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天，我已經43年黨齡。”“我是非常愛國的。”瞿弦和極為鮮明地表明自己的赤誠之心，這大概便是這位78歲老藝術家的初心。不過在對話結束，記者翻閱這洋洋數千字的記錄，卻發(fā)現瞿弦和的藝術人生與他的姿態(tài)是息息相關的。或者說，沒有一顆為黨爭光的心，瞿弦和也不會是現在的瞿弦和，更不會有瞿弦和現在那些為人所稱道的藝術經典。

其實，瞿弦和當初報考的是中國科技大學，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覺得未來學成之后，可以用理工科的知識去報效國家。后來陰錯陽差地進入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畢業(yè)后主動申請去青海工作。只要看看瞿弦和在去青海的火車上寫下的入黨申請書就可以明白，這個青年藝術家去支援大西北的建設是十分自然和誠懇的。直到在煤炭文工團當總團團長，瞿弦和的事業(yè)開始慢慢轉向朗誦，他朗誦的政治抒情詩尤為動情，扣人心弦，之所以如此，也與他的那份對黨、對國家、對人民的深情有著密切的關系。因為一片赤誠，能夠理解作品的背景、環(huán)境和作者的感情，能夠與身邊的人產生共情，進而極為準確完美地詮釋作品。

1 在西北的經歷給我的事業(yè)打下了基礎，對一生都有好處。大西北促進了我的三觀的形成，也磨煉了意志力，真是一生受益。

生活周刊：因為父輩的緣故，你出生于印尼蘇門答臘。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后才回國。你當時的中文水平如何？這段獨特的經歷對你之后的朗誦事業(yè)有什么影響？

瞿弦和：我會很多語言。小時候就會國語和印尼語，回國后學的都是普通話，特別是大學在中央戲劇學院，普通話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其余語言忘記了一些。記得大學、高中學的是俄語，直到現在我還能用俄語簡單報幕，交談。印尼語簡單說說“你好”“再見”。我很喜歡學習語言。我很關注各國語言的特點，有時故意模仿一些國家語言的特點用到我們的朗誦之中。但是我覺得，中國的漢語還是最豐富的、最有意思的。

我父親是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參加者，父母就像郭沫若那批人似的，是流亡海外的老革命，爸爸教數學，媽媽教體育，建國后就回來了，所以我是“紅二代”。我是非常愛國的。這種家庭教育，也對我日后的人生選擇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生活周刊：你和太太張筠英老師之前都是在北京少年宮學習，學的是舞蹈和戲劇，但為什么報考大學又報的是中科大？最后又是如何被中央戲劇學院錄取？這里面有些什么樣的故事？

瞿弦和：當時社會上對藝術界的認識存在一個誤區(qū)，認為數理化不好或者學習不好才去搞文藝，考藝術院校。其實，搞藝術對人的文學水平、數理化要求都是很高的。我和愛人受家里的影響，從小學習成績都不錯。我的愛人初高中成績好，是銀質獎章獲得者，這個獎章需要連續(xù)三年的學業(yè)和操行等級優(yōu)或良。我在高中獲銀質獎章，中學時代我們都是好學生。所以填報志愿的時候我們都很愿意報考數理化。在少年宮學習只是一種藝術愛好，我們的學習從沒有放松。

當時我們報考第一志愿中國科技大學，應用數學專業(yè)。當然，我們同時也報了中央戲劇學院。那時候有規(guī)定，藝術院校提前招生，如果錄取了，就不允許再進其他考場。就在我們準備進考場的時候，中戲的錄取通知書到了。我和愛人有時開玩笑，我們如果能夠考科技大學考上，我們還是會成為一家人。我想說的是，我們在學習上要糾正社會上不科學、不標準的看法，也就是從事文藝，理工科也要好。有不少人中學時代理工文史都很好，大學考了藝術院校的。我們就是例子。

