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有普泛性指向的全球化語境下，經濟形態、生活方式的一體化讓更多的人意識到民族文化多樣性的重要，于是，尋求民族自我認同、保持民族文化個性的愿望愈發強烈也更為迫切。無論是本著“重寫文學史”的初衷以期重新發現被疏漏、遮蔽的少數民族文學現象，還是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念下試圖重構“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學界六十多年的積極探索及豐碩成果毫無疑問地表明，“中國文學史應該是多民族文學史”已然成為共識。

目前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無論是對概念、術語、原理的闡釋，還是對學科建構、發展脈絡、研究范式和學術框架等方面的考察都取得了較大的進展。然而，在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界看來，“多民族文學史”觀的普遍共識仍不能改變文學史的殘缺面貌。盡管占有豐富的文獻史料、充足的文學資源以及多樣的研究方法，研究界仍然表現得自信不足而焦慮有余，且始終將自身視為“薄弱”學科。因此，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者背后的這種心態緣何而來，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話題。

作為歷史的產物，“少數民族”這一概念在政治現實層面實現了表述的準確性，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這一概念在文學敘述層面的合理性。當“非漢族”一方在“‘少數民族’之名下被‘統一’起來，”“那么看似豐富的民族文學資源其實都不斷地‘同質化’，一個同質化的藝術世界再龐大也令人產生單調乏味的感覺，這或許就是‘薄弱’之感的由來。”離開了特定的政治領域進入文化與文學的視野，恰恰是這一“少數”卻擁有最復雜多樣、各具特色、鮮活生動的生存形態。換言之，以“少數民族”作為“文學”的前綴，其潛在立場便是占據所謂“多數”的漢族本位思想，其政治特性和歷史局限性必然會對豐富多樣的中華民族文學造成遮蔽和斷裂。

“多元一體”的民族格局在文學的領域里仍然是漢民族文學的“一枝獨秀”，文學史領域長期被所謂“正統”“主流”的漢民族審美視角所占有。“漢族/非漢族”這一二元對立概念的背后是“中心/地方”“主流/邊緣”的固有認知，這直接影響了文學史敘述對少數民族文學的理解和包容，導致少數民族文學始終無法真正地成為現代中國文學發生發展歷史鏈條上的有機環節，而常常只能成為文學史知識象征性的補充。

無論是從社會、文化、民族、宗教等角度切入，對少數民族文學進行常規性的文獻考釋，還是在傳播學、生態學、女性主義等層面對其進行現代維度的考察，抑或是引入文學地理學這類新學科理論方法所帶來的新觀點、新概念、新視角，可以明確的是，目前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方法、手段的豐富多樣，都使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推進。然而，鑒于“少數民族”這一概念與“邊緣”“偏遠”等因素的糾纏不清，即使面對少數民族文學充足的學科史料、豐富的文學資源以及多元的研究方法和卓有成效的研究實績，也難以改變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者在面對“中心”“正統”“主流”的文學現象及研究界時所流露出的局促、焦慮。因此，我們必須跳出“漢族/非漢族”“中心/地方”“主流/邊緣”的二元對立思維，在更寬廣的視野中，以更具歷史包容度的觀念意識發掘、彰顯少數民族文學的特殊價值和歷史意義。在這個層面上，早已在學界出現、近年來更顯成熟的“大文學”觀不失為一種更包容、靈活、闊達的評價方式，為“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提供更有價值的解決方案。

“大文學”始終以“文學”本身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一種充滿了文學藝術的目標但又容納了更多現實責任和義務的文學形態”，將文學置于飽含各種生存體驗的歷史情態與時代語境中，鉤沉其中與文學相關聯的歷史細節，深入到歷史節點去體察文學本身的豐富與復雜。“大文學”之所以能引發二元對立思維和文學史敘述框架的重要突破，主要原因就在于對還原歷史情態的重視，當全新的歷史時空得以打開，那些被定位于“少數”、地處“邊緣”的作家的生存體驗和文學表述便得以展現在無比廣闊的文學天地和異彩紛呈的文學圖景中。

