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不能產生嚴格意義上的翻譯大家，因為在我們這個年代，能夠傾其一生做文學翻譯的人，幾乎沒有了。最后能夠對得起這個稱號的，恐怕只有20世紀早期那些教授學者，他們很幸運有過那么一段愜意的時光。周作人僅憑一部4萬字的譯書，賣給胡適，領到400大洋（10個大洋1000字），并用這筆錢在北京西郊買了一塊地、三間瓦屋，這在今天是天方夜譚的事情。那個時候懂外語的人才十分稀缺，能留學的必須家底殷實，而且年輕有為。最重要的是，那個時代是中國社會的一個轉型期，革命需要創造新的文學，需要改造舊的語言，從而去開創新的生活。翻譯自然成為推動這個偉大運動的首選，譯者的地位自然非常之高。

如今，有國外留學經歷且精通外語者大有人在，翻譯也不再是高雅的字眼。尤其是翻譯技術興起之后，藝術翻譯與一般翻譯的界限已經變得十分模糊，不少人甚至天真地認為人工智能未來或可取代文學翻譯。由于翻譯的報酬可憐，譯者的地位低下，這一切造成了今天譯界的消沉，以至于批評聲不絕于耳。

但我們還是能夠非常驚喜地發現一批對翻譯有堅定信念而且筆耕不輟的人，他們活躍在文學、哲學、歷史等領域。他們是集仁、智、勇于一身的先覺。之所以仁，因為他們能夠始終保持一份知識分子的優雅氣度和淡定，維護了良好的學術生態環境；之所以智，因為他們能夠看透今天的許多光鮮的學術成果不過是一層鍍金，待時過境遷，精華蕩然不存。而翻譯，一旦與偉大的思想碰撞，產生的必是傳世之作；之所以勇，他們能夠抵抗時下瘋狂的物質和名利的誘惑，甘于在翻譯中尋找知識與思想，猶如一位礦工，挖掘不止，砥礪前行。

我是“文革”后恢復高考的第一批大學生。在我們讀書期間，我們佩服的是能夠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把課文講述透徹的老師；如果在此之上，還能發表譯文和譯著，那就足以令我們崇拜。翻譯甚至成為我們鑒別外語老師水平優劣的最高標準。

當時上外語課普遍采用的是語法翻譯教學法，課堂上，老師剖析語法解構，介紹生僻詞的典型用法，然后，讓學生將句子甚至段落翻譯成中文，以檢查學生對課文和詞匯的理解與把握。我們常常在班上為老師或某一同學的精妙翻譯而喝彩；后來我當老師以后，授課時也偶爾會使出一招精妙的翻譯來鎮住學生。

我是靠自學英語考進大學的，入學后，并沒有勇氣去動筆做篇章翻譯。1981年我畢業后留校，通過考試去了北京外國語學院英文系高師研修班學習一年，特別精讀了張漢熙先生的《高級英語》上下冊。這是我讀過的最好的教材之一。通過學習該教材，我對語言的認識已經從字句層面上升到謀篇布局，學會了關注文體修辭和品味文字。教材中有一篇課文《青尼羅河》（The Blue Nile），描寫了青尼羅河從埃塞俄比亞高原奔騰而下的壯美景色，展示了沿河千余英里的動植物的絢麗畫卷。我很喜歡這篇課文，便將其翻譯成中文，反反復復地修改，直到滿意了才將譯稿投給《環球》雜志。不曾料想1983年春這篇譯文得以刊發，編輯部為了配合這篇文章，甚至在封三刊發了五幅尼羅河組圖。初次出手，便獲得成功。雜志被幾位同時留校的同學輪流借閱，譯作得到老師和同事們的一致贊揚。

1978年3月入大學前，我只是在內地小城一家街道工廠工作了7年多的煉膠工人，自學英文，語法都是到大學以后才開始學的。不過5年而已，我居然有英文翻譯作品正式發表，這令我興奮并充滿了動力！此后我從New Yorker（《紐約客》），Readers Digest（《讀者文摘》）等英文刊物上尋覓可資翻譯的散文，到1985年我考上北京外國語學院研究生以前，我已經發表了幾篇譯文和論文。

