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些成長的煩惱》，梁曉聲著，山東教育出版社2021年7月第一版，35.00元

2019年，年過古稀的梁曉聲出版了他的第一套童話系列。

兩年間，他的童話系列在不斷豐富、不斷拓展，建構著充滿真善美的童話世界，并向這個世界傳達他對兒童成長深切的愛意、體貼和關懷。

“我早該從兒童文學中拔腿而出了。”2021年7月14日，濟南書博會期間，梁曉聲在接受讀書報記者采訪時如此說道。可是他無法瀟灑地轉身就走。因為他在這個領域仍有不斷的思考和想要表達的欲望，更因為他和山東教育出版社的友情，老朋友劉東杰的期待像孩子一樣純真又迫切，這讓梁曉聲在兒童文學領域“越陷越深”。

新作《我那些成長的煩惱》是梁曉聲為少年讀者創作的一部自傳體成長小說，講述的是他從兒童到少年時期“成長的煩惱”，依然是他一貫樂觀而光明的底色，敘述苦難卻不失溫暖甚至幽默的筆調。

中華讀書報：《梁曉聲童話》知識性很強、涉及面也很寬泛，蒲公英如何掌握風向、大雁為什么排成一字形或人字形、蒲公英種子的來歷等等，看書的過程很開眼界。您是不是為了寫作去有意搜集掌握各種信息和知識？

梁曉聲：知識性不是主要的，是否經得起知識檢驗也不是主要的。《小王子》一開始說，大人看就是一頂帽子，小孩子才能看出是一條正在消化大象的巨蟒，這不符合生活，違反知識性，但它能打動孩子的情感。

我之所以寫童書，有如下原因：一是我的成長史中沒有童書閱讀經歷，小時候沒那么多童書，家里也沒有錢買。我是成為作家之后讀了一些童話，包括很多以兒童視角切入的溫暖的、帶有童話色彩的成人作品，對我影響特別大。我想我是作家，應該寫這樣的作品；二是我在兒童電視制片廠十多年，那時關注兒童文學多；三是我在決定寫兒童文學之前，掃描了中國的童書出版。

中華讀書報：您看到的中國童書出版是怎樣的現象？

梁曉聲：國內國外的童書我基本全都了解。有一個時期我有意識地考察電影市場的情況，發現國外的動畫中動物和生活聯系在一起，比如《帕丁頓熊》，熊和形形色色的大人的成長連在一起。國內的兒童文學不是這樣。父母帶孩子進電影院，什么最逗樂看什么，因此我們看賀歲片，有一個共性就是“樂”字。

我可以寫出這樣的東西，讓母親和孩子一個樂子接一個樂子，但我不能寫，不能讀者想要什么寫什么，我只寫我希望你們讀的東西。

中華讀書報：您的所有童話都傳達了真美善。《小飛蛾漫游記》中，小飛蛾飛行過程中不斷領悟，不斷成長。蚯蚓告訴他：對生命應該持善良心，人類在變化，人類對待動物的態度也在變化。由此得出人類進化的方向是善良。人類每朝這個方向邁出一步，世界就會朝著美好的方向邁出一大步的結論。您覺得孩子能理解嗎？ 是否稍顯“沉重”？

梁曉聲：嚴格說這是五年級以上的孩子讀的書。我有意識地希望孩子看一看，故事該怎么講。萬一孩子讀了以后作文有進步了呢？ 萬一影響誰成為作家了呢——所以這些故事的文學性很強。《在動車上》出版不多久，新聞報道有多次類似的事情。我希望有這樣的好母親，在讀了《在動車上》之后和孩子說：“咱們以后在列車上決不做這樣的事情。”——萬一有這樣的影響呢？

我給自己規定了要做的事情。如果你是評論家，你會發表倡導的評論言語，希望童書怎么樣；我是作家，就要拾遺補缺。童書在很大程度上有兩點是我要補充的。一是勵志。很多童書主題跟《獅子王》差不多：“我行，我一定行！”像安徒生的《丑小鴨》，它是天鵝種，如果它是野鴨種呢？ 所有孩子不可能都是“獅子王”，不可能都是海鷗喬納森。理發師、面點師……平凡的人就不能出色嗎？ 我要用《白鴨阿甲》傳達“平凡也能出色”的觀念。二是愛心。現實生活中缺失愛心的例子不少，比如動物的被虐待；比如一只為家庭下了那么多蛋的母雞，外國文學中都會成為人類的朋友，但是在中國文學作品中不是。這是我要通過《“白先生”與“黑勇士”》傳達的。我覺得愛心要從娃娃抓起。