首先，“大文學”以具體的歷史情態、時代語境、民族文化氛圍為考察背景，在廣闊的社會歷史關系中梳理文學的發展脈絡，考察文學文本，保持對細節的敏感，這些都賦予了“大文學”更高的歷史眼光和廣博的社會關懷。一個多世紀以來，西學東漸、中外文化的沖突交融在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這一事實卻形塑了我們對現代中國文學發生發展的理解和認知，似乎所有的文學現象只有納入中西文化沖突融合的框架中才具有邏輯上的合理性。當我們審視自身的文學概念、判定其價值時，潛意識中弱勢文化的心態往往忽略中國作家自身的生命體驗和文學表達，而直接訴諸對異域文化潮流的強勢“輸入”和“移植”，并以這一文化潮流為基準，根據遠近親疏的關系確定中國文學的“中心”與“主流”，并在有意無意中將“邊緣”和“少數”置于被壓抑、被遮蔽的狀態。在此意義上，“大文學”憑借其更具歷史意識的包容度突破“漢族／非漢族”“中心／邊緣”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和認知框架，對處于不同層面、不同維度、不同族群的文學現象給予充分的關注和體察。撥開偏見與分歧的歷史迷霧，為那些應得到更多關注的少數民族文學勘定其文學史價值。

第二，“大文學”觀突破了“為藝術而藝術”的純粹的審美迷思，“將文學趣味的精神魅力與之承擔的社會責任、歷史使命有機結合”，既叩問歷史，亦關懷當下。因此，“大文學”觀對藝術方式的探討更具靈活性，并主張以滲透了最真實的個體生命體驗與觀念思想的文本為探究對象，將現代中國文學對現實人生的關懷納入社會歷史的整體格局之中，它將更博大寬廣的文字納入文學研究的視野，既不完全遷就于文學對現實人生內涵的展示，也不迷醉在純文學封閉的藝術世界里，而是直指現代語境下中國式生存的根本問題。盡管現代中國作家在談論“文學”的內涵時，大多會自覺不自覺地向純文學觀靠攏，然而，傳統大文學、雜文學的意識以及文史不分家的觀念依然對現代作家產生深層內在的影響。“大文學”意義上的文學表達不必拘泥于文體的定位，也不局限于藝術的真實，它打破了唯漢民族審美眼光是從的藝術評價標準，換言之，對文學藝術方式的選擇不必在虛構性、想象性的空間里畫地為牢、自我束縛。“大文學”所強調的藝術表達方式是對個體的思想情感、生存境遇和生命體驗最真切自然的表達，是有生命和靈魂的表達，文學要記錄并展示的是生命個體在不同的歷史場景和人生境遇中的心路歷程，那么，少數民族文學理所當然地成為“大文學”觀照的審美對象。

第三，“大文學”思維的闊達使文學批評和學術研究更具情感的溫度和理性的質感。因此，“大文學”不僅致力于完整真實地展示現代中國文學發生發展的原生態環境，還在更豐富具體的歷史細節中還原現代作家的精神世界和生存體驗，充分挖掘作家的本土經驗和“地方性知識”，在文學的“原鄉”重拾生命最初的感性存在，“在談論‘中國文化’、‘中國民族性’、‘中國文學的民族特色’這些話題時，不會再迷失在空論的云霧中——因為絢麗多彩的地域文化給了我們無比豐富的啟迪。”作為人類獨特的生命體驗方式，文學觀照人生，并記錄個體生命在不同的生存境遇中的心靈體驗，為有限的人生開辟了無限表現的可能性。大文學的視野為我們提供了重新打量“邊緣”地帶的文學存在的契機，跨出“中心/邊緣”的二元對立思維框架，在曾經被忽視的“邊緣”與“異類”中發掘出可貴的地域經驗和個體經驗，并呈現為一種“邊緣的活力”。

“大文學”視野下的少數民族文學，理應被置放在更宏大廣闊的歷史圖景中，才能發掘出那曾被遮蔽的復雜與豐富，凸顯文學的飽滿與質感。“任何豐厚的作品總是體現為復合的‘超鏈接’的文本”，這就需要我們在面對文學文本時，盡可能地返回歷史現場，回到文本產生的具體歷史情態中，考察歷史文化等因素對文本的產生帶來了哪些影響，同時還需注意到文本在產生過程中與哪些因素發生了怎樣的互動，而這些需要借助于“以史證文”的方法來完成。通過對史料的發掘貼近歷史現場，在社會歷史發展的大格局中把握細節的微妙變化，在文學文本與歷史敘事的復雜張力中揭示可能被遮蔽的復雜樣態。

可以說，“大文學”觀的確立，讓現代中國語境下的文學現象從內涵到外延都能獲得新的調整，在更廣闊的社會歷史坐標中發掘出更豐富的文學現象。對少數民族文學的深挖，就不只是為了擺脫“文化戍邊”的意義，也不滿足于對其民族個性魅力的展示，而是為了以“邊緣體驗”和“地方性知識”不斷地激活被全球化同質的“主流”文化，以期維護文化多樣性，并探索出一條有利于現代文化健康發展的路徑。在此意義層面上，無論是基于文學自身發展的思考，還是出于對民族自我認同的考量，都召喚著“大文學”這樣更具包容度、對話意識和中國本土特色的文學觀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