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出生于1960 年代的學群不惑之年才開始創作，其《壞》系列小說三部曲2016 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2018 年起又開始創作《好》系列小說，同時，還有單獨成篇的《西西弗斯走了》，這些小說顯示了作家不俗的寫作功力。學群長篇小說最鮮明的藝術特色體現在內向而又恣肆的敘述語言上。

關鍵詞：學群 《壞》系列小說 存在 逃離

一

學群是近年來湖南長篇小說創作領域一個值得關注的作家。

出生于1960年代的學群在文學界卻是一個地道的新兵。不惑之年才開始創作，至今不過十年的時間，之前主要寫散文和短篇小說，出版過三個散文集，分別為《生命的海拔》（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兩棲人生》（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牛糞本紀》（花城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在《大家》《天涯》《芙蓉》《大益文學》《小說月報》《湖南文學》《西部》等刊物發表過一些短篇小說。2014年開始嘗試系列長篇小說，《壞》系列小說《壞孩子》《壞家伙》《壞東西》相繼在《大家》雜志發表，并得到作家馬原的賞識，馬原以《“不識時務”的突圍》為題著文在《大家》2015年第1期推薦，稱“完全被這個不大的故事震懾住了”。其中《壞家伙》獲《大家》2015年先鋒新浪潮文學獎。《壞》系列小說三部曲2016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馬原為其作序并稱小說挑戰了他的閱讀經驗，小說的主要人物“可以和所有小說里的那些壞人比肩，而且絕不遜色分毫。這個牛立人可以寫進小說史壞人卷了……牛立人個人經驗是逆天的，常情常理不存在，仁義道德不存在，人倫綱常不存在，一句話：一個壞字了得”1。馬兵認為：“賀學群堅持奉‘壞’之名，是在用一種佯謬的方式來表達他對現代人應對現代性困境之迷惘和危機的思考。”2（學群原名賀學群——本文作者注）劉恪認為：“學群發掘了一個鄉村壞小子形象。這個形象意味深長，鄉村是我們社會的根基，在這里產生了壞小子的文化反抗現象，當然更具有獨特的社會意義。”3

繼《壞》系列后，學群又開始了《好》系列長篇小說的創作，其《好孩子》發表于《天涯》2018年第１期，《好家伙》收入2019年６月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小說集《彼此》，余下計劃中的《好東西》還在繼續中。與此同時，《十月》2020年第３期發表新創作的長篇《西西弗斯走了》，被青年作家鄭小驢稱為是一部極具象征和哲學意味的小說。4

學群的社會職業是銀行管理者，白天工作，晚上寫作，其模樣用馬原的話說是“長相中規中矩，著裝中規中矩，說話中規中矩，身材中規中矩”5，一個從頭到腳沒有絲毫異樣的中年男人，但他酷愛寫作，以寫作為快樂，他說，閱讀是別人帶給我的快樂，寫作是自己給的。寫作帶給我的愉悅，超過了任何別的東西，“感謝上蒼讓我找到這樣一件事情——用文字來寫作，好讓我的生命在這么好的一件事情上燃燒。它讓我不至于因為自己的熱力走到別的事物上去，不至于網入一大堆糾葛難解難分，不至于陷進自身的泥潭無法自拔”6。

但這樣一個寫作者及其作品，除了得到為數不多的作家和編輯注意外，還沒有引起文學界更多的重視。我認為，學群的創作是值得持續關注的，學群的創作顯示出了其深厚的功力，其作品呈現出了較高的文學價值。

二

如前所述，目前學群的長篇小說主要是《壞》系列小說、《好》系列小說中的兩部和單獨成篇的新近的《西西弗斯走了》，《好》系列還在進行中，容以后討論，這里主要就《壞》系列和《西西弗斯走了》談談我的理解。

兩部作品在內容上具有很大的關聯性，用通常的眼光來看，其主人公都帶有強烈的叛逆性，逃離是他們的行為特征。《壞》系列中的牛立人就是一個“壞透了”的人，拒絕規范，脫離正常生活軌道，在“壞”的軌道上自在逍遙，從逃學到殺牛到拒捕到對抗上司，簡直是“無惡不作”；《西西弗斯走了》寫哲學教授陶一粟患病后拒絕治療，不辭而別，遠離醫院，遠離上流社會，一頭扎進荒涼、詭異、險惡的自然世界之中。如果僅僅作這樣的理解，學群的創作也頂多不過是美國20世紀40年代“垮掉了的一代”以及我國20世紀80年代的劉索拉、徐星、王朔等叛逆寫作的延續。在這些寫作中，叛逆是一種對抗，叛逆者對抗著，同時又墮落著、孤獨著，他們的精神是緊張的。這樣的一種現代主義的寫作，在當時也許是先鋒的，而到今天，這幾乎是一個已經寫爛了的主題。

