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諸多科幻小說中，地球上的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存在和行動，其普遍性和總體性視野是主流文學做不到的。由此，本文作者李廣益提出，既然對世界（架空/現實）的書寫是科幻文學的獨到之處，那么是否應該在“世界文學”的相關討論中對這一文類的價值予以特別認可呢？科幻文學的前沿性、當代性、創造性應當經由更新了的認識裝置得到更為充分的體認。另外，縱觀科幻文學史，這一文類在世界主要工業國家——英國、美國、蘇聯、日本，現在要加上中國——最為興盛，說明它和科技發展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工業社會存在密切關聯。也就是說，科幻文學的發展軌跡體現了世界體系的變動及其對于文化領域的曲折影響，但更值得關注的是科幻文學與外部支配力量之間的張力，以及這一文類所具有的文化能動性。中國科幻文學引發的世界興趣，在但一定程度上也是世界對崛起之中國的自然反應。中國科幻文學的興盛是中國文學真正進入世界文學的契機，其關鍵在于普遍性和特殊性在這類創作中的張力或辯證統一，但這需要中國科幻作家自覺地思考一系列問題。

李廣益

劉慈欣曾經指出，種族形象和世界形象是科幻對文學的獨特貢獻。前者即人類之外其他智慧種族（含進入外太空的不同人類群落）的整體形象，后者指“不同的星球和星系”，“平行宇宙中的不同分支”，“運行于計算機內存中的虛擬世界”，等等。[1]這一論述富有啟發，不過揆諸科幻小說尤其是劉慈欣自己的創作，則不夠深入。在《三體》等諸多科幻小說中，地球上的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存在和行動。換言之，不是在個體身上，而是在人類面對他者（自然或外星人）時，其普遍性和總體性得以充分體現，這是主流文學做不到的。由此，我們要問，既然對世界——無論是完滿的架空世界還是整全的現實世界——的書寫是科幻文學的獨到之處，那么是否應該在“世界文學”的相關討論中對這一文類的價值予以特別認可呢？

事實上，在主流的世界文學論述中，科幻文學迄今并未獲得重視。無論是一般意義上的世界各地文學之總和，還是各種語言的文學經典之集合，又或是通過傳播和交流形成的世界性文學場域和文化樣態，如歌德所言“充滿朝氣并努力奮進的文學家們彼此間十分了解，并且由于愛好和集體感而覺得自己的活動應具有社會性質”[2]，或達姆羅什界定的“一種閱讀模式：一種客觀對待與我們自身時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3]，都不曾特意標出科幻文學的位置。其結果是，與在各民族和國家內部一樣，科幻文學被排除在“主流”文學之外，其價值被極大地低估了。在《什么是世界文學？》的開篇，達姆羅什藉由吉爾伽美什史詩的發現和解讀來詮釋世界文學的生成，但他并未像《科幻之路》的編選者岡恩那樣意識到，吉爾伽美什史詩所包含的人類的夢想和恐懼，以及這部最早的史詩對技術問題的關注，在后世的科幻小說中得到了最為宏大壯麗的展演。

不過，世界文學仍然是一個方興未艾的領域，構造成分和演變機制又極其復雜，這就為科幻文學的自我伸張提供了空間。如果我們因應全球化的語境，改變界定世界文學時常見的必欲廣泛涵括創作主體之取向，著眼于文學自身的整全——對人類世界的全景觀照和想象，以及支配世界的基本規律和總體法則之抉發，乃至世界范圍內的普遍接受和影響，科幻文學的前沿性、當代性、創造性便能經由更新了的認識裝置得到更為充分的體認。

既往關于世界文學的論述，常常內含歐洲中心主義的視角，這是需要引起警惕的，但如果我們把目光聚焦于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發展而成形的當前的“世界文學”乃至更為寬泛的“世界藝術”圖景，則歐洲的優勢地位的確顯而易見，并進而對世界范圍內的文學走向造成了深遠影響。澳大利亞學者安德魯·米爾納指出，作為“后現代史詩”的科幻文學之所以在美國蔚為大觀，和美國在世界文學體系中的地位有重要關聯。盡管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層面雄霸天下，文化領導權卻不會簡單地隨之轉移，這在諾貝爾文學獎等國際主流文學獎項的分布上有清晰體現。新興力量的進取心和創造性在傳統文學所輕視的文類形式即科幻當中表現出來，并在其政治、經濟實力的支持下，形構了一個世界文學的子系統，自居中心地位。[4]紙漿小說時代的美國科幻文學還只是局限于本國的大眾文化形式，而“黃金時代”以來豐富多彩的創作以及諸多好萊塢科幻大片最終成就了美國科幻領袖群倫的地位。

