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新世紀小說在建構日常生活詩學過程中，不僅專注于日常生活中小人物、小事情、小感受的書寫，還在敘事形式上努力追求輕逸化的審美格調。這種美學特征，既與瑣屑的日常生活之“輕”形成了同構關系，又借助以輕擊重的方式，折射了生活和生命之重。在具體的敘事過程中，這種輕逸之美，或體現在作家對日常生活的微觀化處理上，或體現在作家對重大命題的背景化設置上，或表現為作家對日常生活內在詩意的發掘之中，從而使敘事滲透了某種人本主義的理想氣息。

關鍵詞：新世紀小說 日常生活 輕逸化 微觀化 詩意化

新世紀以來的小說創作，絕大多數都傾注于微觀化的日常書寫，呈現出非常明確的日常生活詩學建構之特征。很多作家都自覺地聚焦于那些繁富駁雜的日常生活，從小人物、小事情、小沖突、小感受入手，在各種庸常的生活縫隙里，發現并展示世俗社會里某些別具意味的生存鏡像，重新審視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與普通個體命運的內在關系，并由此反觀人們的日常生存處境，努力擴張文學在感性生活上的表現力。這種詩學建構，不僅涵蓋了我們的日常消費、日常交往、日常觀念等方方面面，還滲透在各種非日常生活的內部，折射了日常生活對非日常生活的深層制約，也體現了日常生活本身所擁有的巨大的吞噬能力。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這種日常生活詩學的追求，絕不僅僅體現在敘事內涵上，它同樣反映在敘事策略及審美形式之中，兩者緊密相融，共同建構了這種詩學的審美特質。

一

與有組織、理性化、科層化的非日常生活相比，日常生活顯然更多地體現為形而下的具體生存，盡管它的內部也隱含了某些形而上的因素，但它在本質上還是體現了人類以物質性、感官化生存為前提的本來面貌。從自然形態上看，日常生活是散亂而無序的，有著情緒性的“潑煩”之特征，并非由嚴密的理性邏輯來安排的。在日常生活中，只有平均狀態的“常人”，或者說蕓蕓眾生，不存在高大全的英雄或卓越之才。但日常生活又隱藏著各種社會變革的動因，當這些因素逐步積累并形成一定的能量之后，就會通過各種導火線演變成社會的變革。所以列斐伏爾曾毫不含糊地強調：“宗教、抽象、‘思維’生活，遙遠的和‘神秘的’政治生活，剝奪了規模巨大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淳樸，日常生活與生俱來的壯麗，原先那些讓日常生活獲得最初輝煌的細枝末節，都從日常生活中剝落了下來，讓日常生活變得面目全非，判若兩物。進步是真實的，在一些方面，進步是巨大的，但是，進步從來都是有代價的。然而，日常生活，這種純粹的生活，依然在那兒，不過，它非常接近不名一文和令人羞辱，日常生活既根深蒂固，也使人感動；日常生活既具有創造性，也受到威脅；日常生活建設著未來，也被預測到的未來所包含的不確定性所困擾。”①在列斐伏爾看來，人類的日常生活雖然遭到各種非日常生活的巨大破壞，甚至讓它變得“令人羞辱”，但它依然擁有特殊的創造性，并肩負著建設人類未來的重要職責。筆者在《論日常生活詩學的重構》一文里，曾著重討論了這一現象，闡述了日常生活的這一特點在新世紀文學中的具體表現，同時也指出，當過于理性的非日常目標不再作為超越個體日常的總體性概念之后，作家們發現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個具有總體性特征的概念，因為它蘊藏了總體性的諸多要素。

一方面，人類的日常生活是“輕”的，世俗風情，柴米油鹽，家長里短，庸常瑣碎，離不開一地雞毛式的生存鏡像；另一方面，瑣屑的日常之中，又潛藏著各種歷史變動的漩渦和暗流，它們細小卻強大，總是悄無聲息地推動著社會的變革，使歷史的浩波巨瀾若隱若現于每一個平常人家，這便是日常生活之“重”。針對這種日常生活的特殊形態，作家們常常會采用相應的表達策略，即通過一種輕逸化的敘事方式，使文本形態與日常生活形態形成某種同構關系，在審美形式上對表達內容構成呼應。即使是觸及某些相對沉重的歷史或現實問題，很多作家也會采用一種“以輕擊重”的表達策略，將沉重的命題隱藏在敘事的背后。像格非的《望春風》《月落荒寺》、蘇童的《河岸》、田耳的《天體懸浮》、遲子建的《煙火漫卷》等長篇，都是如此。從敘事的表面上看，這些作品都是通過日常生活的一些特定情境，精確地呈現了人們在各種無序狀態下的生存感受，突出人們在瑣屑、煩雜的日常事務中所經受的命運變化，揭示現實秩序和個體生命之間極為隱秘的沖突與糾纏，并在看似無意義的庸常世相里，折射了作家對于歷史、人性和命運的思考。用列斐伏爾的話說，“日常生活是一個產生意義的地方，也是意義降至無意義的地方”②。日常生活的書寫，在敘事表層上，很多時候確實體現了某種看似“無意義”的生命狀態。但事實上，在這種表達策略的驅動下，即使是一切重大的社會歷史問題，或深邃尖銳的人性思考，創作主體也會將之巧妙地安置在敘事的背后，而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常常是各種微觀的、瑣屑的，有時甚至是飽含著調侃意味的話語。其實，在這種看似并沒有多少思想力度的話語中，又時時凸現了歷史和人性中許多銳利而又嚴肅的生存本質。

