泮溪學社：上海大學中文系本科生讀書會是上海大學文學院班導師指導制體系下的重要單元，學生在班級導師的組織下，每學期選擇一定數量的理論原典及文學作品，開展讀書、講座及研討活動，旨在協助中文系本科生在專業課程的基礎上，拓展閱讀范圍、深入文本內部，逐漸形成自身的文學文本及文學理論研修風格。

@丁思璐：幽深的水道

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人口也發生了大規模的流動遷徙，城市化與移民浪潮共同構成了時代的強音。

《余事勿取》的故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環境下發生的，摒棄了情緒的抒發，魏思孝用了大量閑筆描繪了人物的來歷和故事，勾連起流動的圖景，零度記錄角色的行動，在人物的移動、交互中不斷擴大遷移的廣度和社會的景深。

移動是一個雙向概念，遷出地的空虛與掙扎成為新時代鄉土文學的主題。人口洼地、外來文化入侵，原住民無論是出于對過去生活的眷戀和依賴，還是對未知與陌生的懼怕，往往會不自覺地抓住原有熟悉的文化以擺脫面臨的沖擊感和無助性，卻徒留他們失落的歷史地位。從這個角度來說，侯軍、衛學金、衛華邦都是時代的遺民。

衛華邦是書中最明顯地具備遺民特質的人。他與時代總是擦肩而過：進塑料廠卻遇上環保整治被迫失業，買了騾車而放棄拖拉機，想要賣掉閑置的柴油機卻又賭氣拒絕，習慣去小賣鋪買東西而對超市商場敬而遠之。他活得辛苦，但仍然保留著淳樸善良的鄉土氣質：他會寬慰關停的工廠老板，騾子受驚會檢討自己，勸外甥別用不新鮮的菜做生意……從辛留村大事記可以看到，現代化制度及基礎設施建設改變著鄉村的生產生活方式，齊魯地區的傳統農村宗法社會看似已經開始有松散和解體的趨勢，但鄉村的話語體系和文化模式仍然支配著人的命運。猛然遭受沖擊的人常常會寄希望于古老穩定的東西，衛學金甚至期望玄學的力量能夠指點未來，他去花錢算命換來的只有五十一歲壽命的批語始終橫亙在衛學金的生命中。

另一個人物侯軍則很早就發覺了自己的格格不入。“以前，侯軍覺得自己是被遺棄的”，精神混亂砍人的母親、早逝的父親、年幼的妹妹構成了侯軍僅有的家庭生活。侯軍的精神世界是敏感而脆弱的，在QQ空間里他寫下“一個人與一個時代的戰爭”、“失戀不一定是壞事，可能是你下一個幸福的開始”，昭示著他對拜托自身遺棄狀況的渴望。因此他對于愛欲有著近乎瘋狂的迷戀和無法滿足的渴求，他對賣淫女鄧蓉一見鐘情，為她“贖身”，帶她見自己的妹妹，布置愛巢，一起旅游，他試圖用假性的婚姻狀態逃離孤獨空虛的處境。他嘗試進入現代生活。但現代生活的虛無和頹廢氣質又進一步加劇了侯軍內心的裂痕，使他喪失了對生活與生命最基本的敬畏，朋友王立昌的葬禮在他看來如同樂子，他草率地殺人又隨便地自殺。原生家庭賦予的天真與殘忍，社會生活的難以融入，使侯軍成為了時代的問題青年、社會秩序的局外人、精神世界的失落者。

衛學金的兒子衛華邦走出了農村、進入現代社會，作為大學生前途光明，作為衛家子孫光宗耀祖，但其實他仍然脫不開遺民的身份。命運的無力感已沉淀在衛氏家族中，即使衛華邦未來飛黃騰達，衛家也永遠在下邊墜著：衛華邦羞于吐露自己窘迫的家境，卻不得不騙父親打錢好讓前女友墮胎；前往外地闖蕩卻毫無成就，最終回到鄉村按部就班地結婚生子；蝸居于村里的老房子，寄希望于拆遷分房卻每每落空。衛華邦代表著更為現代的青年危機，他如同墜入生活的深崖，但卻被崖底的大網柔軟地兜住，摔不死，也爬不上去，他只能掙扎，不能前進。

