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湖讀書會于2018年4月23日成立，是一個在暨南大學中文系現當代專業老師指導下由愛好讀書寫作的學子組成的讀書會，成員含本科生、碩士、博士百余人，成員從2019年起曾參與《作品》雜志的“品藻”專欄及“明湖杯”大學生文學評論比賽。

申霞艷：我們這次同讀《詩來見我》，這是李修文繼《山河袈裟》《致江東父老》后的新作。尤其喜歡這個書名，自帶一種篤定和霸氣，與書齋寫作拱手相別。李修文寫小說、寫劇本，東奔西走、左沖右突，終在散文寫作上自成一體，成就一個經生活不斷淬煉而日益更新的自我。那些窮困潦倒的小人物、一閃而過的風景、一念之間的因緣經由他強勁的想象和氣勢滂沱的抒情、扼腕嘆息與綿綿不絕的思念交織成了一個獨異的敘述世界。

璀璨的佳句經得住千年的誤讀，偉大的詩人都是不死的，蘇軾、白居易比隔壁鄰人更為親近，李白正是仙人的模樣，杜甫走在我們中間……民族的靈魂鐫刻在詩中，掩卷仍有余音。

劉志珍：《詩來見我》以奔忙于路上的“我”的人生遭際，抑或所見所聞，跨越時空的壁障，將古人與今人置于同一平面，經由個體深切的生命體驗對古典詩詞進行現代性闡釋，進而展開對存在、自我乃至生命本身的哲思。憑借自身扎實的傳統文化素養，李修文在其中打破當代學科專業細化的塊壘，以自由靈活的散文筆法和講故事的小說敘事方式解說古典詩詞，可謂彌合古典文學與當代文學的專業溝壑，弱化詩歌、散文乃至小說之間“戒律森嚴”的文體邊界的一種努力與嘗試，也是對文學創作路徑的多元勘探。

其對古典詩詞的鉤沉不是凌空高蹈的學理認知，而是以知人論世的方式，祛除元稹、白居易、杜甫等人的詩學光環，將其人生困厄與當代人的經驗痛感相勾連，于倫常的人世浮沉之中體悟詩境意涵的真髓奧秘與生命質地。循著詩人、敘述人的足跡，驛站、鸚鵡、冬雪、素秋以及紅槿花等各種名目的花草“皆著我之色彩”，渲染人們無地赴訴的思親之苦、追悔之恨、離別之殤、思鄉之切等千古賡續的愁緒，而其無所不在的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豪邁氣概則尤為引人矚目。但全書貫穿始末的遠非海內兄弟間的把酒言歡，更有伴隨生之維艱的無數死亡，使人頓生“夢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的凄惶之感。其間雖有迫于生計的無可奈何，卻并非囿于絕境的顧影自憐，抑或墜落塵世欲望的自甘沉淪，而有著直面泥濘與蒺藜的勇氣和膽識、對于理想的執著與堅守、“他人即地獄”的思考和向死而生的信念。

姚鈺婷：《詩來見我》呈現李修文真摯的情感內核以及遇見詩歌時強烈的生命沖動。當下生活細碎、復雜，似乎日漸與古典倫理分崩離析，在李修文這里，詩詞首先不是高深莫測的學問，而是真實的生命本身。他立足于當下，捕捉自身生命中與古詩詞不期而遇的時刻，用簡潔并略帶古意的文字向讀者呈現詩歌與生命肌理相融合的感觸。詩歌在這里猶如某種“天啟”式的存在，于恰當的時刻出現，令人豁然開朗。那些給人慰藉的詩，不一定是公認的名篇，有時只是短詩小令。它們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貼近日常生活。李修文對古詩詞的體悟是具體的、生活化的，他在文中列舉自己遇見的鮮活個體、生活事件，帶著讀者了解古詩詞的背景與韻味，最后又回到當下。古與今，在時間維度上也許相差千年，但在李修文的文字中，古人的遭遇與今人有異曲同工之意。例如，朋友老周在妻子逝世后徹夜失眠，心疼她辛苦一世，未能享福，這一場景與唐代詩人元稹所言的“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如出一轍。當古詩與當下相遇，面對“影響的焦慮”，李修文的《詩來見我》可謂進行了一次古今融合的美妙嘗試。

陳杏彤：詩之于“我”是鏡子，在荒涼的驛站以貶謫之詩來反求諸己；詩之于“我”是鞭子，在進退為難的沈園門口以追悔之詩來清點遺憾；詩之于“我”是武器，在祁連山下以李白之詩來回擊不依不饒的律師電話。

李修文在散文集《山河袈裟》中找到了“人民”這一寫作生長點，《詩來見我》的電修工小林、泥瓦工馬三斤、種菜的大老張、開超市的老周等人，都是中國大地上的普通人，背著艱難命途、走著惡岐之路，偶爾需要詩來寬慰。與我們相見的不止有詩，還有詩人：杜甫在盛唐末世的兵災離亂中一路走來，路旁皆是野狗、斷壁、白骨；韋應物難逃風塵的掩埋，再在風塵中自我解救。詩人將自我的遭遇、情感、血淚封存在詩句里，再傳誦至后來者；后來者重復著相似的際遇，再在遠赴而來的詩中獲取安慰。于是，詩便活了，詩魂便在各個生命間停留。