以我的眼看來，有些書一定是不受歡迎的。也許有些母親會說，我的孩子憑什么讓你教育？ 即使受到某些母親的心理排斥，我也一定寫。我不會揣測母親喜歡給孩子讀什么樣的書。

中華讀書報：您對筆下的人物有體貼之心。不止是站在家長，也站在孩子的立場上。比如《蕾蕾和姍姍》中，姍姍問：姐姐喜歡雜技嗎？ 蕾蕾說，為了不讓父母失望，也得堅持下去。既為孩子的懂事感到欣慰，也覺得有點辛酸，在某種意義上道出了很多孩子的苦衷。

梁曉聲：這個故事是說雜技演員中尖子和底子的合作，還講了應該怎么看待競爭。我不太知道是不是所有家長都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為了能贏，要么自己言傳身教，要么借助讀物來給自己的兒女找到一種力量，好像恨不得盡早讓孩子明白，這是一個競爭的世界。你強他就弱，你弱他就強。這樣的話，家長和拳擊教練有什么區別？為什么不想我們有可能善而強？

我確實有主觀創作的意圖，就是傳遞友誼。首先你要有感覺，別人對你的友善，你沒有感覺的話幾乎等于不存在。一個人抱怨生活不如內省自己。如果抱怨別人冷，是否別人給你溫暖而你沒有反應。我提醒讀者感激友誼，哪怕是微小的幫助。

中華讀書報：您的很多作品，看了總會讓讀者有些思考——能說具有“教化”的作用嗎？ 有些童書幾乎沒有這方面的意識，您怎么看？

梁曉聲：可以說是教化的作用。全世界、全人類千百年來都是多么重視對兒童的教化這件事情。“教化”二字一定是莊重的，如果是反義的，那不是教化本身的問題。只不過看教化什么，教化愛永遠都不過份。這也是我為什么寫了《小毛驢“桑丘”》《可可、木木和老八》的故事。

中華讀書報：故事都很溫暖，但似乎寫動物的比較少？ 為什么？

梁曉聲：我考察到動物界的時候，不想觸及這個層面。如果像《獅子王》那樣，在自然現象中、在電影中是要經歷打斗的。《獅子王》《黑豹》都是要為“王”。如果寫食草類動物，不可避免地會寫到它們生存的不安全，這就會出現“壞動物”，不一定可取。

中華讀書報：但是您的兒童文學也涉及了生死觀。比如在《小飛蛾漫游記》中，談到生死的問題，談到成長中應該懂得感恩的情感。

梁曉聲：《小飛蛾漫游記》還是寫植物的生死。我不希望我的書里有搏擊打斗，不希望向兒童傳達為了競爭“上位”什么都可以做，我不希望推助這些。我這樣寫，家長們如饑似渴地用這樣的讀物為孩子卯勁兒——我不希望加入這個行列，我也不認為這是好的現象。

中華讀書報：您的故事取材很接地氣，非常真實。《可可木木和老八》寫疫情期間可可的成長，父母是醫務工作者，體現了作家的責任感和敏銳的反應能力。

梁曉聲：我確實感覺到，現實生活中有些孩子被疫情深度影響了。為什么作家不記錄在案？ 這篇作品都被《小說月報》頭條轉載，編年度合訂本時收入了，所以我說是這樣的書是“橋梁書“，一方面是給孩子看的，但首先它是文學作品。

中華讀書報：《北方印象》地域性很強，以小水珠的試驗破解“滴水成冰”的說法，伐木工為什么喊“順山倒”的來歷等，有濃郁的地域風情。這是來自小時候的記憶嗎？ 是否有日記，或后期加入了一些想象？