學群筆下的牛立人和陶一粟是不同的，他們的現代主義特征只不過是一種表象。他們的叛逆是原生性的，他們在逃離中沒有現代主義筆下被異化者的患得患失的緊張，有的只是逃離的自由與快意。在他們那里，逃離與其說是為現實所迫，不如說是一種存在于每一個個體自身的天性，是一種無法規避也無需規避的存在。

牛立人，本是一個好孩子，好學生，但他同時又是一個不斷逃離的壞孩子，“好”與“壞”不過是其自然天性的一體兩面，按馬原的說法是，牛立人是以百分百的叛逆開始的，7作者致力于牛立人“壞”的一面的天性的釋放，以及由此帶來的無比的自由。《壞孩子》一開始就寫牛立人逃離體育課隊形操練后作為局外人再來反觀操練場景的那種快意：隊形操練動作整齊、單調、重復、荒誕，讓人發笑，和遠觀者形成一種強烈的反諷。在牛立人身上，我們發現所有人包括“好”孩子都存在著的那種“壞”的存在。不僅如此，在小說中，牛立人的逃離是沒有具體理由的，作者讓逃離的理由缺席，一開始就直撲逃離現場，不厭其煩敘述逃離的快意。在作者這里，牛立人的“壞”不具備多少反抗性，它只是一種存在的真實呈現。小說曾這樣寫牛立人的“壞”：

一個人一旦成為壞孩子之后，就會發現，做一個壞孩子其實要容易得多。你可以逃學，世界在一個逃學人的眼里是另外一副樣子。不逃學的人永遠不會知道。一開始，你偷偷摸摸，還以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比你來得高大，都可以拿一雙眼睛看你，叫你相信你錯了。你只有像一只老鼠縮頭縮腦。很快我就知道了，只有好孩子才需要縮頭縮腦，看到老師看到校長，得趕緊遞上笑，乖乖叫一聲。你都成壞孩子了，干嗎還要管這些？你可以像一頭野獸，橫沖直撞；你可以像一只打足了氣的皮球，亂蹦亂跳；你可以像一只夜間的貓，漫天號叫。總之，一旦成了壞孩子，就會發現，有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干。8

《西西弗斯走了》的主人公陶一粟也是這樣的一個人。雖然，身患絕癥也許是他逃離的導火索，但作為一個哲學教授，他對人生包括對其自我的思考早已進入一種形而上的境界：他孜孜以求的是個體的自由，是如何從一種存在進入另一種存在。對他而言，即使生了病，他也有著比其他人更多的資源，他和西林醫院林院長是朋友，能得到更好的治療，何況他還有著作為哲學教授的優越的社會地位，但這些都不能成為他逃離的障礙，他的逃離是堅定的，正如他的好朋友一家刊物的總編輯“我”從林院長那里得知他要放棄治療時判斷的那樣：“我知道這家伙，他多半不會跟人說。他一個人扛著。像他這樣的人，一個人呆在那里天地人想多了，多少都有一些異于常人的地方。他想好了要放棄治療，別人再怎么說，恐怕都沒用。”也正因為如此，他的逃離便是一件自自然然不聲不響輕而易舉的事,他只在醫院待了一個星期,然后就不辭而別,只是因為擔心醫院難以承擔失蹤了一個病人責任,他在逃離之后給林院長寫了一封信。

我曾是醫院的病號，三十九床，現在不是了。一個往死亡路上去的人，只有上帝管他，還有就是閻王爺管他了。留下這張條子，是怕你們為一個不再相干的人浪費時間。畢竟你們的一生也是極其有限的。

態度如此堅決，又如此輕松：信寫在一張收費單的背面，連稱謂也沒有，更像是一張便條，在這張便條中，他也沒有告知自己的去處，他選擇的是一份永遠的逃離，是一種形而上意義的逃離。事實上，他逃離之后的去處也并非如何清靜，是廢棄的軍事工程，是荒野洞穴，是環境惡劣的高原和雪山，但逃離，一次又一次的逃離，讓他獲得生命的活力。

小說有這樣一個細節：在他逃到雷都山洞穴的時候，被一條毒蛇所咬，后來被人搭救，治好了蛇傷，奇怪的是，他肺部的腫瘤也自然而然消失了，在塵世無論如何也治不好的肺癌，卻在逃離之中不治而愈。這個細節也許正暗示了逃離的真實意義：作為存在的逃離才是我們真正的生命力所在

