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我和葉老師一起參加漓江出版社《春潮漫卷書香永——開放聲中書人書事書信選》出版座談會

2021年9月29日10點20分許，在北京醫院西門的告別廳，簡短的、略顯潦草的告別儀式之后，我和另外五位男士一起抬起葉廷芳老師的遺體，把他送上靈車。我的位置在葉老師的左側，靠近葉老師的頭部，我隔著薄薄的紙棺材小聲地對著他的耳朵說了一句：“一路走好！”我知道葉老師失去了左側的手臂，但依然覺得他十分沉重，——我們是在送別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遺產。目送靈車駛出胡同，我知道，這是在最后送別葉老師了。

第一次聽到葉廷芳這個名字，是在我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后不久，時間大約在1983年。當時的研究生院還“借居”在北京西郊的十一學校內。一天，全院師生都被召集到一間大的階梯教室，聽一份要求全院傳達的文件。文件朗誦人字正腔圓，文件內容卻有些荒誕：我院一位去德國訪問的學者，回國之前由于買了一臺電視機，結果買回國機票的錢不夠了，于是到使館借錢，使館把錢借給了他，卻把他的情況通報給了社科院，社科院于是下發這份文件，通報批評，并要其他人引以為戒。文件的宣讀引起一片笑聲，而在文件中被點名的訪問學者就是葉廷芳。我從此記住了這個名字，我當時覺得，這個人要么是馬大哈，要么就是一個有個性的“另類”。

我在研究生院畢業后留所工作，與葉老師漸漸熟悉起來，這才發現他既是馬大哈，也是有個性的“另類”。有一次，在偌大的會議室里，只見他從書包里掏出一只鹵豬蹄，大模大樣地啃起來，我們提醒他那豬蹄上有未刮凈的豬毛，他淡淡一笑：“沒關系，就當沒看見。”而他的大嗓門，則幾乎成了他獨特個性的傳聲筒，走廊里，書庫里，會議室，到處都能聽到他爽朗的談笑和激烈的言辭。外文所每年的新春聯歡會，更是葉老師“放聲歌唱”的契機，且他的保留節目一成不變，每年必唱《走上這高高的興安嶺》，我一連聽了二三十年。（告別廳里始終沒有音樂，其實真應該播放葉老師演唱這首歌的錄音。）他跟我說過，如果天下所有職業讓他隨意挑選，他就選“男高音歌唱家”。

不過，葉老師的文字就是他的歌聲，就是他的男高音。改革開放時期，葉老師像外文所他那一代的許多老師一樣，積極投身于推開國門、解放思想的偉大事業，他們譯介國外的現代派文學經典，寫作充滿顛覆性的學術論文或報刊隨筆，夜以繼日，廢寢忘食，試圖把被耽擱的十幾年寶貴光陰再搶回來，把他們被誤導的文學觀和美學觀再扭轉過來。說葉老師翻譯的迪倫馬特劇作及其在中國的成功上演直接導致了中國當代話劇的一場革命，說葉老師主編的《卡夫卡全集》等書促成了不止一代中國人現代審美意識的覺醒，決非夸張之詞。如今在談起中國改革開放的思想資源時，我們往往會談到關于真理標準、關于所有制、關于“異化”、關于人道主義等問題的大討論，這些討論的確極大地解放了國人的思想，促成了中國社會的空前開放，為中國的現代化改革輸入了源源不斷的動能。不過也要意識到，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對外國文學、尤其是對外國現當代現代派文學的研究和譯介，也同樣發揮了強大的、無可替代的作用。很難想象，如果沒有袁可嘉先生主編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沒有李文俊先生翻譯的《喧嘩與騷動》，沒有柳鳴九先生編選的《薩特研究》，最后，沒有葉廷芳先生譯介的卡夫卡和迪倫馬特，中國當時的知識分子、作家以及廣義的文化人能從哪里獲得更為現代的審美意識，更為強烈的質疑精神，更為積極的創造激情呢。葉老師和他那一代的外國文學研究者在中國特定歷史時期所曾發揮的作用，甚至十分近似魯迅那一代人在五四前后的作為，但直到目前為止，能意識到這一點的人似乎還寥寥無幾，葉老師等人的歷史作用尚未得到應有的評估和確定。

真正與葉老師熟悉起來，還是在我們做了鄰居之后。1992年，我搬進勁松九區一套小小的兩居室，與葉老師家一墻之隔。葉老師睡覺打呼嚕是出名的，有一次我們一起去石家莊參加“世界文豪書系”編委會，當時開會都是兩人住一間客房，葉老師在登記入住的前臺就高聲問大家：“我睡覺打呼，有沒有不怕打呼的？”只見江楓先生聞聲而起，說道：“我也打呼，我倆住一屋。”當天半夜，我聽見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江楓先生，他夾著枕頭，抱著被子，垂頭喪氣地問道：“能在你們屋的地毯上湊合半夜嗎？”提到自己的鼾聲，葉老師總是面帶歉意，他也問過我：“我夜里打鼾不影響你吧？”葉老師的臥室與我女兒的臥室相鄰，女兒當時還小，也許沒聽到過葉老師有可能穿墻而過的鼾聲。葉老師喜歡呼朋喚友，有我們共同認識的朋友來訪，他就會叫我過去湊熱鬧，我這里的朋友聚會他也時常過來參加。記得有一次林賢治先生來京，我們一起聊天喝茶唱歌，唱到半夜，還引得樓下鄰居上來敲門抗議。