這種輕逸化的審美表達，從創作主體上看，無疑是一種耐人尋味的敘事策略，但是如果從敘事效果上看，則體現出一種詩性化的美學趣味，即一種輕盈、靈動或詼諧之中所包含的特殊意味。它不僅確保了小說的“好看”，還洋溢著各種敘事的智慧，為讀者提供了更豐富的解讀空間。像須一瓜的長篇小說《致新年快樂》，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之作。從表面上看，這是一部充滿激情與理想的小說，但在敘事上又交織著莊重與詼諧的審美格調。作家以市場經濟飛速發展的1990年代為背景，敘述了某座小城工藝廠內一群年輕保安的日常生活及其正義性的理想訴求。說它是一種日常生活書寫，是因為這類小工藝廠在那個時代隨處可見，并無特別之處；小廠里幾個維持秩序的保安，也是最基本的日常角色，沒有誰會賦予他們特殊的歷史使命。這座小作坊式的工藝廠，主要制作各種賀年卡片，“一般都是抄襲按樣打貨，貼個企業LOGO基本完事”。故事的真正發生，是父親將工廠交給兒子成吉漢打理之后。充滿理想情懷的成吉漢接管工藝廠之后，不是想著如何拓展業務，開發新產品，而是將工廠作為自己激情與夢想的試驗田。首先，他立即“升級全廠廣播音響系統”，很快就把工廠變成了一個集莊嚴與歡樂于一體的特殊場所：“當新廣播系統啟用后……一進大門，我們就像進入一個透明的、無形的音樂廳。我們一行不知道是走在夕陽淺金色的天地間，還是成吉漢布置的無可名狀的奇異光輝中。在那音樂旋律里，在那小號引領的新年賀卡一樣的根據地，被音樂描繪得如天國一樣感人欲淚。”接著，他放下工廠的經營，全力訓導并充實廠內的一群青年保安，除了原先父親的司機兼保安隊隊長猞猁，還有雙胞胎鄭氏兄弟和邊不亮陸續加入，保安隊由此進入一種準軍事化的管理：“廠里保安隊開始每天拂曉要跑步五千米，不跑就扣獎金……必須參加健身活動打卡——其他崗位員工隨意。健身房是在五樓樓頂加蓋的——除了走不開，一律要完成至少一小時的健身。成吉漢自己都堅持參加。哦，還聘請過一個散打教練，據說，新年快樂的保安個個有身手不好惹……廠里的保安隊走出來，一個個襯衫下都能看到結實的胸大肌，看起來真比警察還帥。”有了這支技能良好的保安隊之后，工藝廠已經屬于“英雄無用武之地”，于是，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中，成吉漢讓這群保安開始活躍在整個小城的反扒領域，成為當地派出所頗為得力的助手。要知道，“春節假日，每個被排值班的警察都痛苦萬狀，恨不能在萬家團圓的日子里，陪伴父母妻小。可是，這些反扒志愿者，龍騰虎躍拔劍四顧，就怕你不排上他的執勤時段，從來無需分文，個個無怨無悔”。派出所順手推船，在工藝廠的大門邊掛上了“反扒志愿隊”的牌子。

盡管須一瓜選擇的是一個旁觀者的回憶性視角，由成吉漢的姐姐來講述這段不無傳奇的歷史，但在亦莊亦諧的敘述語調中，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由成吉漢掌控的這群保安，始終洋溢著某種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激情。不錯，在進保安隊之前，這群人就有一些不光彩的行為，如鄭氏兄弟曾冒充警察，“那個春夏，那個傷風化的專項整治，客觀上改善了鄭氏兄弟的經濟生活。還有一次，出租車司機聽說他們是警察，執意不肯收他們的車費；后來，遇上知道他們警察身份，還收他們車費的不懂事的哥，哥倆就非常生氣；再后來，他們追求規范化，一起購買了三百多元的假警官證（黑皮套上警徽非常真實），并開始隨身攜帶蓋公安分局章的治安罰款簿”。進入保安隊之后，這些人也時不時地違規使用警械，還“不止一次受賄，貓和老鼠已經進入一個雙方默契的互助互益循環”。但是，從本質上說，他們依然是一群充滿血性和理想的男兒，甚至涌現了“不惜用鮮血和生命，去維護另一些人的鮮血和生命的完整”的使命感。這種使命在那個世紀之交的特殊年代，尤其是在那個經濟飛速發展、各種治安事件層出不窮的紛亂時期，顯得尤為珍貴。所以，從派出所到各種媒體，都給了他們各種支持，連保險公司也不忘通過給這支隊伍免費提供保險，獲得一番正面的宣傳，仿佛他們已成為這個小城里一道除暴安良、匡扶正義的風景。

