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的一個重要轉向就是塑造從愚昧中覺醒的、開始抗爭的民眾形象，以文學的力量推動時代發展。而文學的人民性書寫真正得到理論的倡導和創作的落實，則是在延安文學時期。作為一文一武兩條戰線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文藝戰線在延安革命根據地受到了高度重視。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文藝為什么人服務”的原則問題。“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涉及文學人民性問題最核心、最關鍵、最要害之處，關系到文學的根本問題。毛澤東指出文藝要為“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即是為“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服務。文學人民性問題得到了系統、理論的闡述，由此形成了延安文學人民性話語體系。延安文學的《兄妹開荒》《王德鎖減租》《夫妻識字》等秧歌劇，《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荷花淀》等中短篇小說，《新兒女英雄傳》《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等長篇小說以及《白毛女》等民族歌劇的成功創作和廣泛傳播，鑄就了延安文學創作的輝煌和文學人民性傳統的現代建構。

“學文化，學文化/往后再不做睜眼瞎/……從今后，咱提高文化大翻身/糊涂人變成聰明人/豐衣足食有保證/子子呀孫孫咱不受窮”馬可的《夫妻識字》秧歌劇深刻表達了農民要實現文化翻身的深層精神追求，發出了農民心靈深處的聲音。1943年，延安平劇院創作的新編京劇《逼上梁山》以林沖遭際為線索，書寫了官逼民反的斗爭精神和民眾對歷史發展的推動力作用。毛澤東對此評價，“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一個具有顛覆性意義和新意識形態意蘊的人民為文藝創作源頭、中心和主角的時代，不可阻擋地到來了。

新中國成立后，以“三紅一創”為代表的紅色經典高度彰顯了“十七年文學”的人民性傳統。時至今日，梁斌的《紅旗譜》依然活躍在一些話劇舞臺上。柳青的《創業史》所塑造的帶領村民尋找社會主義新農村共同富裕道路的開拓者和探索者梁生寶的形象，依然活躍在當代文學創作和研究文本之中，構成一種“春風到處說柳青”的獨特文學史現象。而1952年5月，《中國青年報》編委、副刊主編柳青帶著簡單的行李從北京來到西安市長安縣王曲公社皇甫村，扎根村莊14年，到人民大眾、大地深處尋找文學之根、思考鄉土中國現代轉型的根本路徑，是文學人民性在當代最生動的實踐，啟發和鼓舞了郭澄清、路遙等一大批作家。郭澄清的《公社書記》塑造了一位槍桿子、筆桿子和鋤桿子“三桿并舉”、始終與農民同甘共苦的人民干部形象。路遙在柳青的鼓舞下，先后寫出《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成為當代文學史中對中國民眾影響最大的作家。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發表之后，解放區青年喊出“男的要當小二黑，女的要當小芹”，掀起了一個新婚姻戀愛的革命浪潮；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出版之后，鼓舞了無數個在人生道路上迷茫的鄉土中國青年，堅定尋求有尊嚴的新現代道路，很多人滿含著熱淚說“我就是孫少平”。文學的人民性從來就是無比堅實的，又是無比廣闊的。趙樹理、柳青到路遙的人民性寫作，贏得了不同時代人民的熱愛和歡迎，他們是“農民作家”，是寫出中國人精神氣質、中國時代經驗、中國氣派和中國品格的人民作家。

新時期以來，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張潔的《沉重的翅膀》、張煒的《古船》等作品都以鮮明的時代品格、強烈的人民情懷、典型的人物形象而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精品力作，呈現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眾廣泛參與、創造的中心經驗和時代精神，而深受大眾歡迎。

隨著后現代思潮的影響和網絡新媒介文化的出現，新世紀中國文學呈現出邊緣化、小眾化、娛樂化、市場化、碎片化等精神征候，文學的人民性傳統亟須重新審視和傳承弘揚。廣大民眾為什么不讀當代文學作品，這里面固然有時代精神、媒介多樣化等因素，但是為什么《平凡的世界》依然高居各個書店的暢銷書榜單和大學的閱讀榜首呢？文學必須關心民眾最現實、最深刻、最具時代精神的問題，才會有生命力。文學必須具有人民性理念、情懷和視野，才會贏得民眾的青睞。事實上，當下文學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要像趙樹理、柳青那樣向人民學習，學習獨具特色的、最鮮活、最接地氣的民眾語言；深入人民之間，尋找源頭活水，發現新時代新文化語境下那些“沉默的大多數”中的新形象；走進一個個鮮活的生活世界中，思考新時代中國城鄉大變局中的新問題、真問題，寫出體現新時代中國精神和中國經驗的中國故事。

快速發展的中國已經為當代中國作家提供了無比豐富的現實土壤和藝術想象力空間。當代中國人民正書寫著新時代的英雄歷史，召喚當代中國作家以一種深邃、遼遠、豐厚的人民性理念來書寫這個人民英雄的時代。

（作者系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