梁曉聲：我有一篇散文叫《趕集》，這篇散文應該寫在二十五六年前，那時我五十歲左右。其中有三名同學，在《我那些成長的煩惱》中都提到過，這本書里的名字大抵都是真名，我哥哥的老師的名字，老師的老伴的名字……都是真名。我認為生活中應該感激的人——最大的感激應該寫進書里，成為永遠的紀念。因為是真實的，而且心里經常想著，不會忘記，不需要進行虛構。

中華讀書報：《哥倆好》疫情期間哥倆的相守非常溫暖，描寫“二胎”題材特殊視角也非常有趣。您很在意作品的敘述視角？

梁曉聲：視角非常重要。《白鴨阿甲》的思想，我在大學課堂講過。

大家都認為大學應該講成人文學，大學課堂一定是通過文學作品分析人物所面臨的困惑——為什么不能讀安徒生？ 我認為《丑小鴨》并不是安徒生最好的作品，過于流露了出身決定論的思想。丑小鴨長大后成了天鵝，飛起來了，但是我們設想，更多的現象是，如果就是一只麻鴨呢？ 它有了天鵝夢，怎么辦？ 再夢也不能成為天鵝，但可以變成連天鵝都尊重的麻鴨。

中華讀書報：您的文學理念是什么？

梁曉聲：在進入北京語言大學之前，我在北京電影制片廠、兒童電影制片工作，始終“在場上”，這個場今天這個流派明天那個流派，豐富多變。但后來到大學講文學課，首先要回到文學的意義。

剛開始我甚至也不知道從哪個角度講起。后來我想起來，法國雕塑家羅丹有一個著名的雕像，叫人馬。人馬是希臘神話中的怪獸，對人和神都會形成共同的危害，它有人的上半身，上半身拼命向上伸展、扭動，那種動感明白體現它要從馬腹中掙脫，這個過程很痛苦，但只要雙足落地，才能成為大寫的人。好的文學就是幫我們這個忙，千百年來一直這樣。我在大學里反復說這個問題，從那個時期我就調整了我的創作理念。

古今中外之文學現象，大抵可歸為三類：一類以揭示人之“人馬”真相為目的；一類以呈現人如何努力成人為要義；一類昭示人之為人之后的善好，并且證明這是人皆可以實現之事。我不屬于第一類作家，因為那創作過程首先便不合自己的心性；我也不屬于第三類作家，因為在我所感受的現實中，“大寫”的人、“純粹”的人不是沒有，委實甚少。并且，我對于何謂“純粹”的人，目前也還是未得要領。于是，我的創作逐漸有了明確的方向，也逐漸形成符合自己心性的理念，即——呈現人不但要一心成為人，還想一心成為好人的過程。

中華讀書報：您寫了幾十年，寫作技巧嫻熟自不必說。但是在給孩子講故事的時候，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些敘事策略？

梁曉聲：寫作的過程也是和自己對話的過程。我在寫作中有另一個感覺：不但影響讀者也教化自己，寫作是自我教育的過程。我寫作的過程也會像沐浴了一樣。我相信，這樣才能寫得自然而不矯情。如果矯情，真誠度是打折扣的。好多寫作者忽略了這個問題，要是把這些搞清楚，寫作的技巧性都在第二位。

中華讀書報：《我那些成長的煩惱》描寫了很多苦難生活，但讀完并不覺得苦，有溫暖，有歡樂，有幽默，回憶過往是怎樣的心情？

梁曉聲：我一直覺得，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個案。我努力地回憶，在我的成長史中很少遇到壞人。所有故事中的情節都是有溫度的，可能跟我看問題的角度有關，也可能是基因的影響。我的母親沒有和鄰居們紅過臉。再就是讀書，我年輕的時候讀了很多俄羅斯文學作品，那些文學作品中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寬容悲憫的情懷對我影響很大。

中華讀書報：《我那些成長的煩惱》讓我們充分了解到您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梁曉聲的原因，也更深刻地了解到為什么您會有那樣的作品。

梁曉聲：我下鄉之前經歷文革，經歷了六年的知青生活，復旦大學畢業后分配到北京電影制片廠，生活中也經歷過很多不愉快。但是我覺得這些恰恰可以在生活中忽略不計。誰也沒有理由活得那么超脫。比較之后就會覺得，你沒有記住的必要。所以在寫作中我是選擇性地記憶，有意識地體現溫暖。那些不友好的表現，都會變成人生在世一些微不足道的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