生活周刊：從中戲畢業(yè)之后，你主動要求去青海工作，在青海省民族歌舞團和話劇團里你塑造了很多角色。這段在大西北工作的經歷，對你日后的工作意味著什么？

瞿弦和：大西北經歷很難忘。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那個時代人們很真誠，沒有摻假，非常純樸。畢業(yè)填志愿，我填的是“青海”，而且前四個志愿都是“青海”，最后一個填的是“服從國家分配”。當時我隨著巡演的人們一起坐火車去的青海。從北京到青海的距離，從地圖上看幾乎橫跨了大半個中國。要坐兩天兩夜的火車。在火車上我心潮澎湃，輾轉反側睡不著，我就寫了第一份入黨申請書。當然，后來真正入黨是1978年，因為那時候作為歸國華僑入黨有一定難度。入黨的時候我正在演《江南一葉》這個戲，我演葉挺，印象非常深刻。我的入黨初衷就是想努力鉆研業(yè)務，為黨爭光。像習總書記提出的那兩句話：“打鐵還需自身硬”，“擼起袖子加油干”。所以我要求自己認真刻苦地做好每一件事。這個初心到現在從來沒有動搖過。到今天我已經43年黨齡。

對于我選擇去青海，當時有些人不能理解，因為當時有人說歸僑有政策可以留在北京。但是我至今對于去青海的選擇一點也不后悔。青海那種艱苦的環(huán)境，是人一生中最難忘的閱歷。艱苦奮斗在我身上刻上了深深的烙印。在艱苦條件下如何奮斗，都有好處，這是刻在身上的烙印。

我在青海工作生活了8年，我比當地人去的地方還多。記得當時我們學習內蒙古烏蘭牧騎文藝小分隊去深入基層，我們騎馬進入到達各個州的首府，玉樹、果洛，很難去的縣，我都能去。我最近錄像時遇到一個青年演員，他說他是雜多縣人，他聽說我到過那里就非常激動，摟著我，說一個資深演員去過他的家鄉(xiāng)太高興了。那個時代的西北經歷給我未來的事業(yè)打下了基礎，對一生都有好處。大西北促進了我的三觀的形成，也磨煉了意志力，真是一生受益。

2 我不反對配樂，但是所有的朗誦下來，就像是一支交響樂。人們往往忽略語言本身自有的音樂性，這種本身的音樂性要體現出來。

生活周刊：是什么契機促使你開始從表演向朗誦轉變的？我們知道表演和朗誦息息相關，但還是有諸多不同，你是怎么順利地完成了這種轉變，成為了一代朗誦大家？

瞿弦和：不能說從表演轉變到朗誦，因為表演和朗誦不可分。我始終沒有放棄過表演，舞臺表演一直堅持，包括我在話劇《打春》中扮演李鴻章，在中國古典話劇《趙武靈王》演反一號，還有《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這樣的作品。可以說，中外古今的話劇我都嘗試過。當然表演的很多都是對于朗誦有很大促進的作品。表演和朗誦是相輔相成的。

生活周刊：談談幾次你印象比較深刻的朗誦創(chuàng)作吧。很多人對你朗誦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這首詩至今津津樂道。

瞿弦和：我首次朗誦的、搬到舞臺上的作品很多，《秋歌》、《風流歌》、雷抒雁《小草在歌唱》。同時《黃河大合唱》第三段《黃河之水天上來》是我恢復的。這些詩歌，行業(yè)內是首誦。在朗誦《大堰河——我的保姆》時，我沒有想當然地將“大堰河”想象成“河流”“鄉(xiāng)愁”，而是登門拜訪詩人艾青，從作者身世、創(chuàng)作緣起，到每一句詩歌的意蘊，一一求教。艾青后來在一篇文章里寫道：“不知為什么，只要是瞿弦和朗誦這首詩歌，我聽了就激動得想掉眼淚。”