李修文講求“命”，過命、奔命、托命、搏命、絕命、認命、命里八字等字眼穿插文中，其中有對命的無奈，也有對命的抗爭。《詩來見我》的主角并非“詩”而是“我”和“我的命”，超出了我注六經或六經注我之關系，生命不受注腳所規訓。這也是福柯所講的“自我呵護”，用讀詩來安定顛簸的生命孤舟。

周曉坤：在其早期短篇小說中，李修文對古代歷史與文學進行了戲仿式的解構，比如《心都碎了》對《詩經》的引用和對《木蘭辭》的逐句歪解，將古典資源與現代小說技巧融為一體。長篇小說《滴淚痣》中出現的《長恨歌》與《滿江紅》詞牌，則以古典愛情為對照，抒寫超越性的生死之戀。回歸后作者有散文集《山河袈裟》與《致江東父老》，在顛沛生活的記錄中，已不乏很多詩的元素。直到《詩來見我》，詩歌與人生干脆就來到了舞臺中心。在這個過程中，作者不斷貼近現實，給古詩詞、古典戲劇找到了扎實的土壤，對其的借鑒也從古典主題、情致化用的形式層面抵達到了一個新的精神高度。

千千萬萬的詩句中，李修文關于“佳句”的標準是什么？可歸為兩點：一是詩句情境與當代人情感的連貫性、同一性；二是詩句的真摯、詩人人品與文品的可信程度。例如，宋之問《題大庾嶺北驛》雖是名詩，但因宋之問人品可疑，故作者認為不佳，反而對非常淺白的《題驛壁》抱有好感，因為它就像家人給每一位遠行之人的囑托。共鳴與真摯，這兩者或許相輔相成，共同抵達詩意的永恒，救人于風塵之中。作為中國式崇高與美的篤信者，李修文將這份澹泊蘊藉卻暗含力量的美帶給了我們。

譚 莉：情文并至是《詩來見我》的一大特點，看似各自獨立的章節背后都以強烈的主體情緒串聯。李修文呈現給讀者的可謂是一部“情書”，用至情糅合古典詩詞來敘寫人生的種種情感：或是與小林、馬三斤等人的友情，與千年前元稹、白居易之間以詩相互唱和的友誼遙相呼應；或是身處異地的羈旅之情，除夕在外過年的經歷，使其和眾多尋覓且渴望歸鄉的詩人如朱厚熜、文天祥等一樣飽嘗相思之苦；或是深陷生死別離的悼亡之情，友人老周醒來遭遇妻子離世的打擊，潘岳、蘇軾等人的悼亡詩句也同樣詮釋著這最見人心的情感；或是勇于與命運周旋的奮起之情，正如白居易那句“任從人棄擲，自與我周旋”，人生在世不斷為所謂的“酒錢”奔波忙碌，歷經挫折，如果不反抗就找不到生活的生趣與生機。他始終赤誠而坦蕩，其情也始終內蘊著力量，直抵人內心最柔軟的角落。

李修文以詩意之文筆，將其命運遭際娓娓道來，其間穿插著古詩詞的寬慰，仿佛今日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有相應的古詩詞來替他發聲、表述那些言不由衷之語，中國古典詩詞的魅力也在于此。詩來見我，也會來見每位相信且熱愛詩的人，并為他們的人生旅途源源不斷地注入前行的動力。

趙 婷：“詩來見我”，這個書名暗含李修文對詩詞的態度。我去讀詩，是理趣；詩來見我，是情趣。我們不再是游離于詩歌之外的他者，而化身為詩中的主人公，親歷詩中的喜怒哀樂。李修文的才氣不僅體現在將古詩詞信手拈來的嫻熟，也不限于寫下渾然天成的美句，更是這種讓詩歌活起來的能力。這種自我的客體化與詩歌的主體化是李修文對于傳承傳統文化新的探索。古典詩詞不是寫在書本上的知識，也不是作家表達自我感情的工具，而是可以與李修文相互發現、相互對話、相互共情的主體。通過作家與詩歌的主客體的顛倒，傳承下來的不僅是文化的“形”，還有傳統文化的“神”，這不失為古典文學進入當代文學、傳統文化融入現代生活的新方式。

李修文用中國民間百姓能夠欣賞的江湖俠氣來充實自己的創作，這種俠氣中和了凄美婉轉的文學性內涵，流露出仗義豪放的江湖氣魄。寫作的江湖氣質使作家化身為民間流蕩者，以平視的目光注視寫作對象，以兄弟相稱，一起痛飲劣質的酒水，哀嘆悲慘的人生，結下過命的情感。才氣與俠氣，詩與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并融于文學。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與《文藝報》合辦“文學觀瀾”專刊2021年7月16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