與歐洲在主流文學領域的優勢相仿，美國在科幻文學領域的中心地位是相當穩固的。這是因為，美國科幻文學的強勢建基于年產1000部以上長篇小說的出版市場、為數眾多的科幻作家、年齡層次豐富的讀者群體、雨果獎和星云獎等諸多重要獎項、成熟完備的影視工業，以及一百多年來歷代大師級作家的創作積淀，以至于科幻小說被某些人認為就是一種美國文化現象。如果算上毗鄰的科幻大國加拿大，北美就更是不折不扣的科幻“世界屋脊”。日本和澳大利亞這樣的科幻文學領域后起之秀，雖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受制于語言、體量等因素，尚不足以挑戰美國的地位。被羅伯特·索耶期許為“下一個科幻中心”的中國，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三體》火了十年，“下一個劉慈欣”依然千呼萬喚不出來，這至少說明還沒到群星燦爛的新紀元。

科幻文學的發展軌跡體現了世界體系的變動及其對于文化領域的曲折影響，但更值得關注的是科幻文學與外部支配力量之間的張力，以及這一文類所具有的文化能動性。縱觀科幻文學史，這一文類在世界主要工業國家——英國、美國、蘇聯、日本，現在要加上中國——最為興盛，說明它和科技發展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工業社會存在密切關聯。對于工業化帶來的日常生活、社會觀念和情感趨向的變化，科幻文學有敏銳的感知；但更重要的是，對于以社會化大工業為技術內核的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科幻文學具有出類拔萃的宏觀感知能力、表現能力和批判能力。在我看來，后者才是科幻作家撬動文學版圖的支點。例如，通過劉慈欣的絕妙科幻短篇《贍養人類》，所有人都能在“地球的鏡像”中看到“苦新自由主義久矣”的人類社會。在貧富分化到極致的“第一地球”，包括水、空氣和土壤在內，百分之九十九的財富掌握在一個人手中。這個人被稱為“終產者”，享受著整個星球的自然資源，并受到“社會機器”的強力保護，和這個世界的二十多億窮人不再是同一個物種。小說中有一個極為感人的情節：一位父親為了挽救即將崩潰的家庭生態循環系統，毅然自我犧牲，讓機器將自己分解為水和其他生存必需品，以便孩子能夠活下去。這可以說是對《天幕墜落》的致敬。后者是一篇在中國膾炙人口的美國科幻小說，同樣以“父親的犧牲”為結尾，不同的是父親售賣身體的原因是臭氧層枯竭造成的生態危機。盡管主題有所不同，但這兩篇科幻小說都包含著對于現代世界的總體性批判意識，其直擊人心的感染力和啟發性在整個文學領域都是少見的。

《贍養人類》已經被翻譯成英文，不過比起大紅大紫的《三體》三部曲和被改編成電影后開啟了“中國科幻電影元年”的《流浪地球》，尚未在國際上引起多少關注，盡管以這篇小說為藍本的粉絲自制動畫已經開始在網上流傳。在“文本旅行”的過程中，翻譯質量、傳媒光環、獎項效應等外部因素發揮了關鍵作用。同樣以社會不平等為主題，《贍養人類》比獲得雨果獎的《北京折疊》更為深刻，其聲名則弗如遠甚。這讓我想到，達姆羅什所謂“世界文學是從翻譯中獲益的文學”的論斷需要進一步推敲。沒有獲得語言轉換，就無從在更為廣闊的文化場域流通，開啟意義增殖之旅，直至產生世界性影響。但翻譯以及后續傳播顯然不是一個“自然”過程，涉及大量個體和集體層面的權力運作。一部文學作品能否在異域獲得成功，取決于意識形態、商業考量和文化差異等多種因素的糾葛和博弈。我們要承擔起自己作為研究者乃至思想者對當代文化現象進行辨析和判斷的責任，就不能只是簡單地接受“成功”的事實，并據此發展“走向世界”的“成功學”。