我1985年秋入學北外，研究生的專業是應用語言學，兩年下來，我的語言學各科成績位于全班前列。然而，就在寫畢業論文時，我選擇了語言學途徑的翻譯研究。一些同學為此感到不理解。我非常喜歡文學的想象力，也喜歡語言學的嚴謹縝密，唯有翻譯讓我從中找到了兩者的結合。較為系統的語言學訓練讓我收獲良多，讓我做翻譯研究時方法更為系統與科學，做翻譯文本分析時更加嚴謹和深入。我的碩士論文《構建話語語言學的翻譯理論》后來被收入《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博士、碩士文庫》（文學卷），1998年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文學卷分上中下三冊，一共才收入40篇學位論文，外語類入選的3篇，除我的翻譯研究碩士論文外，另外2篇是中山大學區鉷和北京大學辜正坤的英美文學博士論文。

翻譯《青尼羅河》以后，也不曾有翻譯鴻篇巨制的念頭。然而，讀研究生期間，我和好友一塊合譯了馬利坦的《藝術與詩中的創造性直覺》，這部詩學譯著于1989年完成，因為出版社經費短缺而擱淺了三年，1992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在《當代西方學術文庫》中推出。馬利坦是普林斯頓大學梅隆講座教授、西方新托馬斯主義的代表人物。由于此書屬于首譯，所以，胡經之先生90年代初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的《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時，邀請了譯者來寫《馬利坦的文藝思想》一章。在這段時間前后我還合譯了文學理論著作《后現代主義面面觀》以及《德國哲學》的部分章節。這些翻譯實踐讓我認識到，在扎實的中外語言基本功基礎上，做好文學翻譯還需要人生閱歷和文采，而做學術翻譯則需要理論修養和概念準確。這些為我后來做文學翻譯或學術翻譯奠定了基礎。

由于翻譯了馬利坦的《藝術與詩中的創造性直覺》這部名著，所以曾為三聯書店《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叢書主編之一的劉小楓聯系我，希望我翻譯德國著名學者卡斯培的學術著作God of Jesus Christ，直譯為《耶穌基督的上帝》，意譯則是《現代語境中的上帝觀念》。這部學術著作在西方世界影響很大，是研究西方思想史、神學、哲學方面的學者必讀書之一，故出版商香港道風書社對譯稿要求極為嚴格。我在翻譯過程中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斷查證，反復修改，譯稿從動筆到出版，整整花了8年的時間。譯本首先在香港道風書社《歷代基督教思想文庫》中推出，然后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買了版權，先后在兩個學術系列即《經典與闡釋》《圣經圖書館》中出版了此書。也就是說，這部40余萬字的譯著，被收入三個學術文庫，有三個譯名（直譯名，意譯名，直譯+意譯名），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這本學術譯著的三個版本很快就售罄，現在也只能在孔夫子舊書店能偶遇此書。這部譯著可以充分顯示譯者的學術態度和語言功底。

在卡斯培之后，我接下來又翻譯了奧巴馬的《無畏的希望：重申美國夢》，譯著于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第二天上架。就在年初我接到這個翻譯任務時，美國乃至全世界一致看好希拉里當選美國總統，但法律出版社把寶押在奧巴馬身上，說服我出手翻譯。結果，奧巴馬最后如一匹黑馬脫穎而出，當年11月底成功當選美國總統。洛杉磯時報一位美國記者在2010年奧巴馬訪華期間來北京采訪了我，問了我一些翻譯情況，也問了中國年輕人對奧巴馬的看法。當她得知我把這部譯著按重要性排在我的十余部譯著第三位時，她心中的失望都寫在臉上。此后，我又翻譯了莎士比亞的《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的悲劇》、主譯了陳福田主編的《西南聯大英文課》（雙語讀本）等，得到不錯的社會反響，尤其后者，一直在亞馬遜、當當網上占據五星位置，短短幾年售書便接近20萬冊。

