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植物學盛行于18、19世紀的歐洲，遠航探險將異國標本從世界遙遠的角落帶回歐洲，激發了人們對自然知識的廣泛興趣。自18世紀60年代開始，植物學被看作一門“適合”女性的科學，被社會中上層當作培養女孩子女性氣質的方式之一，在當時的主流性別意識形態下備受推崇。這一過程是如何發生的？女性的植物學實踐如何展開、又受到何種壓制？性別如何影響科學的發展與科學史的書寫？

加拿大約克大學榮休教授安·希黛兒（Ann Shteir）的專著《花神的女兒——英國植物學文化中的科學與性別（1760—1860）》是書寫女性與博物學文化的經典著作，其中文版在今年5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發行。安·希黛兒曾在約克大學阿特金森（Atkinson）學院執教多年，為該學院女性研究中心創始人之一。她致力于女性與性別史研究，關注女性與自然、科學和知識的關系?！痘ㄉ竦呐畠骸肥瞧浯硇灾鳎哂虚_創性意義，影響了相關領域的諸多學者。希黛兒也因為本書獲得了1996年美國歷史學會女性史瓊·凱利（Joan Kelly）紀念獎。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近日特邀博物學史研究者姜虹對安·希黛兒教授就該書進行了一次訪談。姜虹系北京大學科學技術哲學博士，四川大學文化科技協同創新研發中心助理研究員，譯有《植物與帝國：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2020）和《花神的女兒：英國植物學文化中的科學與性別（1760－1860）》（2021）。她深受希黛兒教授的影響而走上“女性與博物學”的研究道路，在訪談中就植物學史、女性主義、當代女性科學家的境遇等問題與之展開了交流。

《花神的女兒：英國植物學文化中的科學與性別（1760－1860）》，安·希黛兒著，姜虹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

姜虹：您在《花神的女兒》致謝中提到，《1800年以前的英國植物學和園藝學文獻》作者布蘭奇·亨里（Blanche Henrey）對您進入女性與植物學這個研究領域有很大的啟發。能否聊聊當時的情形？尤其是您最初進入到這個領域時的一些狀況。

希黛兒：我的博士論文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具體的研究課題是18、19世紀歐洲關于自然的語言文學。其中讓我尤為感興趣的，一是17世紀的機械隱喻，即把自然比喻成機械一樣的鐘表；二是18、19世紀將自然比喻成一株植物，會經歷不同的生長階段。在這樣的興趣引導下，我開始去了解18世紀的植物學，以及關于時間變遷的哲學思想如何轉變成后來的演化理論。在1973年，我拿到了博士學位，之后從事的第一個研究課題是18世紀一位德國詩人阿爾布萊克·馮·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他的詩歌《阿爾卑斯山》（Die Alpen）有大量植物學注腳。從20世紀80年代起，我開始將女性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并不斷搜尋英國女性創作的植物學文本，以及關于女性的植物學興趣的材料。通過倫敦和其他地方的圖書館、檔案館，我對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中葉女性的植物學普及寫作有了一些了解，也逐漸意識到那個時期植物學文化有著豐富的面向。布蘭奇·亨里曾邀請我一起喝茶，親切地鼓勵我跟著自己的感覺走，去探索這些女性，以及她們的生活和作品，興許就會發現些什么。我最早研究的女性之一是韋克菲爾德·普麗西拉（Wakefield Priscilla），她是一位貴格會作家，寫作的主題包括植物學、博物學，以及她所稱的“心智培養”主題。特別幸運的是，我遇到了她的一位后代，讓我接觸到不少重要的書信和家族檔案。

姜虹：您作為歐洲文學和文化史研究學者，想必對女性的文學作品非常了解，這對文學和植物學文化這樣的跨學科研究會有很大的幫助。但同時，植物學上一些專業知識，如分類學、拉丁名、植物鑒定等，會不會帶來不少的挑戰，處理植物學文獻、生物插圖和標本等歷史材料可能也會比文學作品困難。您是如何克服這些困難和挑戰的？