我們很難說成吉漢手下的這群保安就是絕對正義的化身。他們都是一群卑微的人，處于社會的邊緣，他們都有自己曲折的人生經歷，或被父母壓制了內心的理想，或因隊友的失誤被開除警察隊伍，或因家庭矛盾而遭受了極度傷害……在日常生活中，他們永遠也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但他們的內心都渴望正義，渴望被關注，被肯定，被禮贊。正是這種內在的崇高的道德律令，使他們舍身忘我地追逐人生的高光時刻。當他們大面積掛彩之后回到工廠，工廠門口瞬間燈光齊射、噴泉狂飆，喇叭里猛然響起《凱旋進行曲》；當他們以“警民共建”的名義去夕陽紅敬老院搞慰問，在那個無須擔心被證偽的時刻，他們終于確認了自我的價值。用作者的話說，他們是一群“愚蠢而高貴的人”，盡管他們最后以不同的方式消失在這座小城，但他們還是用執著的青春和咆哮的熱血，實現了一次理想主義的突圍表演。所以，《致新年快樂》在敘事上充滿了詼諧、戲謔等喜劇性元素，帶著鮮明的自我狂歡意味。尤其是這群保安極為任性的越俎代庖行為，具有強烈的“自嗨”性質，多少有點超越了正常的理性。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正是以不合時宜的生存方式，向正義的青春致敬，向理想的歲月致敬，向生命的激情致敬，并在功利主義的世俗環境中，綻放出炫目的詩性之光。

其實，并非只有《致新年快樂》才具有這樣的美學意味。類似的小說還有很多，像格非的《隱身人》和《月落荒寺》，都是立足于日常生活，或通過人物對于音樂器材和樂曲的迷戀，呈現邊緣群體內心獨有的詩意情懷；或通過一個個日常生活碎片的精細表達，折射某些吊詭的命運，以及人物內心深處的詩性吁求。但就敘事本身而言，則顯得輕逸、柔慢、溫婉，甚至還有一些令人遐想的神秘。

二

如果要系統地梳理這種輕逸化的審美趣味，我以為它首先就體現在作家對日常生活的微觀化處理上。從普遍性上看，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微觀的、瑣碎的，而且這種瑣碎很多時候是機械式的重復，帶有個體生存的慣性特征，很難體現個體生命內在的深刻性和獨特性，所以當代作家們在處理這種日常生活時，并非動用機械的寫實主義，而是運用一種更微觀的手法，沉入日常生活內部，穿透那些看似庸常的日常生活表象，發掘隱藏在表象之下的各種生存狀態，捕捉那些富有生命質色的細枝末節，然后賦予其藝術想象，呈現為鮮活的文本形態。但是，如果我們立足于不同的個體生命來看，“日常作為價值的質”可能會產生完全不同的意義，“在這里，日常生活中的日常狀態可能被經驗為避難所，它既可以使人困惑不解，又可以使人歡欣雀躍，既可以讓人喜出望外，又可以使人沮喪不堪。或者說，它那特殊的質也許就是它缺乏質”③。面對同樣的日常生活，不同的個體可能會產生完全相反的生存感受，這正是日常生活所擁有的特殊魅力。所以，英國學者本?海默爾認為，我們必須區別“日常生活”和“日常狀態”這兩種不同的概念，對日常生活內在的異質性和矛盾狀態發起調查，不能總是盯著日常生活中的那些驚世駭俗和標新立異的東西，而是要認識到任何看似庸常的日常表象之下，都包裹著諸多個體意義上的神秘因素。為此，他倡導要像福爾摩斯那樣專注于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針對日常中的神秘，福爾摩斯引入了理性主義的祛魅。他的天‘才’，說到底，無非是把理性主義的和科學的原則推擴到他所調查的那些表面上看來深不可測、無根無由的事情當中去。如果說他熱愛日常中那些光怪陸離、玄而又玄的方面，那么他所熱愛的，是通過理性主義來為它祛魅。正是這種理性主義把那些微不足道的和日常的事物轉變成了光怪陸離之物的密碼。福爾摩斯通往日常的途徑既產生了神秘，同時又解除了它的神秘”④。很多作家在面對日常生活時，也有些像福爾摩斯那樣，借助必要的洞察力，總是能夠在生活的細枝末節之處，發現各種饒有意味的蛛絲馬跡。

