文學如何歷史化與經典化？這樣的批評方式會不會讓我們從總體中滑落？會不會導致我們忽視對具有普遍性理論命題的發現？

如果說文學實踐達不到理論總結的水準，那是文學實踐的問題。如果說我們不能總結，不能從個案、現象中超出，那是否就是文學批評缺少理論能力的問題，或者是理論自覺不足的問題？恩格斯曾對19世紀的自然科學發展進行過考察。他說，經驗自然科學積累了如此龐大數量的實證的知識材料，因而在每一個研究領域中系統地、依據其內在聯系來整理這些材料，簡直成了不可推卸的工作。于是，自然科學便走上理論的領域，而在這里經驗的方法不中用，在這里只有理論思維才管用。這對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應該具有方法論的啟示意義。

當代文學批評理論感的增強，理論意識的自覺，仿佛被恩格斯的論述所召喚，這恰恰說明理論具有照徹功能。當代文學批評理論的自覺，是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演變的雙重結果，是文學批評自身的反思與覺悟，也是整個社會現實與時代思潮的要求。討論當代文學批評，把握它的脈絡，這應該是一個有意義又有價值的命題。

（作者：李國平，系陜西省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