希黛兒：自從接受比較文學訓練開始，我就習慣了去關注不同文學、語言和歷史等領域的諸多話題。這意味著我可能會去探索各種超出我學術訓練的主題，例如18世紀中期德國文學或19世紀英國科學史等。任何跨學科研究都會面臨相似的挑戰，你對某個領域的了解總是要比其他領域更多。相對不熟悉的領域可以求助專業人士，或者惡補相關知識去解決，但依然有些困難超出了我的預想。例如，我在倫敦自然博物館的植物學圖書室里發現了19世紀早期阿格尼絲·伊比森（Agnes Ibbetson）的手稿，她通過長期的實驗提出了植物發育的相關理論（希黛兒對伊比森的研究見《花神的女兒》第五章）。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為了對伊比森有更深入的了解，我請教了一位植物學家，然而她以當代植物學的思維否定了伊比森的理論，認為伊比森所處的歷史背景無關緊要。盡管我也想從那個時代植物生理學的一些爭論中去解讀伊比森的植物學貢獻，但讓我更感興趣的卻是從自己的學術背景出發去研究一位從未引起關注的植物學家。我希望向讀者或之后的學者介紹伊比森的植物學工作和她所處的環境，可以讓其他人從各自的視角去做更深入的研究。讓我欣慰的是，英國目前有一位生物學背景的學者正在對伊比森的有關材料進行植物學的專業解讀。

姜虹：在您的研究中，“Flora”（花神，植物志）是一個內涵豐富、非常奇妙的詞兒，您曾追溯了花神的圖像學淵源，以及它在植物學文化中的重要性（可參考作者論文“Iconographies of Flora: The Goddess of Flowers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Botany”, in Figuring it out: Science, Gender, and Visual Culture, eds. Ann B. Shteir and Bernard Lightman. Hanover and New Hampshire: Dartmouth College Press, 2006, 3-27.）。在《花神的女兒》中，這個詞一語雙關，巧妙地傳達了這本書的主題?！盎ㄉ竦呐畠骸睂χ袊x者來說也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標題，引起了讀者對植物學文化強烈的好奇心。您能否談談最初是如何觸及到植物學之外的花神故事？在我們之前的郵件交流中，您也提到您主編的論文集《花神的田野工作者：19世紀加拿大的女性與植物》（Flora’s Fieldworkers: Women and Plants in 19th-century Canada）標題中也用到了這個詞，您再次用它作為書名是基于怎樣的考慮？除了《花神的女兒》、花神圖像學論文以及這部即將出版的論文集，您對“Flora”還有什么有趣的研究嗎，有沒有更多有趣的故事和讀者分享？

希黛兒：如何描述自然？為何自然通常會被刻畫成女性形象？毋庸置疑的是，在歷史上的眾多文化語境中，女性與自然被廣泛聯系在一起。例如，在古羅馬和古希臘的神話傳說中，這樣的圖像比比皆是，負載著復雜、有趣的含義。我在圖書館探索女性與植物學的材料時，發現古羅馬花神的形象出現在早期大量的植物學著作和花卉手冊標題頁或扉頁插圖中，這些圖像激發了我濃厚的興趣，很希望搞清楚這個神話人物不同的呈現方式?！痘ㄉ竦呐畠骸分v述了在18、19世紀的英國，眾多女性如何通過家庭紐帶和家庭生活進入到植物學的世界：她們和朋友、家人一起采集標本，在家庭的氛圍中學習植物學，成為父親、丈夫或兄長的植物學助手，編寫植物學普及讀物，她們在寫作時還喜歡營造一種家庭的氛圍。

后來，我對另一個話題產生了興趣，那就是在19世紀殖民主義和帝國背景中，北美加拿大殖民地的女性如何參與到植物學？我和一位加拿大植物學家合作，一起發表了一篇論文，探討19世紀20、30年代四位女性植物學家，她們在旅居加拿大殖民地期間，與“植物學朋友們”一起采集植物，學習植物學（Ann Shteir and Jacques Cayouette, “Collecting with ‘botanical friends’: Four Women in Colonial Quebec and Newfoundland”, Scientia Canadensis: Canadi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2019, 41(1): 1-30）。我們的研究主要是通過當時的信件來重構她們的歷史，我很希望通過這個研究更深入了解關于19世紀加拿大殖民地女性與植物學的歷史。為了激發更多學者參與到該主題的研究中，我在2017年組織了關于此話題的一個國際工作坊，名字叫“19世紀加拿大的女性、男性與植物：新資源和新視角”（Women, Men, and Plants in 19th-century Canada: New Resources, New Perspectives）。這次工作坊的論文匯集成論文集《花神的田野工作者：19世紀加拿大的女性與植物》，在這次采訪之前我已經完成了編輯工作，預計此文集將在明年出版。這部文集的主要內容是，在19世紀植物學逐漸成為加拿大一門科學學科期間，女性以豐富多彩的方式積極地參與到植物學中，如采集、繪圖、教學、寫作等。對女性與植物學的研究讓我不斷去思考應該如何書寫植物學史，而編撰這部文集讓我發現，加拿大植物學田野工作的歷史可以提供更廣泛和包容的視野。