文革結束后，我收到了朗誦郭小川詩作《團泊洼的秋天》的邀約。當時詩人郭小川已離世，我就專程拜訪了他的戰(zhàn)友，希望聽取他們的意見。我給他們激情滿懷地朗誦之后，竟是良久的沉默。戰(zhàn)友們沒有對朗誦予以評價，卻緩緩說出郭小川在五七干校遭受的精神上的高壓管制和身體上的重創(chuàng)。我這才徹悟，詩歌的前十二行“秋風像一把柔韌的梳子，梳理著靜靜的團泊洼；秋光如同發(fā)亮的汗珠，飄飄揚揚地在平灘上揮灑……”并非自己理解的對大自然的贊頌，而是意在反襯詩人內心世界的不平靜。在反復揣摩之后，1977年初，我在北京工人體育館為觀眾獻上了這首《團泊洼的秋天》。當最后一個字音落下時，全館萬名觀眾響起那如雷的掌聲。

生活周刊：有人以為詩歌朗誦不外乎語言表達技巧的展示，所謂與生俱來的音色，所謂抑揚頓挫。但你卻相信，語言表達藝術里一定充溢著更多東西，比如攝人心魄的情，玄妙精深的理，或偉大瑰麗或悲辛沉郁的歷史塵埃。這些是朗誦家對作品的二度創(chuàng)作。在朗誦技巧之外，你是怎么融入這些情和理？

瞿弦和：我和愛人張筠英在最新出版的文集《朗誦實踐談》中談過朗誦的問題，里面談到我朗誦過的100篇作品怎么念的，為什么這么念。我提出朗誦的三性，行動性、形象性、音樂性。行動性就是行動和任務，你想通過朗誦告訴觀眾什么；形象性就是指通過語言的描述讓觀眾想象出來的東西；音樂性指的是朗誦語言本身具備的音樂的色彩。我不反對配樂，但是所有的朗誦下來，就像是一支交響樂。人們往往忽略語言本身自有的音樂性，這種本身的音樂性要體現出來。

生活周刊：你多次提到太太張筠英老師。張老師是中央戲劇學院的教授，也是你朗誦事業(yè)上的伙伴，你們一起朗誦的一些作品已經成為經典。談談張老師吧，她對你的事業(yè)意味著什么？

瞿弦和：1953年時我愛人張筠英還是北京培元小學五年級學生，因為品學兼優(yōu)、膽子又大，被選中代表全國少年兒童到天安門城樓上給毛主席獻花。1955年7月1日，在北京中山公園中山堂，我也被選中給毛主席獻了花。也就在這一年，我們兩位“花童”相識。北京市少年宮成立藝術團招收第—批成員，我們雙雙入選了。

后來我們又同時被中央戲劇學院提前錄取，成了同班同學。大家一起練功，一起溫課，一起演戲，又一起畢業(yè)。后來我自愿去了青海，愛人則留校任教。她1987年被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列為十大演播家之一，1991年再獲“優(yōu)秀演播藝術家”稱號。在事業(yè)上，愛人從來都是我的摯友。事業(yè)上相互扶持，我參加演出和社會活動，愛人有時共同擔綱。我演完回家，愛人就會挑刺，我卻每每入耳入心———老伴當然最了解我的藝術風格。

生活周刊：你在1982年被選為煤炭文工團團長，在你的帶領下，中國的朗誦事業(yè)取得了長足發(fā)展。你怎么判斷中國朗誦事業(yè)的現狀？有什么進步，還有哪些問題？

瞿弦和：當時提出了四化干部，我們當時的煤炭文工團是通過民主評選，我的票數最高，煤炭工業(yè)部就很信任讓我來擔任團長。雖然我當時已經是黨員了，但我總認為業(yè)務好的人就應該提拔為干部。因為那個時候經常出現這樣的場景：開業(yè)務會沒有黨員，開黨員會沒有業(yè)務人員。我們煤炭文工團就是主要為煤礦工人服務。我們通過一個又一個精彩誠心的節(jié)目走近了煤礦工人，同時也豐富著人民群眾的精神和文化生活。我曾說，我們的根在煤礦，我們的主要演出陣地也在煤礦。離開礦工，文工團就沒有存在的意義。礦工兄弟們都把煤炭文工團稱為“不拿風鎬的采煤隊”。