《余事勿取》就像一段幽深的水道，永不休止的水浪推動著河床上的小石，有的隨波前往他方，有的相撞碎裂，更多的則是沉入柔軟無聲的淤泥里。那些變革者、冒險家固然代表了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但仍然有大批的人遺留在歷史舞臺上，他們也仍在表演，卻已無人問津。

@溫婉沁：虛弱的零余者

魏思孝筆下，2007年12月6日，黃歷上危險程度迫近于“諸事不宜”的日子，侯軍稀里糊涂地傷人致死，成了一起刑事案件的兇手，衛學金則稀里糊涂地成了他的被害人。

生于五十年代的衛學金，是“零余”的辛留村中的“零余”的農民。父母離世，大哥出走，兒女離家，家中僅有妻子為伴。忠厚老實的個性并沒有讓他的日子好過些，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失業、人際矛盾、患癌等災難性事件接踵而至，而他在臨終前忽然意識到了自己這輩子，就是一個“被逐漸拋棄的過程”。

衛學金是虛弱的零余者。廖技術員他家來暫住，將就睡在逼仄的沙發上，衛學金卻連把女婿房里唯一一臺電扇拿來招待技術員的權力也沒有。在女婿面前，他沒有尊嚴，在廖技術員面前，他更為鄙薄。沒有人把他當作“人”來看待，賣掉騾子后他自己成了騾子，一條看家的大狼狗都比他健碩、精神。當他無意識地將自己和動物比較，并由心認為自己不如一個畜生時，已然放棄了自己作為人最后的尊嚴。衛學金的“零余”體驗也并沒有激起多大的波瀾，不過是在環衛工面前點燃荒草，沒多久，火又自己熄滅了——他的反抗也是如此孱弱。

魏思孝的《余事勿取》多陳述少抒情，筆力是冷峻的，卻隱約漫上了無力與空虛。小說的語言與其組成的言語共同升起一層虛弱的網，籠罩著書中的人物與書外的讀者。在尼采對后兩個世紀的預言下，西方確已被虛無的精神支配。虛無主義作為抗擊超感覺偶像的武器，最終又失去了對抗自己的能力。尼采的虛無有兩極：積極虛無主義意味著，精神權力提高到以往的目標無法與之相抗；消極虛無主義則表示精神權力的衰落，創造意義與價值的力量的缺席，最終喪失了信仰。消極的虛無主義沉入現代，沉入人群，成為一種感覺上的虛弱的蔓生。

從衛學金到侯軍到衛華邦，似乎就是一條由虛弱邁向虛無的路。衛學金是衰老的、無能的，他孱弱的病體和不知前路何在的迷茫造成了他的多余和滅亡。而侯軍則是浮躁、自私而平庸的，最終也只能浸泡在被遺棄感與虛無感里，理所當然地蹉跎時日。衛華邦看似擁有更大的空間、更多的選擇，但他對自己來路的遮掩又是一種變相的虛無，那些所謂的上升空間和充滿希望的未來，只不過讓衛華邦為迎合他者的認同屢屢買單。

精神力量的衰落使人們喪失自我控制和自我約束的能力，也失去了確立目標、理由和信念的能量。年輕人為無法擁有和保持主體性而焦慮，卻亦無力替自己負責，只能從眾把精神根基安放在看似堅固實則更為搖晃的幻影之上。于是，語詞代替人本身，成為了超感覺偶像隕落之后支配新一代人的力量。為了成為“絕對正確”的一部分而攀附“流量”；為了名正言順地“躺平”，便替追尋意義與價值的人扣上“內卷”的帽子；在社交圈精心裝扮自己的人設，卻忽略了經營現實生活……不易察覺的虛無感已經趁虛而入，會在某些十分平常的時刻，把我們變成衛華邦、侯軍和衛學金。