我們還注意到，小說共有六章，每章標題總是由時間和空間兩個范疇的詞構成： “星期五?醫院”“星期六?洞穴”“星期四?0公里”“星期日?座位和鞋”“某年某月某日?車站”“今生今世?高原和雪山”，這樣的標題方式透露出了作者自始至終是在宏觀的存在意義上來觀照陶一粟的一切。就連陶一粟的名字也極具存在的意味：宇宙那么大，他不過是滄海一粟。他除了自己，什么也不是。他選擇了渺小的自己，就是選擇了逃離，選擇了自由，這才是真正的存在。

《西西弗斯走了》這個題目引導我們走入我們熟知的那個西西弗斯神話，但又注入了新的元素：一方面，也許暗示我們應該放下將石頭滾上山坡的作繭自縛的努力，離開這個山坡；另一方面，又似乎告訴我們，離開本身何嘗不是一種無法回避的周而復始的行走。只是這一種走，是一種主體的行為，這一種存在，是一種自由的存在。

三

學群長篇小說在藝術上最鮮明的特色體現在內向而又恣肆的敘述語言上。關于這一點，劉恪很早就關注到了，他說學群的敘述語調有兩個風格：“其一在講敘中保持亦莊亦諧，其二全部敘述向內轉，使用了一種內心想象語言。”9這是由小說作為存在的逃離的主題意蘊決定了的。逃離與其說是行為上的，更不如說是心理上的。因此，在學群那里，與人物行為相關聯的行為故事并不是特別的突出，無論是牛立人，還是陶一粟，他們的經歷都沒有大起大落，沒有九曲回腸，沒有巧合偶遇，更沒有奇人怪事，一些小事件，一點小細節，更多的是人物的心理體驗，學群的小說在敘述語言上似乎更適合納入到心理現實主義的視野中去考察。學群的敘述是內向的，是隨著意識的流動而展開的。在他那里，所有的外在事物都是通過人物的內在體驗呈現出來。《壞孩子》一開始寫牛立人逃離出來的體育課場景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牛立人的心理視角。

從操場里出來的時候，他們在排隊：先是立正，立正之后是稍息，稍息之后又立正。向前看齊，向左看齊，向右看齊。

這里的“他們”，是牛立人的“他們”，牛立人眼里的“他們”的整齊單調的操練，內在著牛立人逃離之后內心的竊喜與自得。

《西西弗斯走了》一開始寫哲學教授因咳嗽在星期五去醫院看病，也是從陶一粟的心理視角入手的。

這天星期五。這個世界上有好多星期五，它們從星期三星期四那里來，最后都往星期六星期日那里去了。……那天還是星期三，還沒到星期五。一個朋友從別的地方來，幾個朋友聚到一起。大家抽煙，他也抽。他咳得厲害，就叫他別抽。他不抽，大伙兒也不抽。就喝酒，說白酒消毒。醫院消毒，不也用白酒？現在人和東西就這樣，酒精能有白酒的度數就不錯了。第二天照常聚會，還是咳。就說看來光用酒消毒不行，得上醫院去看看。

很顯然，一個簡單的時間點星期五，在這里表述得如此復雜甚至有些啰唆，這只可能是哲學教授才有的一種時間心理體驗。同樣，關于咳嗽，由輕到重的具體過程寫得非常詳細，這種詳細非患者本人同樣是無法體驗到的，因此這里雖然用的是第三人稱“他”，但這個“他”的心理體驗敘述者又如何能知曉？因此這里其實又隱含著一個陶一粟的“我”的敘述視角。這種視角的含混，正是心理現實主義敘述的典型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學群的敘述語言雖然是內向的，但又沒有內向語言的緊張與嚴肅，學群的向內語言是恣肆且充滿野性的，有一種語言自由滾動的不可控制的能指的力量。學群敘述的所到之處有時甚至是由語言自身的滾動所操控。這正與其作為存在的逃離的文本所指的一種能指呈現。排比、反復、頂針、諧音雙關、滑稽模仿、詞語混搭等后現代主義的語言策略在學群的敘述中比比皆是。當然，學群的寫作不是后現代主義的，他無意去解構什么，他只是借用后現代主義的語言策略來建構起逃離的自由意義。前面我們提到的《壞孩子》開頭一段，簡單的隊形操練，竟能“饒舌”到這樣的地步！這樣的語言方式，似乎是學群小說最具辨識性的特征，我們還可以看看《壞家伙》開頭，作者寫牛立人勞改出獄后要求解決工作，聽說市長到了勞動局，便提著一只雞大搖大擺直撞勞動局辦公樓會議室，其語言表達可用汪洋恣意來形容。

小會議室靠里面，一張大桌子圍滿了人。那樣子，好像是在進行一頓豐盛的大餐。在他們眼里，我就像是一粒突然闖進來的老鼠屎。……我是蹲過號子的，我怕誰？那人問我什么事，我說：我媽媽辦了提前退休，我頂職老是頂不上去。聽說要送東西，也不知道該往哪里送，買了一只雞，就往這里來了。說罷，把雞往那張大餐桌上一摜。母雞受驚，格格叫起來。有一陣，所有人都坐在那里，聽雞說話。只差往本子上記。后來，雞被拿到外面，換上市長說話，他們趕緊往本子上記。