只有一只胳膊的葉老師幾乎能做一切事情，穿衣、做飯、系鞋帶，騎車、打球、用電腦，只要常人能做的事情他基本都能做。同事們對此習以為常，卻不知葉老師為此付出了多大努力，多少艱辛；所有人都把這當成葉老師抗拒命運的勇敢行為，但這其實也是葉老師與生活妥協的一種方式。葉老師會做飯，當然，土豆絲切得就像麥當勞的薯條，但味道還可以，不過他家的調料經常不夠用，他在晚飯時分敲我的門，通常是因為菜已下鍋，卻發現沒有了蔥姜。葉老師單手騎自行車，駕輕就熟，我們常一同騎車上班，沿東南二環輔路北上，向位于建國門的社科院騎行。過了廣渠門橋后有一段長長的下坡，每到此處，葉老師便低頭躬身，使勁踩上幾腳，然后任自行車飛速下滑，充分享受速度的激情，我有些緊張地跟在他后面，只見他左側空蕩蕩的衣袖頓時呈水平狀，在他身后上下起伏，就像一只舞動的翅膀……

因為在政協會議上主張取消獨生子女政策時的仗義執言，因為在國家大劇院設計方案確定過程中的舌戰群儒，因為在維護圓明園遺址的廢墟之美時的苦口婆心，葉老師給世人留下了一個強者的形象，“獨臂大俠”的稱號不脛而走。其實，葉老師也是害羞的，靦腆的。一次會議上，主持人在介紹嘉賓時高聲說道：“歡迎葉廷芳女士！”葉老師站起身來，會場響起一陣笑聲，只見葉老師滿臉通紅，卻并非因為被弄錯性別而惱羞成怒，——他坐下來之后對我說：“名字起得不好，有時會給別人帶來不便。”他是因為自己的名字給那位主持人造成的難堪而難堪。在一次所里舉行的評審會上，他力主的意見未能獲得多數票，只見葉老師用他僅有的手掌捂著臉，手掌兩側露出了漲紅的面頰。我們大多善于雙手掩面，因此掩蓋更多，而單手掩面的葉老師，卻會時常暴露出更多的面部真實和性格真實。記得在我即將從勁松搬去團結湖的時候，很少動感情的葉老師說了一句：“將來我們見面會越來越少了。”記得我有一次與葉老師一同看完一場話劇后開車送他回家，葉老師看著我開車的動作（當時我開的富康車不是自動擋），小聲嘀咕了一句：“看來汽車我是開不了的。”

2013年與葉老師在維也納大學

2013年，葉老師邀請我與他一同去奧地利，參加在維也納大學舉辦的“中國的八十年代——文藝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期間，在維也納大學校園，在多瑙河畔，在美泉宮，我倆有過一次又一次長談。他談到他的童年，他失去左臂的經過；他談到他在北大的求學，他的愛情；他談到他在十年動亂時期的經歷，他因此獲得的感悟；他也談到他對迪倫馬特的翻譯，對卡夫卡的解讀。但有意無意之間，我們的話題時常會轉向中西比較，中國和歐洲的宗教，中國和歐洲的建筑，中國和歐洲的生活方式，中國和歐洲的審美意識等等，都會成為我們的比較對象。漸漸地，我發現無論比什么，葉老師都堅定地站在歐洲一邊，我們之間因此也不時爭論起來，有時還爭得挺厲害。記得一天傍晚，我倆在維也納一家中餐館吃飯，我略帶調侃地對葉老師說：“中餐還是比西餐好吃一些吧。”葉老師聽出了我的弦外之音，突然面色沉重地對我說道：“中國不是沒有好東西，但是相對于歐洲人，中國人的現代審美意識、平等意識和創造意識普遍地還是要差一截，我是恨鐵不成鋼啊，所以有時候才有意地在走極端。”

其實，葉老師對于重修長城、重建圓明園的堅決反對，就是他深愛民族文化的拳拳之心之最好體現。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圍繞圓明園是否要恢復原貌的問題展開的爭論波及文物界、文化界乃至整個社會，葉老師積極介入，是反對派的主將，他連續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主流媒體發表了《廢墟也是一種美》《再論廢墟之美》《圓明園吊古》《民族苦難的大地紀念碑》等文章，旗幟鮮明地倡導“廢墟之美”，與有良知的文物專家、建筑學家們一道捍衛圓明園遺址的歷史價值，并在很大程度上遏止了蔓延全國的打著文物保護的幌子榨取文物價值的歪風。2014年，他的《廢墟之美》一文被列為北京高考語文卷試題，我在《北京晚報》上看到報道后第一時間打電話給葉老師，他在電話那頭興奮無比，因為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至少參加過這次高考的孩子都不會再支持重建圓明園了。”

葉老師是9月27日6時離世的，這兩天，網上流傳著大量緬懷葉老師的文章和葉老師的遺文遺像。在漓江出版社推送的《深切緬懷：翻譯家、德語文學研究專家、卡夫卡研究專家葉廷芳先生》的文章中，我驚喜地看到了我與葉老師的一張合影。我之前沒有見過這張照片，拍攝地點是中國社科院外文所，時間是2018年12月，當時我和葉老師一起參加漓江出版社舉辦的《春潮漫卷書香永——開放聲中書人書事書信選》（劉碩良先生主編）出版座談會。照片上的葉老師抬起手，在對我說著什么。這可能是我與葉老師的最后一張合影。

在我從北京醫院告別廳回到家里開始寫作這篇文章的時候，葉老師的身體已在八寶山殯儀館化作一陣輕煙，一抔灰燼，從此，他只用他的靈魂和他的文字與我們交往了，——他殘缺的身體幻化成了圓滿的靈魂，他終生的思想凝結成了不朽的文字。

葉老師一路走好！

2021年9月29日