因此，衛華邦、侯軍與衛學金，三人朝著不同的方向走著，卻殊途同歸。無力于反抗虛無的侯軍也無力于修正自己的命運；沒能成功驅散虛無的衛華邦放棄了追尋自己的出口，或許也將成為又一個衰老而困惑的衛學金。

@彭秋豪：法制規則與“關系”文化

《余事勿取》故事主體在21世紀初，作者對社會治理問題的關注貫穿全書的脈絡。小說給讀者更多的可能性，魏思孝講述的故事，提供的正是法制不健全的社會中，法律意識淡薄的普通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可能性。

《余事勿取》中辛留村的歷史背景是這樣的：一個人口從來沒有超過一千人的小村莊，三十多年間入獄十幾人，死刑三人，自殺九人，意外死亡數據不詳。作者將大量的特例聚集到一個極小的空間中，讓人不禁好奇，這樣的一個“非自然村落”的文化與社會根源，究竟是什么？

魏思孝用了大量的筆墨來描寫書中人物淡薄的法律意識。鄧蓉受侯軍虐待后未曾報警，只想要殺掉侯軍；侯軍砍傷人被警察帶走，在他和村民眼中竟是某種“履歷”；社會青年向李青收取保護費，李青也選擇私下復仇；李道廣死后，父母孩子的性命則相繼受到威脅，吳永林報警使王立昌被拘留三天，他出來后就把吳永林家的電視機和茶幾砸了。作者抓住了社會治理的核心理念：法制，也同樣抓住了基層鄉村的核心觀念：關系。書中人物的命運都是在這二者的博弈上逐漸展開。

許桂英的吉星旅館設有暗娼，生意的存續全靠她原來同事在公安局工作的兒子在掃黃之前能通個氣，然而一次聲勢浩大的掃黃行動使吉星旅館關門。魏思孝對許桂英命運軌跡的設計，用一個角色的際遇使讀者切實感受到時代洪流中的社會治理問題，啟發讀者對人情與法制的思考。衛學軍和衛學金兄弟的廠房污染嚴重，又不愿意花錢裝環保設備，只寄希望于請客打聽消息和托人找關系。兩個故事的本質關注的是同一個主題，我們的法制落實在怎樣的層面上？灰色地帶的人物、產業顯然更表現了法制在落實中的某種復雜性。

侯軍這一角色的人生更是魏思孝對規則和關系這一對照組的充分表達。侯軍童年時期不被關愛，他的“關系”是缺失的。他對愛的渴望因此轉變為對關系的渴求，演變為常人完全無法接受的控制欲，和祈求他人認同的自卑感。因此他選擇了好控制的鄧蓉和能夠認同他的王立昌和李道廣。同時，他無人照管的童年也同樣讓他缺少規則的概念，他的惡更多是一種無意識。侯軍的殺人行為是非主觀的，他和李道廣把一個人脫光綁在冬天的樹林里，又因為懶惰而不去看一眼，他的無知、無感、無意志在這個荒誕的殺人事件中達到高潮。

落網之前的侯軍和李道廣走在和平路上，李道廣說，怎么這里都關門了，這個老板背景挺硬的。作品中常常出現的類似話語，構成了魏思孝筆下鄉村生活的基本概念，強大的鄉土傳統在這里仿佛一道大網，“關系”二字是這張網中所有人唯一的“常識”。他們身處現代社會、現代生活，他們已經在現代性中處處碰壁，但他們仍然不能理解“關系”之外的社會結構，更無法理解法律、規則乃至法制社會對每一個人的意義。“余事”對于書中的人物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是什么在指引著人物一步步在“關系”的語境中邁向滅亡，這是魏思孝留給當代底層敘事的一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