在這里，語言的狂歡與逃離的自由無縫對接，相得益彰。

從外在的特征來看，學群的敘述，似乎帶有某種先鋒性，也正因為如此，當《大家》試圖重拾先鋒文學精神的時候，學群向內而恣肆的小說得到青睞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學群是由馬原及其主持的《大家》“先鋒新浪潮”欄目所推出的一位寫作者。馬原在《“不識時務”的突圍》中在整體上將學群的《壞孩子》納入到先鋒文學的視野中予以考察，但他還是感覺到了學群的“先鋒”與被稱為真正先鋒旗手的海明威和加繆的某種相通，前者是只做減法的先鋒，后者是恢復古典寫作的先鋒，他們同時又被稱為是新古典主義的大師。10確實，學群的敘述不是海明威、加繆之后越走越遠的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先鋒敘述的翻版，盡管這種越走越遠的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如此之深之廣。學群敘述的特殊性在于他行走在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之間，有時甚至還充滿浪漫主義的激情。《壞家伙》中寫牛立人逃到洞庭湖洲那一段逍遙自在的野人般生活，內向而恣肆的敘述方式和語言流動，將逃離的豐富意義傳達得淋漓盡致，作為自我反思的逃離，作為個體存在的逃離，作為精神自由的逃離，早已超越了一般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意義上的“逃離”。那時正是漲水季節，作者這樣寫道：

成天無所事事，除了在林子里游上一會兒水，就是從一棵樹爬到另一棵樹。爬來爬去，我好像突然懂得了人為什么生有四肢，樹為什么隔一段時間開一道杈。不同的枝伸向不同的空處，看起來好像互不相干。你從一根樹枝爬到另一根，一路連過去，手和腳原來可以把它們連成一片。我喜歡赤身裸體躺在樹上。樹葉不停地翻合走動，時而翠綠，時而毛茸茸一片背白。

洪水漶漫、環境惡劣的湖州，因“壞人”牛立人的到來，也因作者恣肆的語言狂歡而充滿了生機。

《壞家伙》以牛立人提著一只母雞大鬧勞動局會議室始，以躲進杳無人煙的洞庭湖蘆葦蕩終，似乎是前面寫牛立人的叛逆對抗，后面寫牛立人的生命歸宿，從外在性質上看，兩者本應是一張一弛、一放一收的關系，但作者的敘述語言方式卻并沒有體現這樣一種區別，而恰恰是首尾相同，一以貫之，在這種一以貫之的“狂歡化”語言敘述里，內在著的正是牛立人生命中一以貫之的原始野性，這種野性以逃離為特征，無論是出發，還是抵達，都是逃離，逃離本是一種存在。

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長篇小說創作大體沿著兩條路徑發展，一條是追求歷史文化的深度與厚度，歷史小說，家族小說，地域文化小說，受到各方青睞，另一條是熱衷于詩意的消解，在對日常生活的狂歡化敘述、對歷史的滑稽模仿中解構所有意義。這些創作自有其合法邏輯。在這樣的文學潮流中，學群和為數不多的一些作家，依然著力于對當下個體人性存在的探尋，少了一些歷史文化的厚重，多了一份自我現實的思考，少了一些狂歡，多了一份真誠，這對當下長篇小說創作生態的意義當是十分有益的。

學群是一個半路出家的寫作者，盡管從他的文本中可以看出他有著相當文學知識與理論素養，但這種知識與理論在他那里并非以其原有譜系的方式被接受的，因此，他能把這種知識、理論對寫作者造成障礙與羈絆的可能降到最低限度，他的寫作又固執又鮮活，如同一個異數，吸引著我們去跟蹤，去辨析，去發現。

注釋：

1馬原：《逆水行舟》，《壞孩子》，學群著，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頁。

2馬兵：《被他者化的自我與分裂敘事的隱喻》，《壞孩子》，學群著，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225頁。

3劉恪：《壞孩子的成長史及精神指向》，《文藝報》2017年5月22日。

4鄭小驢：《追隨他的旅程》，《十月》微信公眾號，2020年9月27日。

5 7 10馬原：《“不識時務”的突圍》，《大家》2015年第1期。

6學群：《兩棲動物》，《兩棲人生》，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頁。

8 本文原作引用凡涉及《壞孩子》的，見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涉及《西西弗斯走了》的，見《十月》雜志2020年第3期。

9劉恪：《必要的喪失——評學群的“壞小子”系列小說》，《湖南文學》2017年第1期。

[作者單位：湖南理工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