譬如任曉雯的《浮生二十一章》，就是以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二十一位小市民作為主角，從一件件看起來稀松平常、毫無起眼的事件開始，在抽絲剝繭般的細節捕捉中，微觀化地呈現了都市平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狀態。在小說中，張忠心、高秋妹、姜為民、楊敏安……這二十一個人物，折射了二十一種不同的個性氣質和人生風貌。這些人物個性明朗，境遇普遍，每一個人物的性格都是豐富且生動的。我們很難定義這些人物是“好人”或“壞人”，他們有時可愛有時可恨，世故精明卻又不乏善良，即使命運難以捉摸，即使生活千瘡百孔，每一個人都在自己的人生軌跡里忙碌著，或樂觀或精明或勢利地活著。任曉雯非常擅長在那些混沌的日常生活場景中，迅速捕捉到生活中最細小最本質的部分，并通過那些細小而持久的細節打破生活表面的平靜，揭示日子底下世態人情的真相，繼而袒露人性的復雜、搖曳和幽深。像《周彩鳳》中：“周彩鳳逛了小菜場，歸途碰到個新鄰居，絮叨一路。鄰居說：‘你一歇上海話，一歇普通話，是北京來的高干吧。’周彩鳳不答，進門顧自微笑。方滬生冷著臉過來，在小菜籃頭里翻檢，‘買啥了，去那么久。記住，茄子別和肉炒在一道，番茄蛋湯放些洋山芋。我吃不慣你們安徽人燒法的。’周彩鳳諾諾，想著鄰居的話，又笑起來。”《江秀鳳》中：“一日，上門收廢品，遇著個故人。對方矚視良久，忽道：‘三小姐，是你吧。’她赧紅了臉，跑下樓去，縮立于墻邊，放任自己哭個夠。俄而搖搖小鈴，起車前行。”無論是作為安徽人的周彩鳳面對上海市民的身份排外意識，還是命運敗落后的江秀鳳在遭遇熟人之后的尷尬，雖然他們的外在交流并沒有出現異常，但內心可謂驚濤駭浪。正是從這些看似極不起眼的細節中，任曉雯巧妙地將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微妙而復雜的內心鏡像烘托出來，可以說準確精練，異常鮮活。任曉雯坦言自己寫《浮生》時，甚至能感受到筆下人物“噼里啪啦說話時，咸酸的唾沫濺射而來”。

福爾摩斯對日常生活中最為平淡無奇的事物永遠保持著情有獨鐘的姿態，并且能夠憑借自身的非凡之才，從中發現各種異乎尋常的東西。這種發現的能力，其實就是作家需要具備的藝術稟賦。在福爾摩斯面前，華生似乎就是我們這些讀者，經過他的跟蹤、呈現和揭示，我們忽然明白日常之中所隱藏的各種奧秘。作家對日常生活的微觀化處理，也是如此。像天津作家王松的長篇《煙火》，就是從日常生活的市井氣息中，呈現了天津胡同里各色人等的生命情態。作者圍繞蠟頭兒胡同，把天津古城里的市井文化，分解成無數碎片式的小人物和小故事，以漫無頭緒的方式娓娓道來。這些人物總是在不經意的地方出現，或者獨立成章，或者通過其他人物或事件引帶出來，從來子、楊燈罩兒、老癟，到王麻稈兒、老疙瘩，每個人物都擁有獨立的命運故事，但是又都適可而止。然而，在這種看似雜亂不清的市井結構中，一幅相互交織、彼此牽扯的老天津胡同景象鮮活地呈現出來了。在王松的微觀化處理中，我們可以看到，老癟賣的燒煤球爐子用的拔火罐兒，燒制得比炮彈還結實，扔到地上可以彈跳；制作雞毛撣子的，對撣子的桿兒和雞毛，都有特殊的要求，才能達到彈灰的絕佳效果；拉膠皮的，只靠身體的蠻力絕對不行，還需要各種巧力；绱鞋的，不能只講究針腳的密疏，還要該硬的地方硬，該軟的地方軟，這樣才能穿在腳上舒服輕便；打簾子的，也同樣存在各種講究……從人人熟知的狗不理，到鞋帽鋪、棺材鋪、水鋪、豆腐絲兒，你有你的生活技巧，我有我的謀生門道。雖然這些民俗文化只是小說的附屬功能，但它以特有的豐富和飽滿，將蠟頭兒胡同里人們的日常生活夯擊得異常瓷實。在日常生活的微觀之處，王松從不吝惜筆墨，如傻四兒去拉冰的細節，是否真實其實并不重要，但作者還是不遺余力地進行交代，使這個人物在十分有限的篇幅里迅速活了起來，也讓來子與他在生活軌道上的交錯顯得自然可信。不過，無論是傻四兒還是劉大頭，無論是高掌柜還是老朱，他們的故事終歸都回到以來子一家為主的命運漩渦里，在歷史的顛蕩沉浮之中，呈現了蠟頭兒胡同中千姿百態的日常生活，也映現了民間生活的繁雜與豐饒。