1984年我任總團團長。當時我對語言藝術格外鐘愛，在演出中朗誦占了很大比重。比如音樂舞蹈史詩《日出印象》、《俄羅斯的伏特加》就是我在任期間創(chuàng)建的。我非常重視語言，創(chuàng)新建立了當時文藝界第一個給中央電臺配音的歷史。在歌舞報幕中，我也注意單個樂器和語言結合，古箏、琵琶、笛子等與報幕詞結合。文藝界的名人經常會說，中國煤礦文工團的語言是獨一家。著名導演王曉鷹說，朗誦是你們煤炭文工團的強項，這個是因為我非常注重語言和音樂的結合，有一定的特點，也是我個人喜好偏愛這一方面。

生活周刊：現在喜歡朗誦的青年人很多，他們的興趣被調動起來了，但有的還是沒有找到門道，對朗誦的理解存在誤區(qū)，比如把朗誦做成了演誦。你怎么看這個現象？你對青年人有些什么建議嗎？

瞿弦和：我對青年人的創(chuàng)意、思想前鋒都是支持的，不管能否實現，有這個開創(chuàng)精神就是好的。說到演誦，要想創(chuàng)建演誦的體系，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表演的定義很清楚，上演劇本、演奏音樂、朗誦詩詞，用聲音、動作、表情再現作品，這就是表演。應該說表演的大概念中就包含了朗誦。中央戲劇學院培養(yǎng)學生的表演是個大類，朗誦是其中之一，不可分割。

現在年輕人對于朗誦的興趣被調動起來了，這對朗誦是好事情。但現在有一種情況就是有些演員不理解作品就開始表現作品，有的演員為了給觀眾導演亮出聲音，有的覺得朗誦還不夠，還要額外加入一些表演，這其實是空虛的。這種現象是大有存在的。一個朗誦者首先進入作者的心靈，融入自己的心靈，再把作品送到觀眾的心靈。如果你沒想明白要通過作品告訴觀眾什么，這是很不科學的，這是很危險的。搞清楚做什么，為什么這樣做，這在朗誦中很重要。前面說了，我在話劇中演過葉挺，當時劇中有《囚歌》這首詩，是作為臺詞，有妻子、女兒、國民黨反動派等作為場景，這時候他要拒絕敵人勸降的陰謀。在朗誦中就沒有戲劇的環(huán)境，但這個環(huán)境在朗誦者心中依然是存在，他的行動性是非常清楚的，當然這個環(huán)境有時只是存在于朗誦者心中，未必真要通過表演呈現出來。

對于朗誦，我覺得最關鍵的就是理解。有很多的朗誦愛好者對作品理解不深刻、不正確，這使得他們在朗誦的時候把握不準作品的基調。再一個方面就是表達，在對作品充分理解的基礎上通過表達將作品傳遞給聽眾。朗誦的時候不要著急把語言說出來，要注意過程，感覺要走在語言的前面。有的朗誦愛好者一接過作品，就迫不及待地要去背誦，這又是一個錯誤的方法。應該反復地看，要進入到作者的心靈，了解是在什么情況下、為什么而寫，了解究竟要表達什么樣的思想。如此反復理解，這樣才能將作品更深層次的內涵傳遞給聽眾。

3 我們想用自己的能力為祖國的詩歌朗誦事業(yè)做出更大的貢獻，為子孫后代留下更多的朗誦作品。

生活周刊：幾個月前在上海圖書館我聆聽過你的朗誦，很是激動。今年是建黨百年，你朗誦了一大批紅色題材作品。在紅色作品的把握上和其他作品有什么不同？你如何在作品中體現你對歷史、對時代的理解？

瞿弦和：建黨百年，我們錄制了很多紅色題材作品。詩作《紅船的方向》《從石庫門到天安門》《紅色的夢》都是雙人朗誦，其中《從石庫門到天安門》在上海圖書館演出的反響很好。我們還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紅色印記——百件革命文物的聲音檔案》節(jié)目的講述人，我講述的是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之一董必武重訪嘉興南湖時親筆所題的一首七絕詩。在這個過程中，我除了一般對朗誦的體驗之外，還多了一種崇敬感。紅船、紅樓，這些史跡我都去過，循著偉人的足跡，我感慨良多。所以在朗誦紅色題材作品時，是真心實意對黨的戰(zhàn)斗歷程有了崇敬感，多了一份濃厚的情感色彩。這就是黨的初心，當你有了真實體驗，有了崇敬感就會不一樣。