再以第十一屆華語科幻星云獎獲獎作品《忘憂草》為例。這篇小說推陳出新，把“生化危機”題材中常見的“喪尸噬人”套路改造成了階級斗爭的隱喻，并藉由團結全世界“半尸”大眾的共情技術之精彩想象，探索超越資本主義“文明”邏輯的“共生主義”。除了故事的流暢圓熟、情緒的豐滿深沉，《忘憂草》的卓越之處顯然還包含激蕩其中的人類意識和天下關懷。《忘憂草》并未在域外翻譯出版，也沒有獲得國際聲望，但它的格局和內涵顯然比很多被翻譯成英文和其他外文的中國科幻小說更加宏大。由此不難想到，在各種語言的文學創作中，都可能存在著相當數量沒有得到譯介、未能跨國傳播，但卻對支配世界的“總體性”事實進行了深度回應乃至批判的作品。如果對于世界文學的探討局限于經由翻譯流傳世界，尤其是拿到國際獎項的作品，就等于被動地接受造成這些既成事實的權力機制，乃至為表面上的“水到渠成”追授正當性。反之，如果我們希望“世界文學”成為一個能動的批評概念，就需要使之具備歷史和思想的縱深。由此，研究者的工作可以先于或獨立于翻譯實踐。就當代語境中的世界文學而言，最值得關注的是如下幾個方面：

一、開創性。是否在世界范圍內創造了新的審美形式、修辭技巧、敘事結構，或與其他藝術門類有效聯動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是否探索了從當代生活中涌現的新主題？

二、世界圖景。是否直接或間接地涉及當代世界的整體構造及其來龍去脈，乃至展開認知測繪？

三、人類共同體意識。是否具備聯結但又超越各種地方性，真正關切人類普遍生存境況和未來命運的價值立場和整全視野？

據此衡量，科幻文學不僅能夠改變在世界文學領域中的邊緣地位，還大有機會成為時代前衛、先鋒文學。我們生活其中的全球化時代，是一個高技術越來越深刻地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時代，也是一個世界各地的物質和精神關聯越來越緊密的時代，同時，不容忽視和回避的，還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和法則對于人類的支配力空前強大的時代。在這樣一個世界，一切痛苦和歡愉、秩序和混亂、危機和憧憬，都在要求文學以和時代相稱的方式予以把握，要求文學家的心靈與“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共鳴，要求他們在總體性視野中對世界進行批判呈現，甚至對世界的未來開展創造性的探索。誕生于工業化社會的科幻文學，可謂得天獨厚，以至于一些敏銳的主流作家也開始創作科幻題材作品，盡管他們可能囿于既有的文學等級意識拒不承認自己寫的是科幻。

中國科幻文學引發的世界興趣，同樣應該結合世界體系的深層動向來理解。以《三體》為代表的中國科幻小說在全世界贏得的認可和關注，既體現了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科幻文學體系對中國科幻創作水準的肯定，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世界對崛起之中國的自然反應。十年前，馬克·萊納德的《中國想什么？》一書走紅西方時，我曾經為“中國節拍”（ChinaBeat）網站寫過一篇小文章，題為《中國想象什么？》（What Does China Imagine？），提請關注寄托于科幻文學的中國想象。從著眼當下的現實考量，到未雨綢繆的遠景展望，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分量和角色在十年間發生的迅速甚至是戲劇性變化，使得全世界越來越在意中國的未來藍圖。如今，顯然并非我的區區短文所能促成的熱忱，已經成為中國科幻文學世界傳播的強勁動因。美國學者周安琪認為，中國科幻文學的興盛是中國文學真正進入世界文學的契機，其關鍵在于普遍性和特殊性在這類創作中的張力或辯證統一：“由于對當代中國的興趣與日俱增，通過翻譯‘大行其道’的文學多在敘事層面巧妙地平衡基于在地現實的社會意識和人類普遍狀況，而這是科幻尤為擅長之事。”[5]在這一有利態勢下，中國科幻作家能否自覺地發揮科幻文學的審美和批判潛能？能否以人工智能等新的生產力為基礎，突破“烏托邦之死”的歷史困境？能否以其在世界文學領域和中國當代文化中的活躍，帶動整個中國文學融入中國和世界的精神浪潮，形成足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相匹配的氣魄和品格？這需要我們在世界文學的視野中持續關注。

［本文系重慶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平臺與成果培育專項（編號：2020CDJSK47PT10）的階段性成果］

本文原刊于《文藝理論與批評》2021年第4期

注釋

[1]劉慈欣：《從大海見一滴水——對科幻小說中某些傳統文學要素的反思》，《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劉慈欣科幻評論隨筆集》，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頁。

[2]歌德：《歌德論世界文學》，范大燦譯，大衛·達姆羅什、劉洪濤、尹星主編：《世界文學理論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頁。

[3]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81.

[4]Andrew Milner,“When Worlds Collide: Comparative Literature,World-Systems Theory and Science Fiction”, Southern Review: Communication, Politics & Culture, 37. 2 (2004): 89-101.

[5]Angie Chau, “From Nobel to Hugo: Reading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as World Literatur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30.1 (2018): 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