微觀化往往意味著細節化，既需要作家敏銳的洞察力和精準的敘事功力，也需要作家對日常生活本身保持應有的專注和熱情。福爾摩斯之所以了不起，就是因為他迷戀日常，專注于各種日常生活中的細枝末節，小說家亦然。像尹學蕓的《我所知道的馬萬春》，之所以寫活了一個基層干部馬萬春，就在于作家非常善于從人物的外在言行中，捕捉其內心真實的精神意愿。無論是馬萬春吃處女蛋，送化肥給初戀，還是對陳四賓情感生活的安排，招待老干部的午餐安排，都隱含了別樣的心機，呈現出耐人尋味的張力。作家也正是通過這些看似瑣屑的細節，巧妙地凸現了人物隱秘的野心和欲望。這種微觀化的日常敘事，其實就是以輕搏重，深入淺出，很好地體現了輕逸化的美學趣味。

三

這種輕逸化的美學趣味，在更多的時候還體現在作家對重大問題的背景化處理上。記得魏微曾說過：“我們的生活中,每天都有傳奇發生,那些驚天動地的大事,或有一些小的歡樂和傷悲,都可以視為是我們時代的注腳。我喜歡‘時代’這個詞,也喜歡自己身處其中,就像一個觀眾,或是一個跑龍套演員,單是一旁看著,也自驚心動魄。某種程度上,我正在經歷的生活——看到或聽到的——確實像一部小說,它里頭的悲歡,那一波三折,那出人意料的一轉彎,簡直超出凡人想象。而我們的小說則更像‘生活’,乏味、寡淡, 有如日常。”⑤的確，任何一種日常生活的背后，都掛著“時代”這個巨大的幕墻。如果我們轉身去盯著幕墻，當然少不了驚心動魄的感受，尤其是面對新世紀以來飛速發展的中國現實，面對變動不居的生活方式和生存觀念。同時，任何一個身處“時代”的個體，無論他的日常生活具有怎樣的獨立性，也都與時代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聯系，大到人生命運的跌宕起伏，小到人性與倫理的扯扯拽拽，都是不可避免的。它意味著，日常生活內部總是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異質性因素，用列斐伏爾的理論來說，就是日常生活中永遠存在著各種異化特征。這些異質性因素，構成了日常生活的“重”。但在新世紀以來的小說中，很多作家在面對這種日常之“重”時，仍然選擇一種日常化的敘事，將“重”的內涵放在背景之中，使作品繼續保持輕逸的審美格調。像魏微的小說《沿河村紀事》，通過對中國邊遠鄉村的日常生活敘述，圍繞著各種利益，在你爭我吵、打打鬧鬧的細節之中，展示了中國鄉土社會結構形態向現代轉型的艱難。她的《家道》講述了一個小城里的父親因罪入獄之后，一對母女面對強大的世俗倫理所遭遇的種種尷尬、困頓和傷痛。她們背負著貪官家屬的恥辱，穿行在各種冷漠的目光之中，以敏感而又無奈的心情咀嚼著人世的滄桑，直到最后，不得不背井離鄉。表面上看，它對父親的罪并沒有很好地反省，但實質上，它仍然是以母女內心里無法言說的疼痛來回應“罪”的深遠懲罰，以及它在倫理層面上所輻射出來的巨大威力。寧肯的《城與年》系列，都是以少年時代的成長記憶作為敘事主體，通過一個個獨特的意象選擇，展示了特殊年代里的生活之重和生命之重。像《火車》《探照燈》《防空洞》等，表面上都是敘述了一群北京胡同里的少年四處游走的快樂。他們有著無窮無盡的想象之力，也不乏探險和獵奇的激情，在物質與精神雙重匱乏的年代，他們不停地游走在城市的角角落落，尋找著屬于自己的刺激，也求證了生命成長過程中應有的詩意。然而，在這些放縱式的無憂無慮的成長過程中，作家通過各種不經意的細節安排，又讓我們體會到一些大院深處權力生活的詭異，也隱約地感受到歷史意志對個體日常生活的強制性規約，當然還看到了無數尖銳人性的猙獰面目。像小芹充滿神秘意味的命運轉折，大個兒孤獨無奈的蒼涼人生，以及四兒喧鬧失衡的家庭，都深深地打上了時代和人性的烙印。這也使我們真切地感受到，小說中每一件充滿想象和詩意的成長趣事，都在看似無序的日常之中，承載了生活的辛酸與傷痛。魯敏的《奔月》從逃離的角度，探討了命運的不可超越性。逃離是灑脫的，然而逃離之后，命運并不會選擇更好的道路，因為在性別文化中，女性終究要受制于現實倫理的強力規訓。在這些小說中，作家們都展示了日常生活的深不可測和異化的必然性，同時也表明日常生活看起來千篇一律，甚至不乏歡樂與溫情，但是時代的驚濤巨浪，以及所有的人性、命運等等，都隱藏在日常生活之中。