姜虹：我發現《花神的女兒》中有些女性的故事相對簡短，如亨麗埃塔·莫里亞蒂、哈麗雅特·博福特和帕金斯夫人，是不是因為這些人物更邊緣化，難以重構她們的故事？關于每位人物所能獲取的材料是否決定了您寫作時的選擇，如是否納入書中，以及篇幅長短的分配等？能否分享一下您收集研究材料的故事？除了文本，還有哪些重要的材料比較重要？

希黛兒：這本書耗費了十余年，我主要是在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的多個圖書館、檔案館從事這項研究。在此之前，沒有學者將書中大部分女性的信息及其作品匯集起來，也沒有什么相關的背景材料。當時電子資源也沒有發展起來，對每位人物分配的篇幅長短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能找到的材料。對女性和女性史研究感興趣的學者都應該充分意識到，我們想找的材料常常因為種種原因無法獲?。核齻兛赡芨揪蜎]有留下什么作品，她們的作品可能因為“無關緊要”沒有被留存下來，歷史學家可能會覺得她們的故事沒有什么研究價值，等等。例如，書中那位制作蠟花的愛瑪·皮奇，她也培訓別人做蠟花，還編寫了一本DIY手冊。我在倫敦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做研究時，無意中發現了館藏目錄記錄了一套19世紀40年代蠟花制作工具，然后征得博物館準許，前往庫房深處，打開了塵封已久的木箱。木箱里不僅有工具，還有當年制作的花瓣、花梗樣品。那一刻，歷史突然栩栩如生地呈現在眼前，博物館館長見到此情景，也跟我一樣興奮不已。

姜虹：女性是如何與自然、植物聯系在一起的？這種關聯對植物學文化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并導致了植物學的女性化色彩？

希黛兒：在西方歐洲文化中的歷史中存在一種關于性別的二元劃分，將女性與“自然”和身體聯系在一起，男性與“文化”和思想聯系在一起?；ㄉ窀ヂ謇臍v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自然崇拜，以及女性與繁殖、植物、春天、豐饒、復蘇等概念的聯想。關于女性與自然的這些聯想預設了對女性的“天然”屬性——該做什么，該成為什么樣的人，這些預設還演變成了性別化的社會規范，規約著男性的陽剛之氣和女性的陰柔之美。將女性與自然、植物聯系在一起可能出于女性的力量和權力考慮，但在18、19世紀的英國乃至整個歐洲，這種聯想更具有傳統意味，更多是考慮女性和植物一樣美麗而優雅。歐洲啟蒙思想提倡將博物學和一些新興科學納入教育體系，女性與植物的文化聯系為她們參與基礎性的入門植物學活動鋪平了道路。自18世紀60年代起，植物學深受小女孩、成年女性和母親們的歡迎，植物學家林奈的植物學著作被改寫成淺顯易懂的普及讀物，教業余讀者鑒別和分類植物。然而，深受女性歡迎的植物學到19世紀20年代時候卻開始被質疑，認為不適合男孩子學習，因為他們不想去學姐妹們學的東西，19世紀早期的一些文本材料里對這一點有非常詳細的論述。

姜虹：您在書中專門討論了植物學家約翰·林德利，他是主張植物學去女性化的職業植物學家代表。為何會出現這樣的趨勢？

希黛兒：女性與植物學的歷史也是一部性別與科學的歷史。女性與植物的關聯塑造了她們進入植物學的方式，也影響了19世紀英國及其大學、研究機構中植物學如何發展成為一門學科，這就是本書中約翰·林德利所處的歷史背景。在他看來，19世紀30年代，植物學作為“一門職業，體現了人類嚴謹的思想”，需要與休閑、大眾、觀賞性的植物學活動相區別，而后者恰恰被認為是女性的植物學實踐方式。他力圖為植物學學生創立一套“現代化”的課程，培養他所認同的職業植物學家?！翱茖W的陽剛之氣”成為科學史領域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例如《俄賽里斯》（Osiris）這本科學史雜志在2015年第一期的專題就是這個。我希望其他學者能夠在這個領域有更深入的研究。

姜虹：我曾經問過您是否認為自己是一位女性主義者，您當時毫不猶豫地說“是”。您對女性和植物學的研究是否影響您成為一位女性主義者？這項研究對您的學術生涯或個人生活有什么重要的意義？或者說它對您本人或您的生活產生了什么其他影響？