現在簡單回想起來，我的翻譯經過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找米下鍋階段和上門約稿階段。前階段沒有太多資源，幾乎只要有譯活，二話不說就接，而且不過問稿酬一事。后來，尤其到了北京以后，不同的出版機構或學術機構會常常上門約稿，被我婉拒了的出版社有不少。我的拒絕不是因為稿費，而是我只翻譯自己喜歡的書，喜歡翻譯有思想性的、有挑戰性的書。當然，我也有兩本兒童讀物的翻譯，那是因為我覺得我們的翻譯界對兒童文學翻譯的關注不夠，兒童的想象力培養，不能僅僅來自母語的故事，還要來自異域兒童文學作品的翻譯。

翻閱我的譯文集，讀者會發現至少兩個特點：第一，首譯占了絕大部分。我當然也羨慕過去那些翻譯一個外國作家全集的譯者，但這種機會在今天已經微乎其微。我的大部分翻譯,大概接近百萬字，都是不曾有人翻譯過的。首譯困難大，尤其是學術著作的翻譯，稍有不慎，就會導致學理混亂，如嚴復所云：“一名之立，踟躕數旬”。不過在這種精神挑戰中，我也產生了一種只有譯者可意會的成就感。

第二是翻譯書稿體裁多樣，有文學、文學理論、美學、哲學、神學、認知心理學，政治傳記等。而且，這些書大都是出自名家，屬于經典之作。2009年我參加了奧地利的薩斯堡全球論壇，討論文化、翻譯、認同等，參會者50人左右，都是各國著名學者，如英國《衛報》的主筆，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主席、瑞士的馬悅然教授，美國加州洛杉磯分校著名學者和翻譯家邁克·漢姆等。在我們分組討論時，時任國際譯聯（FIT）主席、南非大學的教授竟自告奮勇擔任秘書，做記錄員的工作。與會者一致認為應該彰顯譯者的地位，因為他們為世界的文化、思想和文學的溝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遭到彰顯”的三位與會譯者分別是：挪威翻譯協會會長（挪威百分之九十的印刷品是通過翻譯，她說，一個小國如果沒有翻譯，思想就會干枯）、擁有利比亞和英國雙重國籍的女翻譯家（她用英語和俄語翻譯非洲小說）和我。大家為我翻譯了馬利坦的《藝術與詩中的創造性直覺》、卡斯培的《耶穌基督的上帝》、奧巴馬的《無畏的希望：重申美國夢》三部選題不同、體裁迥異、難度極大的書而感到不可思議。

在翻譯方法上，我個人主張先直譯而后意譯。我講的直譯不是歐化的翻譯，佶屈聱牙；我講的直譯建立在通暢、曉易之上。在直譯中，文本的形式與語言表達方式能夠得到較好的保存，形式本身就是意義的一部分。我希望譯作能留下原文的痕跡，從那里面我們可以體會文化的、思想的、詞語的別樣滋味，我們的鑒別力、認知度都可以同時得到提升。當然，沒有百分之百的直譯，原文有許多可以做到直譯與意譯兼顧。我只是在直譯不能表達文本意義時才采取意譯。如果是詩歌，我會嘗試用直譯和意譯不同的方式、或者直譯與意譯結合的方式去做。

我本人多年的翻譯體會是：譯者必須態度嚴謹，對文本心懷敬畏，措詞謹慎，力求達意。做到不通曉文本不譯，不熟悉術語不譯，語境不清楚不譯，無可查資料不譯。對于譯文要反復推敲，斟酌用詞，不斷修改，只有這樣，才能產生合格的譯文。不同的語言中存在差異性和心智的不同，我們必須承認這個差異性，并力求在譯文中保留它。因為這個原因，我們說，譯可譯，非常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