在這方面，池莉的長篇《所以》可能更具有代表性。這部小說同樣立足于日常生活，在一種看似輕松平常的敘事中，緩緩地呈現了當代女性成長的生命歷程和屢戰屢敗的婚姻生活，通過女性視角傳達了人們對于現代生存的感悟和痛楚。作家以葉紫漫長的生命歷程作為主線，通過葉紫三次失敗的婚姻，揭示了現代人的生存狀況及其所遭遇的挫折與困惑。由于個性和在家庭中的被忽視，葉紫一次次輕率地處理自己的感情問題，讓自己的婚姻生活不斷卷入各種高手段、低情商、無恥小人的陷阱里，要么被利用，要么被暗算，要么被敲詐，最終走向敗局。從幼稚到成熟，葉紫在歷經了人生經驗與教訓的同時，始終恪守自己的個性，堅持自己的人生走向。毫無疑問，葉紫是一個想追尋自我生活的知識女性，她出生在哥哥與妹妹之間，在不該出生的年代降生，不招父母待見，一心想逃離沒有溫暖的家。一碗溫熱的雞湯，一只肥美的雞腿，就可以填滿葉紫渴求愛的心靈。然而，甜蜜的閃電過后，真相大白，大學畢業待分配的關淳利用她留在武漢，而她卻被分配到小城孝感。不愿屈服命運的葉紫，果斷結束了這場短暫又滑稽的婚姻。在孝感文化館，葉紫憑著聰明才智，編寫多部話劇，在省文化系統聲名鵲起。這一切讓董館長受益，調到省里。葉紫不服，一趟一趟往省里跑，揭穿董館長，結果碰了一鼻子灰。哥哥葉祖輝開始幫助她，介紹她認識團級軍人禹宏寬。葉紫屈從于命運，學乖了，利用禹宏寬調回了武漢。此時導演華林走進葉紫的生活。葉紫似乎嗅到自己熟悉的氣息，特別是那種久違的語言，以及落拓不羈的個性氣質。她就像路邊的無名小花，不由自主地從泥土里仰望著華林，朝他開出自己卑微而燦爛的花朵。結果當然是葉紫被軟禁，有妻室的華林因此入獄。但葉紫仍舊不顧一切地要嫁給華林，想用堂堂正正的婚姻，來證明他們純真的愛情。十三年后，如別人預言的那樣，華林再次背叛，拍了自己與別人的不雅照訛詐了葉紫一筆錢。葉紫慶幸與一個無恥小人離婚了，兒子還在，家還在，這就足夠了。小說中的葉紫，只是蕓蕓眾生中的一員，她的曲折情感，雖與個性有關，也與她遇人不淑有關，但這些終究與時代脫不了干系。或許，日常生活讓人們看到的永遠只是結果，只是表象，只是“所以”，但作家需要直面這些表象，在一個個看似理所當然的“所以”之中，巧妙地揭示諸多的“因為”——這有點像張愛玲所說的那樣，人生是一件華麗光鮮的袍子，里面爬滿了跳蚤，關鍵在于，作家如何在描繪這件華麗的袍子時，巧妙地讓讀者發現里面所隱藏的跳蚤。這正是輕逸化敘事所孜孜以求的審美理想。

作家張欣曾說：“時至今日，感覺寫作中最大的難點竟然是最不起眼的日常。每每寫到吃穿用度、衣食住行，就覺得深陷在重復、同質和一成不變的泥潭里動彈不得，喝的咖啡、進的飯館、泡的酒吧寫出特色來，難度是非常大的。由于所有的事件都是在生活中產生或發生，那種在竹尖上拼劍，與老虎同船的狀況終究是極少的現象，并非一種常規表達。而對于日常，我們再熟悉不過，可是在日常中妙筆生花，卻成為一件難事。《金瓶梅》和《紅樓夢》里都寫了許多日常，讓人感到故事里面的真實與溫度，以及深刻的敬畏與慈悲。那么瑣碎的凡間煙火背后，是數不盡的江河日月煙波浩蕩。”⑥張欣的這段話，表明了作家在直面日常生活時的艱難，但事實上，新世紀以來的很多作家還是憑借自身的藝術智慧，自覺地立足于普通個體的生存經驗和存在境遇，注重體驗性、身體性和經驗性的審美表達，突出了那些看似瑣碎、慣常的世俗生活對于個體生存的重要意義，也揭示了日常經驗內部所蘊藏的各種微妙繁復的生命鏡像。他們對一個人的最為完整生活的理解，就是營構個體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豐富的、可能性的狀態。其主要目標，是突出文學對于日常生活的審美關注，發掘并展示日常生活中極為豐盈的生命質感和人生意緒，以便重構人類在身與心、人與物上的統一。