希黛兒：事實上，是我的女性主義觀念和作為一位女性主義研究學者將我引向了女性與植物學的研究，而不是反過來。我在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中進入知識界，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的核心是探尋歷史中的女性，將女性置于故事的中心，為女性及其故事發聲。我曾考慮過為18世紀男性作家伊拉斯謨·達爾文（Erasmus Dawin）寫一部知識分子傳記，因為他在作品中將文學和植物學結合在一起。但經過深思熟慮后，我還是覺得應該充分發揮我在女性和女性史研究上所受過的學術訓練。歷史不僅對重構過去的知識非常重要，也影響著將來的實踐活動。這樣的信念塑造了我作為大學教授的研究工作和職業生涯，我也很幸運地參與了約克大學女性研究中心的創立，成為創立之初碩士和博士研究生部的主任。

姜虹：《花神的女兒》常常被當成一部開創性的著作，它在出版后啟發了眾多的學者，某種程度上我自己也是因為這部書走上了現在的研究道路。在這本書之后涌現的大量研究成果，其中不少是對本書提到的女性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在后來的研究中，哪位學者或者說研究成果給您的印象最深？后來的這些研究反過來又對您的進一步研究產生了什么樣的啟發？能不能簡單介紹下您目前的研究？

希黛兒：自己的研究能對女性、性別、歷史和科學相關領域的學者有所啟發，我當然感到非常欣慰。我的研究主要是勾勒了1760-1860年這個世紀英國“植物學文化”中女性植物學活動的圖景，重點是女性普及作家為女性、兒童和大眾讀者撰寫的植物學。對這段歷史的重構意味著需要用傳記、社會史和文學史研究的方法去理解女性如何塑造了有關植物的歷史。如果通過地方性的歷史檔案和植物學的通信集等材料就會發現，這方面的研究其實大有可為。我很高興可以向圖書館員和檔案員提出問題，他們經常會驚喜地發現原來自己所在的機構有這么多有趣的藏品。我也常常覺得大眾雜志是非常不錯的研究材料，樂此不疲地在里面尋找關于特定時代和地區的女性及其相關故事；還有就是對歷史信件的利用，不管是《花神的女兒》還是我前兩年發表的加拿大殖民地女性植物學家的研究都與信件提供的材料密不可分。邱園首任園主任威廉·胡克的通信集讓我發現了19世紀早期加拿大殖民地四位熱衷植物學的女性，以及瑪麗·布倫頓（Mary Brenton），對這位女性的詳細研究我將放在即將出版的論文集《花神的田野工作者》中。

在學者們大量的研究中，我對英國或英殖民地之外女性參與植物學的研究感到尤為興奮，這在很大程度上擴大了女性植物學實踐的研究視野。

姜虹：女性與植物學的研究對現在的科學界有什么樣的現實觀照？相比植物學中女性被邊緣化的現象，現在的女性科學家或學者是否依然處于被邊緣化的境地？

希黛兒：女性與植物學的研究當然也是性別與科學研究的子集。關于“女性”與“陰柔”、“男性”與“陽剛”的觀念不僅影響了歷史上科學的實踐和規范，也影響了現在的科學。這段豐富而復雜的歷史有助于解釋（但并不能通過解釋去消除）公眾為何將“科學家”設想成男性形象，以及為什么所謂的“硬”科學（如物理學，或者基于實驗室的科學研究）要比“軟”科學（如于田野的一些研究）有更大的價值和權威性?？茖W中的性別問題，對身處其中的男性和女性同樣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姜虹：《花神的女兒》中文版受到了很大的關注，您希望這本書能為中國讀者和學者帶來什么樣的思考？

希黛兒：我很感激你將這本書譯介到中國，很遺憾我讀不了中文，但我可以看出四川人民出版社非常用心地在做這本書，設計得很漂亮，裝幀、紙張、印刷也非常棒。希望它能給中國讀者和學者帶去一點點啟發，能讓更多的人去關注女性與植物學這個領域，期待學者們能在這方面有更深入的研究。

安·希黛兒與《花神的女兒》新書合照

姜虹：在現實的學術界中，如何平衡母親角色和科研工作是年輕女學者們經常面臨的問題，對她們來說也是非常大的挑戰。在這方面您有什么經驗或建議可以跟她們分享？

希黛兒：我自己是一位教師、學者和母親，《花神的女兒》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寫給我自己的女兒——“女性主義花神”?！捌胶狻蓖苣軐崿F，而且即使達到平衡，也從來都不是穩定狀態。要達到所謂的平衡，工作單位需要變得更加靈活，父親和母親需要為自己和家庭之需設定職責分工。理想情況下，已經當了母親的年輕科學家和學者可以通過伴侶、家庭、兒童保育機構和育兒假政策等獲得更多的支持，但往往沒有什么措施是完美的。還需要強調的是，我們所熱愛的工作及其帶來的成就感其實也是我們帶給孩子的禮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