生活周刊：你怎么定位朗誦在中華文化“走出去”中的作用？

瞿弦和：文化，承載著一個國家的價值觀念。文化“走出去”，是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重要內容。近些年，國家積極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取得了很大成績。文化走出去本身也是文化自信的一個體現。我本人走了將近50個國家，我在這個過程中發(fā)現，整個世界對中國了解還非常少，很多人不了解中國，更不了解中國的文化。為搭建傳播中國文化的橋梁，中國文化在走出去的同時，我們要考慮傳播內容的豐富多彩、形式上的多種多樣，作品要反映國家的正能量，用實際行動講好中國故事。

生活周刊：觀眾經常評價你的朗誦，說聽了你的朗誦就會心生一種豪邁，對中華悠悠五千年文化也有了新的看法。你怎么看朗誦對提升文化自信的意義？

瞿弦和：堅定文化自信我有深刻體會，我曾帶領不同的文藝團體或者隨團到世界各地區(qū)訪問演出，我計算了一下，可能去過將近50個國家和地區(qū)，我們帶去的節(jié)目有民族歌曲、話劇、聲樂、器樂，還有雜技等等。我們常說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去國外訪問演出讓世界了解中華文化，意義特別大。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有一次表演《黃河大合唱》，演出結束后一位海外華人非常激動地說：“第三段《黃河之水天上來》，我非常非常感動，因為海外的華人，我們不管在哪里，我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黃河水，所以聽到《黃河大合唱》我們特別激動。”這就是我們的文藝作品，在國外，不管在美洲、歐洲、亞洲、大洋洲、非洲，都受到熱烈的歡迎。

堅守藝術理想，我感觸特別深的是，我們退休以后還在發(fā)揮余熱，進行重溫經典的巡演。我們想用自己的能力為祖國的詩歌朗誦事業(yè)做出更大的貢獻，為子孫后代留下更多的朗誦作品。我們還在不斷地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這是我自己的一些體會。愛人張筠英就說我是一陀螺，小鞭兒就在我手里，天天抽得自己團團轉。雖然已經退休，但我依然奉行的是“寧可累死不能閑死”“小車不倒只管推”的原則。我希望祖國更加強大，民族更加自豪，希望人民更加幸福，希望我們老年人更加長壽。

受訪者簡介

瞿弦和，1944年出生于印尼蘇門答臘，6歲隨父母回國。1965年畢業(yè)于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國家一級演員。中國煤礦文工團名譽團長，曾任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副主席（現顧問），是首批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中國十大演播家之一，曾獲首屆中國話劇金獅表演獎，文化部授予優(yōu)秀話劇工作者稱號，中廣協(xié)授予“70年70人杰出演播家”稱號，主演過幾十部話劇并有諸多朗誦代表作。

主演話劇《年青一代》《青松嶺》《艷陽天》《創(chuàng)業(yè)》《趙武靈王》《特別記者》《仲夏夜之夢》《特洛亞婦女》《捕鼠器》《高山巨人》《打春》等幾十部話劇。曾在國家大型晚會擔任主持人（建國60周年、建黨90周年、抗戰(zhàn)勝利70周年、長征勝利80周年等）。

朗誦代表作（首誦）《秋歌》（郭小川名作）、《風流歌》（紀宇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名作）、《小草在歌唱》（雷抒雁名作）、《我是青年》（楊牧名作）等。

擔任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黃河大合唱》的朗誦者，長達三十余年。

全國政協(xié)第八、九、十、十一屆委員，現為中國詩歌學會朗誦演唱專業(yè)委員會主任，中國煤礦文工團名譽團長。

本系列訪談由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