四

如果從敘事的細節上看，這種輕逸化的審美趣味，還表現在作家對日常生活的詩意化處理上。任何個體的存在，即使是卑微的生存，都會懷有詩意的內心憧憬，也不乏某些超越實用主義的精神追求，所以日常生活雖在整體上較為平庸瑣碎，帶著形而下的特征，但它永遠不缺乏詩意，小到各種日常性的郊游、休閑與度假，大到各種節慶儀式和宗教式的盛典，都是這種詩意的體現。“在平靜如水的日常生活里，的確一直都有海市蜃樓、磷光漣漪。這些幻覺并非沒有結果，因為實現結果是這些幻覺存在的理由。但是，在哪里可以找到真正的現實呢？何處發生著真正的變革呢？就在這個不神秘的日常生活之中！”⑦列斐伏爾在這里使用的“幻覺”，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超越了日常功利的詩意，關鍵在于作家如何來捕捉和呈現這種詩意的內涵，如何呈現這些詩意的生活情境對于人們日常生存的重要意義。像鐵凝的《春風夜》《火鍋子》等短篇，就非常精妙地呈現了這種日常生活的詩意，并通過詩意的敘事，在輕逸化的審美格調中，凸顯了人性的光澤。《春風夜》中的俞小荷來到城市打工，雖然飽受生活的壓力和夫妻長期分居的孤寂，但她從不抱怨，更沒有滑向人性之惡，而是頑強地打拼，全力應對各種生存的艱辛。在與丈夫重逢的短暫之夜，她的整個身心都沉浸在與丈夫相會的幸福感里，處處袒露著相濡以沫的體恤和關愛，也使整個小說體現了如沐春風般的敘事韻味。《火鍋子》圍繞著一頓簡單的火鍋午餐，精心勾勒了一對年邁的夫妻相濡以沫的生活，也詮釋了愛、寬容、犧牲、相扶相依等等復雜的精神內涵，并使敘事在一種溫馨的敘事語調中，飽含了人生的滄桑與平靜。

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或許是遲子建的長篇《煙火漫卷》。這部長篇聚焦于北國冰城哈爾濱，試圖借助眾多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書寫，在充滿了煙火氣息的市井生活中，呈現了這座城市特有的精神畫卷。小說的主線是一個有關尋找的故事。主人公劉建國當年回城探親時，受到好友于大衛夫婦之托，把于的兒子銅錘帶到哈爾濱，不料孩子在哈爾濱火車站下車時被人偷走。劉建國從此帶著巨大的負罪心理，更換了一個又一個工作，幾十年如一日地奔波在尋人途中。圍繞劉建國的尋人線索，以及劉建國的家人親朋等關系，作家不斷將敘事鋪陳出去，著力敘述了不同身份的人們在這座城市里的日常生活狀態，試圖為這座古老的北國冰城臨摹出一幅色彩斑斕的精神風貌。于是我們看到，無論是春夏秋冬在這座城市的更替景象，還是凌晨批發市場喧鬧的交易、晨曦時分的鳥雀鳴叫、澡堂子里氤氳濕潤的熱氣、舊貨市場的老器物、老會堂音樂廳的演出、飯館或禮堂的二人轉，都呈現了這座城市獨特的文化景觀，也洋溢著生生不息的煙火氣息。為了強化作家對這座城市精神的傳達，遲子建讓很多人物的日常生活都以自身特有的方式，深深地嵌入這座城市的文化血脈之中。譬如，退休之后的劉光復，傾其所有，執著地要為這座城市的工業時代留下珍貴的影像，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光，還念念不忘自己的紀錄片。于大衛雖是西方混血的后代，但他同樣迷戀于這座城市的氣質，閑暇之余，總是帶著相機穿行于大街小巷，為這座城市各具特色的建筑，留下一幅幅恒久的記憶。謝楚薇雖然一直飽受失子之痛的折磨，但也不忘時常趕赴各種音樂會，領略這座城市內在的文化脈動。外來的黃娥原本打算將兒子托付給四處尋人的劉建國，然后回到丈夫身邊，以自殺來陪伴逝去的丈夫，結果卻在榆櫻院扎下了根，并最終收獲了愛情。小秦和小米只是來城市尋找自由，最后也在榆櫻院落下了根，甚至連小米前夫的母親陳秀也來到了這座城市。我們很難說，這些人物的所作所為都有什么宏大的理想，但他們似乎都很自然地愛著這座城市，并與這座城市的精神保持著密切的共振關系，是因為這座城市既充滿了世俗的煙火氣息，又洋溢著友善的詩意情懷，同時還在滄桑的歷史記憶中融會了中外文化的不同氣質。

類似的小說還有很多。像張惠雯的很多短篇如《愛》《玫瑰，玫瑰》《飛鳥和池魚》等，都是在莊重或尖銳之中，又時時洋溢著詩性的輕逸之美。曉蘇的《花被窩》《海碗》等，也是敘述了一個個隱秘而又溫馨的故事，既散發人性的芳香，又傳達了詩意的懷想。田耳的《開屏術》則借助權力資本的潛在驅動，呈現了一群現實社會中底層游民的日常生活。在一次聚會上，王局長隨口說了一句“孔雀要是隨時曉得開屏，又能當狗養又比狗漂亮，再多的錢我也要搞起”，雖然這只是一句荒誕的玩笑，但是長期依附于王局長的易老板，卻將這種玩笑視為一次奉迎權力、展示能耐的絕佳機會，于是他開始派人火速實施“開屏術”。隨后，隆介等一群酒鬼兼游民陸續登場。這些酒鬼帶著騎士般的浪漫主義懷想，不斷尋找各種孔雀的開屏之術，從養孔雀到馴孔雀，從刺激孔雀發情到給孔雀尾巴安裝遙控裝置，忙得不亦樂乎。稍有常識和理性的人都明白，這種有違科學的事情幾乎不可以完成，但是在那些草根游民的心中，卻成為可以發揮自我奇才的大好時機。所以我們看到，由酒鬼隆介到酒鬼徐師傅，再到各種民間游民，面對利益的“酒精”，迅速形成了一條散落于各地的“產業鏈”，引發了無數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甚至連交際花凌大花也開始對隆介投懷送抱。對于隆介來說，“有些事要多快好省，但有些事，必須鋪張浪費。以前什么都想省著弄，就一再地錯過了奇跡發生。現在不一樣，我倆決定不惜一切代價馴出這樣一只孔雀！”這種騎士般的精神懷想，不只是隆介等無數底層游民的內心夢想，也折射了普通人超越現實經驗的渴求。它既體現了某種荒誕式的生存邏輯，也呈現了浪漫式的理想氣息。

其實，田耳的《開屏術》還體現了作家對這種詩意化生存的處理策略。作家借助必要的想象，很自然地將那些非理性的日常生存轉化為生命的飛翔狀態，猶如納博科夫所說的“兼備詩道的精微和科學的直覺”。在納博科夫看來，小說家與魔法師都是一種自我為難的職業——人們都清楚他們所作所為的虛假性質，但他們又不得不為自己的虛假行為建立各種“真實”的理由和依據，使人們在欣賞過程中獲得特殊的審美體驗。只不過，魔法師更注重表演的每一個過程，而小說家則更強調敘述的每一個細節。在小說中，細節是想象與說服力達成緊密聯動的核心樞紐。它既要有“詩道的精微”，又要有“科學的直覺”。當然，這兩者不可能同時出現在一個細節之中，而是各自出現在它們應該出現的位置上。也就是說，該靈動時就讓它飛翔起來，該堅實時就讓它堅實起來。曹征路的《天堂》就運用一種充滿生活質感的吳方言，講述了一個叫天堂山的鄉村里質樸卻不乏浪漫的民情風俗。在那里，人們講仁義，重人情，拜關公，“地方不大，講究不小”，但是，他們同樣也有浪漫的懷想，也有男男女女之間說不盡的私情和暗戀。他們以插花作為暗號，使男女之間演繹了一個又一個鮮活靈動的故事。蟬兒因丈夫殘廢，自然也有人插花，但她堅守婦道，忍辱負重，甚至成為“三八紅旗手”。盡管最后蟬兒還是與他人有了私情，盡管這個情人又被人暴打而逃走，但蟬兒依然是蟬兒，依然守著自己的家庭，為生活而奔波，為命運而隱忍。我們再看看鮑十的《秋水故事》中，作家對鄉村夫妻之間情感的質樸敘述，魏微的《姊妹》里對兩個彼此仇恨了一生的女人之間關系的微妙化解，畢亮的《繼續溫暖》一對爺孫相依為命的鄉村留守生活……我們就會發現，它們同樣充滿了塵世的日常溫情，也傳達了日常生活中最為動人的詩意。盡管在這些小說中，也或多或少暴露了人性的堅硬和現實的無奈，但在敘事上，都充滿了輕逸化的審美趣味。

作為一種日常生活詩學的表達策略，輕逸化的審美趣味并非是為了給現實或人性涂脂抹粉，而是緣于創作主體對于人類日常生活的內在理解。鐵凝曾說：“文學還應該有個巨大的功能就是有暖意，應該給人類帶來溫暖。”⑧ 任何一個作家在直面日常生活時，在遭遇堅硬的現實時，選擇“以重擊重”式的正面強攻，固然是一種不錯的敘事策略，但是如果能夠發現其中所蘊含的詩意和“暖意”，并在輕逸化的敘事格調中，巧妙地傳達某些生活之重或生命之重，是否也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

注釋：

①⑦[法]亨利?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第1卷），葉齊茂、倪曉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193、126頁。

② [法]亨利?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葉齊茂、倪曉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316頁。

③④[英]本?海默爾：《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導論》，王志宏譯，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5、9-10頁。

⑤魏微：《“我們的生活是一場駭人的現實”》，《小說評論》2007年第6期。

⑥張欣：《千萬與春往?序》，花城出版社2019年版。

⑧鐵凝、王堯：《文學應當具有捍衛人類精神健康和內心真正高貴的能力》，《當代作家評論》2003年第6期。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文藝批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